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耀輝是香港著名填詞人，1989年發表人生第一首詞：達明一派的《愛在瘟疫蔓延時》（收錄在《意難平》專輯中），之后名作有：達明一派的《天問》、黃耀明的《忘記他是她》、梅艷芳的《艷舞臺》、王菲的《流星》、莫文蔚的《忽然之間》、方大同的《黑白》，等等。

周耀輝不光是個流行歌曲的填詞人，也是一位文化研究者。最近，他和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文化分析中心教授高偉云合著的《多重奏》在香港出版。在這本書里，他們介紹了香港流行音樂的生產全過程，也分析了粵語流行歌曲的發展。

澎湃新聞由此采訪了周耀輝。在很多人看來，如今粵語歌已經式微，不光好聽的歌曲難找，香港樂壇也是后繼乏人。但在周耀輝看來，粵語流行歌曲不是絕處，而是新生。

2008年，周耀輝在上海。CFP 資料

周耀輝先生是位革新者。他替華語歌曲填詞，亮點是那些新穎的角度、怪誕的選材。譬如有著大量口白的《天花亂墜》，這首歌的歌詞對于達明一派具有斷代意義，它之前的達明一派是純文藝的，逼格爆表，它之后，是文藝與俚俗的一國兩制：一個達明一派，各自表述。

周先生對待學術研究也是求新求變的姿態。他常年旅荷，做過很多關于通俗文化的課題，和荷蘭學者高偉云（Jeroen de Kloet）合寫的Sonic Multiplicities頗為典型。這本書首版于2012年，今夏在香港推出了中文譯本——《多重奏：香港流行音樂聲像的全球流動》。書的主體是粵語流行歌曲，也就是黃霑先生曾經以一篇博士論文探求其發展和興衰的Canto-pop。周高兩位，一反常態，研究粵語流行歌曲“如何存活在世上”，而非近來火熱的“如何衰敗”，觀點也唱了反調——“粵語流行歌曲不是絕處而是新生”。

澎湃新聞：《多重奏》這本書自從英文原版面世以來，在音樂圈，在樂迷那里，反響就不是很熱烈。原因不光是它的學術面目，還在于它的“錯軌”：大家希望您像黃霑那樣，寫一本嚴肅的探討粵語流行歌曲（Canto-pop）的書，結果您的學術熱情不在于此，而是以音樂為坐標，觀察它的政治、社會影響，比如粉絲文化，比如陳冠希的艷照門。您怎么看待這個“錯軌”？

周耀輝：簡單地說，黃霑做的是向內的，某個文化產業的研究，很集中粵語流行音樂行業當中的一切，偏向寫實，也比較固態。而我和高偉云想做的，是向外的，留意的是流動和轉變，想探討的是香港生產的流行音樂如何存活在世上。更基本的，我們想提出一種觀察文化的方法，提出一種對“現實”的想象。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提出了粵語流行歌曲不是絕處而是新生的觀點，這種樂觀情緒的根源是什么？

周耀輝：我們的確有理由樂觀。認為粵語流行歌曲已死或將死的人，往往是量化地看，是根據生產量和生意量而說的。假如不看量，看質，我們看到很多人在做在聽粵語流行歌曲。

具體地說，天王時代的粵語流行歌曲真的比今天我們碰到的（包括網上發表的）多元化嗎？還有，我在浸會大學教書，認識了很多自己搞樂隊的學生，我不覺得我們那一代有更多人這樣做。我去過工廠區某大廈，整層都是Band Studio。以前呢？

二，我不想悲觀，這大抵是我的性格吧，我從來不覺得悲觀有什么用處。我常常引用D.H.Lawrence一句話，大意是：我們活在悲劇的時代，更不能以悲劇的方式過日子。或者如魯迅所言：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澎湃新聞：就一個非常活躍的作詞人的觀察，您覺得您的樂觀情緒會否感染到香港的唱片公司，對粵語唱片的生產多一些信心？

周耀輝：我不敢抱著太大的期望，因為唱片公司始終以賺錢為依歸，有機會的話，我會跟他們表達我對粵語歌的看法，和熱情。至于對年輕人，特別是我的學生，我都鼓勵他們多用粵語創作，不為別的，就是為了這是自己熟悉的語言。最后，我最有把握的，就是要求自己繼續寫粵語歌，寫一些好的粵語作品。

澎湃新聞：粵語流行歌曲的式微原因復雜：盜版（體現在網絡時代是非法下載）、人才匱乏、行業短視、市場單一、社會老化，以及諸多政治因素。它是綜合情況下的問題，但是最近幾年，一種聲音越來越響，認為“1997年是粵語流行歌曲的終結”，弦外之音，政治是主導外力，您怎么看待這種觀點？

周耀輝：假如你說的式微，是錢和發片少了的意思，那你提出的種種都是原因。至于1997作為終結，我從來不覺得事情可以分得如此清晰，更常見的是千絲萬縷。我想，香港主權回歸，有人擔心這座城市的文化因此式微甚至消失，是很可以理解的。對陌生的事物，我們往往恐懼。反過來看，香港流行文化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成為全球華人追捧的對象，有那個時候很特殊的歷史因素，包括政治與經濟。后來，我們看到的不單是回歸，更基本的是中國經濟起飛，市場顯然就以普通話為重。從這個角度看，你可以說，香港流行文化的黃金時代其實是個歷史異數，一個幾百萬人的城市居然生產全球華人喜歡的文化？再問，為什么我們希望某一個城市的文化如此重要或說主導？我情愿看到中國不同地方都依然活潑地生產他們的流行文化。

澎湃新聞：我查閱了一下IFPI的資料，香港唱片業的大幅滑坡是從1996年開始的，1995年的零售總值是18.53億（港幣），1996年是16.91億，1997年是13.53億，1998年是9.16億。我想強調一下1996年，因為那年達明一派重組了，而且在當年的國慶節發了一張新專輯《萬歲萬歲萬萬歲！》，這張專輯有一個現象值得回味，有兩首國語歌，出產方式是從專輯里選出兩首粵語歌，然后重新填寫國語歌詞。這在達明一派的專輯史上是第一次，在當時的香港樂壇也是另類，當時的香港歌手，國語唱片和粵語唱片涇渭分明，夾花出品。請問，發生在達明一派身上的例外是藝人的概念要求，還是唱片公司的市場遷就？

周耀輝：我不清楚當中的情況，也有可能是新歌不夠，哈哈。我記得的是我們希望探討回歸下的香港移民潮，以歌來唱出走與留的掙扎，因此一曲兩詞，一粵一普，形式上已經體現了內容。

澎湃新聞：您怎么看待這種模式，它在新世紀成了某種主流，粵語唱片里加幾首國語歌，或者國語唱片里加幾首粵語歌。您是否做過研究，誰是這種模式的始作俑者？

周耀輝：沒有。我猜想，這跟成本效應有關，也是唱片公司想打開內地市場又不想放棄香港市場的策略之一吧。

澎湃新聞：《萬歲萬歲萬萬歲！》里的兩首國語歌詞，你填寫了《風黑風高（蛾摩拉）》，重溫老歌，我被兩句富于寓言味道的歌詞吸引住了：熱鬧的時候以為一直可以到盡頭/是我們的錯還是這個城市的詛咒。關于這個問題，您現在有答案了嗎？

周耀輝：不如我用達明一派比較近的歌《It’s My Party》其中的兩句做回應吧：繼續找精靈來繼續革命/慘得過我們想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