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伊朗的習俗，當一個遠游異國的人回到家鄉時，家人和朋友都會組織一場充滿愛意甚至帶著喧鬧和擁擠的歡迎儀式。歸鄉人可能是奧林匹克摔跤選手，是國家足球隊員，是在戛納獲獎的電影導演，或是在美國、德國旅居多年的叔伯姑嬸。

7月14日，伊朗在維也納與伊核六國就伊核問題達成全面協議，在這長達22個月的談判中，伊朗外長扎里夫領導的談判團隊功不可沒。可以想見，此刻的伊朗國內，民眾已經開始醞釀對“英雄凱旋”的熱烈情緒了。

核談判協議的最終達成并沒超出大多數人的預料，今年4月伊朗和伊核六國在洛桑簽署的框架性協議已經將內容基本敲定，最后階段各方爭執的只是各條款的執行時效。

協議內容可以大致總結為“限制伊核換解除制裁”，即伊朗削減現階段的核研發設施，以換取美國和歐盟國家逐步取消對伊朗的制裁。外界廣泛認為伊朗是迫于經濟制裁的壓力，才最終接受“P5＋1”談判協議；但從伊朗國內政治的角度來看，伊核問題的解決意義遠超過解除經濟制裁本身。

在今年4月，伊朗與伊核六國達成框架性協議后，迎接外長扎里夫回國的人群高喊出“遵從邏輯的部長，我們記得摩薩臺！”的口號。扎里夫在伊朗國內被譽為新時代的默罕默德·摩薩臺（Mohammad Mosaddegh），后者因為在1950年代出任首相期間推行伊朗石油產業國有化被公認為民族英雄。

由此可見，對于當下的伊朗人來說，發展核工業猶如過去的石油產業，是伊朗民族與生具來的權利。對他們來說，核談判協議的簽署，則是全世界對伊朗民族權利和尊嚴的認可。

伊朗保守派與改革派的分歧

伊朗和敵對多年的西方國家達成協議實屬不易，而伊核談判來自伊朗國內的阻力并不比談判桌上來得少。伊朗國內的保守派是反對核談判的主要力量。

在他們看來，任何可能達成的協議都將是伊朗政府對美國和歐盟的妥協，將動搖之前若干年伊朗核技術和核能力的根基；任何核談判都是對伊朗現有核專家以及被以色列等國暗殺的核專家烈士們的背叛。同時，保守派人士還強烈抵制國際原子能機構或其他國家的專家（敵人）參觀或檢查伊朗的核設施。他們認為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檢查是對伊朗軍事的間諜行為，而其檢查結果是虛構的不實信息。美國和歐盟等國家在核談判桌上對伊朗別有圖謀。

雖然保守派支持解除制裁，但是他們并不支持為了解除制裁而不講原則，他們認為伊朗的核談判者不應做出太多對伊朗不利的讓步。

在外界看來，伊朗的保守派普遍帶有強烈反美情緒，執著于政治伊斯蘭和伊斯蘭革命的普世性理想。事實上，伊朗的保守派并不將自己定義為“保守派”，而是自稱“原則主義者”，以區別于改革派的妥協態度。

在對外問題上，他們和改革派的主要分歧點在于如何界定“向外國勢力投降”，類似的爭論至少從哈塔米總統時期就開始了。

保守派認為，2002年哈塔米政府向外界公布納坦茲的秘密核設施構成了對國家的“背叛”。在2009年的總統選舉中，保守派支持者盡管尊敬改革派候選人穆薩維在兩伊戰爭期間作為總理的貢獻，但他們仍認為改革派是國外勢力通過“非伊斯蘭式”改革削弱伊朗的幫兇。

在爭論政策的過程中，保守派由于其強硬的“反霸權”立場往往在對話中占得上風，處于防守狀態的“改革派”在政策宣傳時也會自覺地披上“國家尊嚴”的外衣。當魯哈尼總統和扎里夫外長對伊朗國內媒體說“在談判桌上伊朗贏得了勝利”，他們并不是簡單重復宣傳口徑，更是在向伊朗人民，也向他們自己保證，伊朗的國家尊嚴沒有收到任何損傷。

在談判最終簽署后，魯哈尼將談判成果解讀為伊朗和國際社會改善關系的第一步，作為對他2013年的選舉承諾的兌現。這是一個讓保守派以及普通民眾都能接受的解釋，他并不希望激化與保守派的矛盾，以為今后的改革換取更多靈活性。

