今年上半年，圍繞著如何看待美國“新清史”研究，歷史學界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這可能是關于“新清史”的爭論中與媒體關系最緊的一次，特別是很多學術自媒體及以《澎湃新聞》為代表的網絡媒體，在這場學術論爭中表現出很大的影響力，令“新清史”研究從學術界內部的分歧，走向更廣的層面。

十分有趣的是，“新清史”觀點在中國大陸不斷產生影響，這與它在各個傳播平臺之間的轉換，是直接相關的。或者說，包括筆者在內，相當多的學界同人及文史愛好者所接觸的“新清史”研究，都是經過大陸傳播媒介重新理解和認知的“新清史”。這些爭論不一定都能如實反映“新清史”研究的主題，但卻提供了一個契機，展現了這個時代怎樣關注歷史、怎樣為歷史書寫而焦慮。

爭論：以《中國社會科學報》為平臺的四篇論文

這一輪爭論可以粗略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是《中國社會科學報》刊發的數篇文章，包括：

李治亭：《“新清史”：“新帝國主義”史學標本》，刊于4月20日第728期；

《“新清史”學派的著力點在于話語構建——訪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鐘焓》，刊于5月6日第734期；

劉文鵬：《正確認識“新清史”與“內陸亞洲”》，刊于5月13日第737期；

楊益茂：《“新清史”背后的學風問題》，刊于7月7日第761期。

從文章體例推測，這四篇論文可能是以“回應‘新清史’”的名義約稿的結果：學者們的表述，基本不是針對“新清史”研究中的某一個具體的問題進行闡釋、批駁或反思，而是針對“新清史”整體的情況給出一些自己的判斷和評價。當然，這一書面表達形式，削弱了交流的有效性。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講，“整體對整體”地評論一個學派，雖然舍棄了很多細節，卻讓讀者更清晰地看到不同學者心中對“新清史”的大概印象。這四篇文章，或許可以說各自代表了中國大陸研究明清歷史的學者解讀“新清史”的一種視角，盡管它們并不完全符合美國“新清史”研究的本意。

整體上講，李治亭、楊益茂兩文都帶有明顯的政治化特征，抓住“新清史”（尤其是羅友枝（Evelyn Rawski）《再觀清代：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文）在關于族群關系的論述中與中國大陸主流清史敘事不同的地方，著力抨擊“新清史”有否定清史、危害統一、誤導民眾等問題，強調“新清史”潛在的負面政治影響。李治亭一文的文風異常激烈，直指“新清史”“實無創新可言”，“全面顛覆中國歷史，全面否定清史”，“學術上荒謬，政治上危害中國的統一，必然激起每一個有正義感的學者的強烈反對”，不僅要求大家從思想上“拒絕”它，還要付諸行動，號召學界“揭露它的偽學術面目，肅清它在中國學界所造成的惡劣影響”。有好事者甚至去數了數，這篇一萬多字的文章里，感嘆號居然有88個之多，這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學論文里可稱是非常罕見的語言風格。楊益茂的文章相對要平和一些，至少沒有使用感嘆號，但行文之中也有語氣較為強烈的詞句，如稱新清史“肆意歪曲歷史真實”、是“詭辯”等等。

這兩篇文章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將歐立德（Mark Elliot）提出的“新清史”研究三大創新之處（全球視角，關注滿洲因素，重視滿語等少數民族語言）割裂，然后按照字面意思逐一反駁。例如，李治亭提到中國史學界很早就曾將西周奴隸制與希臘、羅馬奴隸制相比較，又認為中國在世界各國興辦孔子學院，令中國文化走出國門，這兩個例子足以證明中國歷史學早已有“全球化視角”，“新清史”研究在這一點上并不“新”。再如，楊益茂以中國大陸多年來一直收集、儲存、整理滿文文獻為由，認為大陸也很重視少數民族語言資料，無需“新清史”學者加以強調。

當然，揆情度理，歐立德描述的這三點，應該是從“新清史”具體研究出發歸納出來的特征，而不是孤立地界定“新清史”的界線——本來“新清史”的外沿也不是哪位學者能劃定的。例如，關于第一點，歐立德本意應該是“新清史”研究較之中國大陸清史學術研究，“全球化”的色彩更濃一些，而非“新清史”首次采用世界史的視角來審視中國歷史。這一點，李、楊兩位學者似有些誤解。

