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5日中午12時55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9歲。

悼念這位老人，人們首先想到的是那句耳熟能詳的話：“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這是在1980年代初代表百姓口碑的一句話。

這句話說的就是在1970年代末，經過1955年“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以來的瞎折騰，加上“文革”十年全民族的折騰，中國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占中國人口80％的農民吃不上飯，連基本的生存權都沒有保障。

安徽是折騰得比較厲害的省份。1977年，萬里到這個省擔任第一書記，農民的貧困，讓他吃驚。萬里曾回憶說：“我剛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萬多個生產隊，只有10％的生產隊能維持溫飽，67％的生產隊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約占25％，我這個第一書記怎么能不犯愁啊？”

萬里去山區看望農民，可老百姓不出來見書記，因為沒褲子，家里孩子藏在地鍋里頭取暖。萬里調研路上遇見一個挑著擔子的農民，他就停下車子問這個農民，你覺得你現在最需要的是什么？這個農民也不認識他，就拍著肚子說，只要少一點山芋（紅薯）干就行了。萬里就跟身邊的人說，你說我們的農民要求高么？！就這么一點要求，為什么不能滿足他們呢！

要滿足農民，其實不難，只要有擔當就好。當時，安徽小崗村農民已經開始自發地實行土地承包責任制，一年不但讓自己吃飽了肚子，而且還有余糧支援國家。

現成的例子在這擺著，能不能支持？敢不敢推廣？當年，老的社會主義觀念還在；一大二公的農村榜樣大寨的旗幟還在高揚。支持土地承包責任制，推廣包產到戶，實際上就處于其對立面。

作為一名政治家，萬里選擇了擔當。

1977年11月，萬里主持召開省委農村工作會議，制定了《關于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簡稱農村《六條》，“以生產為中心”、“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聯產計酬”，是這個文件的關鍵內容。

由此，萬里在安徽省所主導的包產到戶政策，成為中國農村改革的開始。“要吃米，找萬里”的話語開始流行。

怎么看萬里這種擔當？在準備寫作這篇悼念萬里的文章時，這個問題一直縈繞著。

為什么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在我們習以為常的敘事話語體系中，萬里在安徽的農村改革，常常被無端地拔高。當然，這也不僅對萬里是這樣，對其他有歷史貢獻的人的敘事，也是如此。

我們慣常的敘事方式是，要突出一個人的貢獻，首先要確立一個對立面。把對立面寫得越頑固，或者說越強大，越能突出我們要宣傳的人的形象。這種敘事方式，說到底還是浸潤在我們腦中的兩條路線斗爭的思維模式的表現——盡管我們不提兩條路線斗爭已經多年了。

說萬里在安徽的改革，面臨著眾多阻力，違憲，與中央農業學大寨的方針相違背，當然沒有人反對；說他對中國農村改革的貢獻巨大，當然也實事求是。但是，萬里支持農民，讓農民吃飽肚子，是否存在著再一次被打倒的危險？是不是說他的貢獻越巨大，他承擔的政治風險也就那么“巨大”？

同時代的人的作為，或可作為一種參照。

1977年2月7日，經華國鋒批準，“兩報一刊”（《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發表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4月10日，鄧小平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共中央，針對“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指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這是直接與時任中央第一把手相對抗的行為。鄧小平這樣做，是否存在著再一次被打倒的危險？

再說胡耀邦。胡在中央黨校副校長任上，發動了“真理標準大討論”，在中組部部長任上，開始了為歷次運動中的冤假錯案平反的舉動。胡耀邦這樣做，是否存在著再一次被打倒的危險？

萬里在安徽進行農村改革的時候，四川也在做這樣的探索。還有，稍微晚一點進行這種探索的，像內蒙古的周惠，貴州的池必卿，甘肅的宋平，等等，他們在這樣做的時候，是否存在著再一次被打倒的危險？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至少在鄧小平和胡耀邦那么做的時候，沒有想到存在這種危險；至少在周惠、池必卿、宋平那么做的時候——他們雖然比萬里晚一些做這樣的探索，但他們與萬里面臨著同樣的形勢，也沒有想到存在這種危險。

為什么他們沒有想到存在這種危險？因為到了1970年代中期，“文革”是好是壞，在像鄧小平、萬里、胡耀邦等多數老干部心中，已經明鏡似的；在全國多數人民心中，也明鏡似的。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去世后，盡管華國鋒擔當了黨政軍一把手，而且加上了“英明領袖”的稱號，但在中國，威權政治已經逝去了，人為強加上的“英明領袖”無法讓中國再回到威權政治的陰霾下。