盡管勉強接受了協議簽署的既成事實，保守派對協議產生的效果還是有所顧忌。他們擔心的是改革派對手主導了伊朗核談判，后者很可能會抬高民眾對談判結果的期望值。

各個階層的伊朗人普遍對談判最終結果都有所期待，包括從用上進口洗衣粉和先進醫療技術，到國際社會寬松的簽證限制，甚至進一步的社會和政治自由化……

一旦改革派因為核談判協議達成而民意攀升，在2016年的議會和專家會議選舉中，保守派很可能將落于下風。

此外，協議本身也可能將伊朗的核工業置于不可逆轉的被動地位，即按照協議，伊朗在近年內不能進行核研發，更不能將其用于軍事目的。而國際社會對伊朗的制裁是根據伊朗對協議的執行情況逐漸解除，因此協議在具體執行層面尚存在變數。

核談判最終協議簽署以后，可以從伊朗國內改革派和保守派媒體的言論窺見兩派不同的心態。改革派媒體紛紛贊揚這一歷史性成果。《信任報》（ Etemaad）的頭條是“世界已經改變：12年談判達成協議”。《理想報》（Arman）的頭條題為“伊朗獲得世界尊重”，并稱協議為“本世紀最重要的新聞”，文章認為談判是“極其復雜的問題”，伊朗人最終用“尊嚴和力量”解決了難題。相比之下，伊朗最著名的兩份保守派報紙《世界報》（Kayhan）和《今日祖國報》（Vatan-e Emrooz）的頭條多少有點“潑冷水”的意味。前者的頭條是“等待協議執行”，文章認為協議簽署后的執行效果還有待觀察，后者的則是“協議的另一種解讀”，它列舉了協議條款有利于西方國家的部分。不過它們都稱贊了談判團隊“勇敢而忠誠”的辛苦工作。

事實上，不論是保守派還是改革派，都深知核談判的達成對伊朗利大于弊，這一點從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對核談判模棱兩可的默認態度就能看出來。他一方面支持核談判團隊作出的外交努力，另一方面也要求魯哈尼政府傾聽反對者的意見，要在全國精英層面形成討論，讓他們充分知曉最終協議的細節和利弊。哈梅內伊在談判期間的頻頻強硬表態更多地是在營造伊朗國內的強勢民意，以增加在談判中的籌碼；同時也塑造了保守派幫助改革派達成“更好的協議”的形象，避免伊朗社會和政治因為核談判產生嚴重分裂。

雖然協議內容還需要伊朗議會和最高領袖的最終審核，但面對緩和國際關系和制裁松綁的政治經濟紅利，除非美國國會否決了伊朗核協議草案，伊朗的政治家應該樂于接受這份不完美的解決方案。

“民族尊嚴”語境下的核談判

在伊朗國內政治中，關于核問題的討論就是在“誰忠于國家或者誰背叛了國家”這樣的語境下展開的。

核談判被視為持續守護伊朗主權的最新戰場，它常常被比作19世紀向沙俄割讓高加索地區的古利斯坦和土庫曼察條約、1908年沙俄哥薩克騎兵炮轟伊朗國會大廈事件、英美主導的1953年推翻摩薩臺的政變以及1980年伊拉克對伊朗的入侵。

機場歡迎群眾高喊“摩薩臺回歸”，外宣反復提醒國際社會“伊朗250年來從未侵略過任何國家”，外交官在各種國際場合要求有尊嚴的對話，這一切都源自伊朗在近代以來飽受外國干涉和鄰國背叛的創傷，苦澀的集體記憶成為這個國家奮發圖強的力量。

拋開實用層面的考量，伊朗人的核談判其實是一場事關獨立自主和民族尊嚴的斗爭，核談判的達成是伊朗人期待已久的民族和國家的勝利，它的意義超越了伊朗保守和改革兩派的分歧。

回顧歷史，伊朗在外交上的自負與強硬和它與生俱來的大國情結有關。研究伊朗的美國學者帕特里克·克勞森在《永恒的伊朗》一書中這樣寫道：“在伊朗的巔峰時期，伊朗統治者控制著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西部、中亞大部分及高加索。現今的許多伊朗人仍認為，這些地區是大伊朗的影響范圍。”“伊朗的小學在教授有關伊朗人淵源的歷史時，不僅提及到巴庫等城市，也提及更北方的城市，如俄羅斯南部的杰爾賓特。過去幾個世紀里，伊朗的統治權一度西進至現在的伊拉克。西方世界指責伊朗干涉邊界外的事務，而伊朗政府則堅稱，這只不過是對其過往的領土施加影響力。”這種延續傳承的對歷史的懷念，對他們的大國心態和“伊朗例外”心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遭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封鎖和排擠30多年后，伊朗期待以全新的大國姿態重回世界和地區舞臺，伊核談判協議的簽訂成為伊朗恢復正常國家身份的轉折點。正如魯哈尼的政治顧問哈米德·阿布塔勒比（Hamid Aboutalebi）在推特上所說，“伊朗與世界大國的互動比核議題本身更加珍貴。我們不應該讓它輕易流失。” 

（作者系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