如果說李、楊兩文明顯偏重于政治訴求，那么鐘、劉兩位學者的文章則具有更多的學術討論意味。鐘焓先前曾撰《北美“新清史”研究的基石何在（上）——是多語種史料考辯互證的實證學術還是意識形態化的應時之學？》一文，比較全面地梳理了“新清史”與其理論背景如人類學、社會學之間的關系，并指出了“新清史”研究中的一些典型問題，如引用滿文文獻的“不均勻”現象（或者說，引用的滿文文獻并不能促進讀者的判斷）等。這篇文章的另一貢獻是對美國學者克勞斯蕾（Pamela Crossley）幾部論著的引文進行了檢查，發現有許多理解上的謬誤。克勞斯蕾雖然不以“新清史”學者自居，但她的研究同“新清史”關系很近，鐘文無疑是一種比較成功的批評。一般認為，該文是目前對“新清史”研究的正面回應中學術性最強的一篇。

而這一次《中國社會科學報》對鐘焓的訪談，內容與原論文的核心思想并無太大區別，更像是論文出發點的重新表達。鐘焓簡要概述了“新清史”學者在開發非漢語文獻時面臨的一些問題，認為“新清史”在運用史料上存在被高估的傾向。他以“想象的共同體”理論與清末出版史不契合為例，指出了“新清史”過于注重理論的推演、對理論的運用缺乏足夠背景考察的問題。此外，在這篇訪談中，他還強調了中國史學“四把鑰匙”在討論清史問題中的適用性，涉及中西學術的方法論問題。至于文章最后將“新清史”著力點放在“話語建構”而非“學術研究”上，由于已經并非歷史學學術研究所關心的內容，筆者就不多評論了。總之，鐘焓的這兩次回復，彼此是相互聯系的，側重于以民族史的知識背景、從學術史的角度評價“新清史”研究的來龍去脈，并提出了一些批判和思考。

而劉文鵬的論文，則側重于從“清史”這一領域的知識背景來反思“新清史”的立論是否符合清代的歷史脈絡。這篇文章比較精煉，基本濃縮了數年來清史學界從歷史事實的角度對“新清史”歷史書寫的質疑。劉文鵬指出，清初滿蒙聯盟僅限于東蒙古，不能涵蓋整個蒙古地區；入關前，滿人未在內陸亞洲取得全面勝利，即使是到了康熙初期，仍有布爾尼之亂，說明滿洲對蒙古的統治仍是不穩定的；滿人對內亞的最后勝利，得力于清代中期漢人從財政上的支持。最后，劉文鵬指出，并不存在一個有確切政治意義的“內陸亞洲”，附近民族也不存在統一的特性。這些論點，都能夠說明“新清史”研究對清代“內陸亞洲”特性的追尋，存在一定程度的偏離。

劉文鵬是中國大陸較早譯介“新清史”研究的學者之一，曾撰有《從內亞到江南——評張勉治〈馬背上的王朝〉》一文，是為“新清史”在中國大陸早期傳播過程中的一篇重要文章。可以看到，這兩篇論文雖然一為書評，一為整體回應，但核心貫穿的都是作為一個研究領域而存在的“清史”學界對明清時期歷史脈絡的把握，所使用的分論點，也都來自這一領域內的常見議題，如滿蒙關系、清準戰爭、清代財政改革等。筆者認為，如果在中國大陸，嘗試以一般意義上“清史”的知識儲備來評價“新清史”關于“內陸亞洲”的歷史書寫，那么大概不會超出劉文鵬這篇文章太多。

由于《中國社會科學報》的重要地位，加上李治亭文章的奇特風格，這四篇論文在歷史學界引發了相當大的影響，成為上半年歷史學學術討論的一大“事件”。不過，這里我們面對著思想與傳播之間的鴻溝——如果從學術交流的角度來看，鐘、劉兩文無疑是有助于學術思想交流的，但最后給人們深刻印象、并引起國內外史學界議論紛紛的，卻并非這兩篇文章，而是李治亭先生的宏文，以致歐立德向清史所（雖然李并非該所人員）去信詢問該論文的產生背景。

從這里可以看到，“新清史”更多的是一個傳播上的問題；人們從傳播的“新清史”只鱗片爪中尋找自己感興趣（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的議題，而對“新清史”原本觀點的體悟、交流，反而不一定能獲得足夠的重視。李、楊兩人明顯沒有讀過太多“新清史”研究成果，卻獲得了較多的關注，就是一例。而下文要談到的汪、姚之爭，這方面的特征就更明顯一些。