失去了威權政治，也就不再使人有在威權政治下被迫害的恐懼感，就給各路諸侯，不管在中央如胡耀邦還是在地方如萬里等，留下了自我發揮權力空間。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的高級干部中，對“文革”，對那套斗爭哲學有反思的人，覺得順應民意比一切都重要。于是，萬里順應老百姓吃飽肚子的要求，率先開啟農村改革；與此同時，胡耀邦順應思想解放的潮流，順應廣大干部的要求，發動真理標準討論、平反冤假錯案。他們能夠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推行與現行中央政策相抵觸的政策，本身就說明他們有了一種行使自己權力的空間。哪里存在什么再一次被打倒的危險？

萬里的貢獻當然值得銘記，但在他去世后繼續以宏大敘事的方式拔高，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當然，這種拔高，還有著另一種效果，過分地渲染萬里在農村改革的貢獻，則掩蓋了他在其他領域改革的貢獻。

譬如，相比萬里在農村改革的作為，他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系統性思考，倒更值得大書特書。

1986年7月31日，萬里發表《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的講話。田紀云說，這篇講話不啻于一聲驚雷，振聾發聵，在黨內外引起了廣泛的強烈反響。

田紀云說的是實情。萬里這篇講話發表后，在當年的思想界引起過很大的震動，這種震動，甚至讓我們這些在學的學子們，好像看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曙光。

在講話中，萬里先從“科學”與“民主”的辯證關系來闡述“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的關系。他說：“在一個現代化的社會里，科學和民主是不可分的。沒有民主，談不到真正發展科學。沒有科學，也無從建立真正的民主。同樣，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也不可分。所謂決策科學化，首先就要民主化。”

他認為，在我國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這既有傳統價值觀方面的障礙，同時也從一個重要的側面反映出我國政治體制上的一個重要弊病，就是領導權力過分集中，決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民主，真正實行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

這個講話最精彩的地方，是指出為保障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對政策研究、決策研究也要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萬里說，“雙百”方針不能得到貫徹實施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過去往往把政治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理解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這樣的概念帶來很大的副作用。事實上，在許多場合下，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是很難分開的。“所以，關鍵不在于把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分開，而在于對政治問題，對決策研究本身，也應該實行‘雙百’方針。所有的政治問題、政策問題，都是應該進行研究的，在沒有作出決定之前，都是可以討論、可以爭鳴的。”“在領導部門就政策問題作出決定之后，大家都應當執行。”萬里把這個問題看作是社會主義高度民主的重要標志，認為：“如果在人民內部政治問題不能爭鳴，只能領導人獨鳴，又怎能談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

萬里接著說：“我認為，我們應該廣開言路，破除言禁，把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切實付諸實施。堂堂十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只要領導路線正確，政通人和，百業興旺，是不會被幾句逆耳之言或別有用心的人借某些問題的煽動搞垮的。”萬里還說：“領導人要尊重人們充分發表意見的民主權利，不要害怕別人講不同意見的話，甚至講反對自己的話。過去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是正確的，但還有點消極。積極的說法應該是：‘言者有功，聞者受益’。”

萬里提出的“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這個重要的課題，在后來的中共十三大報告和十四大報告中，都被確認為政治體制改革中必須加以解決的一個重要課題。而且，這個課題，至今需要繼續進行研究和加強。

與萬里同在國務院擔任副總理的田紀云，回憶萬里在中央的“改革歲月”中的作為時有這樣的概括：“80年代，萬里是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他與鄧小平、胡耀邦大思路一致，工作配合默契，在推動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方面也做出了杰出貢獻。許多重大改革措施都是由他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并頒布實施的。”“萬里同志是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忠實執行者，如果說小平同志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的話，那么，他就是高級工程師之一。”

田紀云的概括告訴我們，作為改革“高級工程師”，萬里在農村的改革僅僅是他在改革歲月中一小部分，而他主持國務院工作和全國人大工作的作為，則是大部。而且，農村改革，只要順應民意有擔當即可，但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則沒有現成的路子可走，需要踏踏實實的勇氣和探索。

可是，很多媒體在懷念這位老人時，都把“要吃米，找萬里”當成了萬里貢獻的大部。當然，此前出版界也有這樣的誤導，出版的有關萬里的書大都是講他在農村改革作為的，這樣就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萬里作為改革的“高級工程師”在其他方面的重要貢獻。譬如，上面提到的他對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貢獻，就常常被人忽略。

如今，萬里魂歸道山，要更好地追念他，傳承他的改革思想，超越農村改革全面梳理他在改革過程中的貢獻，才是當下應該做的事情。

（作者系《炎黃春秋》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