交鋒：汪榮祖、姚大力之爭

除《中國社會科學報》上的爭論外，另一組爭論則發生在互聯網媒體平臺上，主要參與者為大陸的元史學家姚大力和臺灣的近代史學家汪榮祖。

4月初，姚大力先生撰文，就汪榮祖先生主編的《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一書（內容大致為2012年臺北召開的“新清史”討論會議的論文）進行批評，認為“新清史”中頗有值得中國歷史學者學習之處，而“漢化”理論已屬“舊故事”。繼而汪榮祖亦撰一文《為新清史辯護須先懂得新清史》，回應了姚大力的批評。此后雙方又有往還，這一爭論由于參與者在學界均位望隆重，而格外引人注目。爭論中的一些典型論著、文章羅列如下：

汪榮祖：《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遠流出版，2014年。

姚大力：《不再說“漢化”的舊故事 ——可以從“新清史”學習什么》，《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5年4月5日；

汪榮祖：《為新清史辯護須先懂得新清史——敬答姚大力先生》，《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5年5月17日；

姚大力：《姚大力回應汪榮祖：略蕪取精，可為我用》，《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15年5月31日；

汪榮祖：《汪榮祖再答姚大力：學術批評可以等同于“打棒子”嗎？》，《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15年6月21日。

汪、姚之爭，異常瑣碎。特別是兩人的第二輪交鋒，頗帶意氣，已不全是歷史學觀點的闡發了。我們無需逐項臚列兩人的觀點和論據，而更應注意在爭論中雙方的關注點，而這些關注點反映出中國學者怎樣解讀“新清史”研究。

姚大力的立論基礎，在于清朝統治中的非漢族因素。例如，清朝對西北邊疆的管理方式，不僅與對漢地社會的管理不同，也和漢、唐等中國傳統王朝的統治方式有差別。姚先生進一步論述了非漢族因素在元、清兩個帝國中的巨大成就，認為元之宣政院與清之理藩院一脈相承，通過多族群彼此限制在特定區域內的方式，將“內陸亞洲”納入帝國行政管理，從而超越了漢唐以來始終不能有效統治西北的歷史困境。這些非漢族因素，是“漢化”觀點所不能解釋的。故而“新清史”學者超越漢化、把握住清代政治中的非漢族因素，實是歷史學的一大進境。最后，姚先生主張，“中國”存在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中國”是疆域之中的漢語人群和漢文化地區，而廣義的“中國”可以指中央王朝所轄的全部版圖，比如大清帝國之全部。

汪榮祖則試圖說明“新清史”（以及姚大力所理解的“新清史”）對非漢族因素的重視如何曲解了歷史。例如，如果漢人主體的“漢、唐、宋、明”和非漢族因素作用下的“元、清”各自構成清朝皇帝心中的歷史統胤，那么中國歷史便會被拆解為兩個對等的實體，這顯然不符合歷史事實——清朝統治者對漢文化的接受，是十分明顯的。再如，中國邊疆的拓展并非如“新清史”學者濮德培（Peter Perdue）所說，是殖民統治的結果，而是由于清朝在西北地區確保了政治秩序，這些地區才逐漸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對于姚大力對“中國”有廣狹之分的看法，汪榮祖表示反對，他認為歷史上的“中國”始終是一個泛稱，隨著疆域擴大，這個名詞所指的范圍也在不斷擴大。

十分有趣的是，兩人第二輪交鋒中，對“新清史”的正面引用或討論反而少了。姚大力在新的回復中，除了繼續辨析“全盤漢化”和“漢化”的定義外，只有在談到近年來西方學術界對“殖民主義”的全新界定時，尚與“新清史”研究稍有些關聯。至于汪榮祖的第二篇回復，意氣之爭已較明顯。討論已經接近文字游戲，在此就不展開了。

不過，汪、姚之爭雖然以辨析“新清史”而發，但可以看到，他們雙方對“新清史”的解讀，都因其個人知識背景，而有明顯的偏差。他們兩人的差異在于，汪榮祖采取的是近代史的視角，強調“國族”的主體性，將清朝看作是近代史的起源。特別地，作為民族主義最強力的支撐，近代史敘事必須確保國族概念在歷史上始終處于主體地位；而“漢化”的概念，恰恰為百川合流于國族主體提供了一種統一的歷史解釋。對于這一套敘事而言，一旦將一個作為整體的“國族”解構為“漢地”和“內亞”的對立，而且由于“漢化”被否認，“內亞”可以始終在國族主體邊緣保持獨立性，整個近代史敘事便有可能動搖，進而對中華民族一整套政治、文化體系產生潛在的隱患。這一思維方式，是由民族危機與民族復興這一歷史“元問題”決定的。正是由于這一緣故，汪榮祖才會如此激烈地反對“新清史”將“內陸亞洲”因素單獨提出來。事實上，在筆者看來，李治亭、楊益茂等學者如此汲汲于“新清史”潛在的“分裂”問題，也是出于相似的知識背景。

而姚大力采取的是古代史的視角，將歷史上其他朝代的非漢族因素搬到清朝來，視清朝為古代歷史的“復刻”和延伸。姚先生所舉的跟清朝對比的例子，是漢、唐、宋，而非近代國家，這完全就是一個中國古代史學者的知識譜系。對于大多數古代史學者而言，他們的研究領域與近代相隔較遠，無需在研究中直面“民族危機與復興”的問題，也就不必考慮某一論述是否會產生沖突。特別是近20年來，胡人在中國古代史中的作用，外來文化對中國歷史的影響，不斷被人們重視，如榮新江、劉浦江等學者已經進行了很多深入探究。姚大力說“漢化”是舊故事，正是因為在中國古代史領域，胡人和漢人共同締造中華文明，已經是一個誰都不會否認的結論了。在這一知識背景下，一個古代史學者根據自己的經驗，認為清朝像元朝一樣存在廣泛的“非漢族因素”、不應強調“漢化”的意義，也是很自然的。當然，清朝肯定不是元朝的“復刻”，清朝處于古代和近代夾縫之中的地位，遠較元朝復雜。

兩位學者所做的解讀很明顯帶有本領域研究習慣的烙印，但“新清史”研究的出發點，主要是西方人文社科學術傳統，其實與這兩個領域都沒有緊密關系。因此兩人在論爭中逐漸偏離“新清史”研究的主題，也就難以避免了。這也正是前面提到的一個議題：“新清史”本質上是一個傳播問題。

相當多的中國學者對美國社會科學的核心關懷相當隔膜，直接接觸到“新清史”研究，往往只能看到它在自己領域內的映像。還有很多人連領域內的映像也不一定能看到，他們只會看到“新清史”贏了還是輸了。汪榮祖在文章中提到，姚大力的《略蕪取精，可為我用》一文發表后，“在網上還有他的學生為之叫好，說他的姚老師‘抽’了我！”當然，即使是學術研究，有時也未必需要看到全貌才能引發思考，但如果想要更深地了解“新清史”研究，對這一研究正面地作出回應，仍需要盡量全面地接觸這一流派，盡可能看到它的全貌。

“新清史”帶來了什么？

以上本文梳理了本年“新清史”論爭的大體情況。從以上的討論中可以看出，實際上學界對“新清史”的了解仍是非常有限的。李治亭、姚大力的文章都花了相當篇幅來介紹“新清史”的產生背景，而類似內容其實2015年以前已經有很多人講過了。事實上，不僅通過直接閱讀“新清史”原始文獻來了解這一流派的人較少，就連譯介過來的“新清史”論著，能廣泛閱讀的人也不甚多。很多學者，仍是通過傳播中的只言片語來想象“新清史”的觀點，因而各種誤解也就不可避免了。

雖然學者紛紛發文熱議，但并非全部參加討論的學者，都從正面對“新清史”研究給出了意見。而從那些并不那么“全面”的討論中，我們能夠看到人們在關注“新清史”時懷著怎樣的歷史焦慮感：對于任何試圖重寫歷史、修改主流敘事的努力，學界都顯得異常保守和敏感，甚至訴諸政治上的批判。

事實上，“新清史”研究進入中國后，對它的政治批判就沒有停止過，一如以往的西方學術成果那樣。2013年梁展就曾發文批判“新清史”，其論調與李治亭相比并無很大差別。這不妨看作是時代思想的一個縮影。越來越多的意識形態爭論，仍在向歷史學施加著壓力；但也正是因為這些壓力，歷史學界才能在不斷反思中進步。“新清史”雖然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或許它不能為中國歷史提供最終的解答，但它至少可以成為一個契機，促使每一個讀史者去反思我們歷史的核心在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