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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帥讀《帝國鐵都》︱紅爐與祖廟:佛山的社會經濟史

《帝國鐵都:1127-1900年的佛山》,羅一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2月出版, 488頁,198.00元
《帝國鐵都:1127-1900年的佛山》一書為羅一星成名作、博士論文《珠江三角洲傳統工商城市的發展形態:明清佛山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的擴展,圍繞著佛山民間鑄鐵權及其成就與帝國體制對佛山的管理運作而展開。一言以蔽之,明清佛山城市是民間鑄鐵權持有發展的結果,佛山模式則是民間鑄鐵權與王朝體制融合一體的發展模式。正如作者自序所言:“近年來,筆者在楊國楨教授開創的中國海洋文明史學體系下開拓課題,發掘了廣鍋海外貿易、佛山市舶、廣鍋采辦制度與廣炮鑄造等重大課題,填補了佛山史研究的空白。”作為早期區域史研究中不可替代的精準樣本,三十年前《明清佛山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一書成為早期華南研究重要的作品之一。近年來,作者北上燕京和沈陽,補上往昔缺乏官方檔案資料的短板,又查閱外國文獻史料,窮五年之功,寫出五十余萬言的《帝國鐵都》。作者進而感嘆,“佛山的歷史,不僅僅是一部嶺南社會經濟史,它也是一部中國內地與邊疆貿易發展史,更是一部世界海洋文明發展史”,是書《明代廣鍋的海外貿易》《明代廣鍋與九邊互市》《清代前期佛山市舶與海外貿易》等新增章節充分體現了作者的邊疆與海洋視野,故本文由此切入并評述廣鍋在南、北的暢銷,同時以祖廟信仰為線索梳理佛山城市的社會整合與轉型之路。
明清佛山鎮的崛起與繁盛,是中國城市文明史上的重要節點。“天下四大鎮”:廣東佛山、江西景德鎮、湖北漢口與河南朱仙鎮,分別以冶鐵、陶瓷、船碼頭、集散地等特點而聞名于明清時代,它們之間共有著一些與彼時郡縣不同的特質,如主體人口為工商業者、政治統治較為薄弱、民營手工業占主導地位等等。可以這樣說,“四大鎮”以其突出的經濟功能迥異于一般的州縣城鄉,是明清東南市鎮繁興與發展的最佳范本。五百年的紅爐風物,更是成就了佛山天下四大鎮之首的城市地位。
追本溯源,佛山的發跡實因其民間擁有“官準專利”的鑄鐵權。作者指出,佛山冶鐵業的興起與明代鐵礦業由官營轉向民營有莫大關系。明代所實行的爐戶制度,雖非官營,但卻為官準。廣東官府對爐戶的種種優惠政策,使其漸漸取得了部分鑄鐵的獨占權,但仍存在各地生鐵“另給票自賣或赴佛山鑄冶皆許”的情況,可謂是有官準而無專利。到了清代,佛山冶鐵業已是官準專利制度下民營爐戶的集約式經營方式。“官準專利”規定:兩廣所屬大爐,煉出鐵塊,限期盡數運往佛山發賣,由佛山爐戶一體制造鐵鍋、農具等。佛山的這個“專利”身份,也使其具有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蓋天下產鐵之區,莫良于粵,而冶鐵之工,莫良于佛山。”明代佛山冶鐵業就已名播天下,尤其是佛山所鑄鐵鍋,不僅暢銷九邊塞外,亦可遠販東西二洋。
南“貿”東、西二洋
在明代,廣鍋(明代官方對廣東佛山鐵鍋的稱謂)作為鑄鐵炊具的代表商品就已行銷海外。洪武定鼎之初,諸番貢獻畢至。當時東亞諸國鮮有成熟的鑄鐵技術,故洪武朝多賞赍諸國貢使鐵釜,各國也常以此為榮。永樂年間鄭和七下西洋,來自廣東佛山的廣鍋充當了國家禮品的角色。廣鍋在明前期的朝貢貿易中,在滿足諸國首領對鐵器器物追求的同時,一定程度上也強化了明王朝的中心地位。明中葉以后,朝貢貿易逐漸衰落,入貢國家日益減少,廣鍋的出口受到一定影響。在以月港為中心的隆慶開關后,東南沿海的民間貿易才又進入一個新時期。同時,原市舶司的職能也發生了很大轉變,從接待各國貢舶變成主要接待各國的商船。作者即以佛山市舶為線索,向我們展現了佛山海外貿易的另一面。
佛山市舶澳門商,百貨紛來自外洋。
見說每年五六月,白蠻黑鬼盡紅裳。
清人沈大成詩句反映出每年五、六月南風信風期,佛山市面便充滿了由澳門海舶載來的洋商百貨。佛山地處廣州往澳門的珠江后干道上,與澳門僅一水之隔,澳門洋商貿易可直接對接佛山港市,進而催生了佛山市舶。清廷撤藩之后,以皇帝姻親身份的李士楨被委任廣東廵撫,開始了對佛山市舶的進一步治理完善。首先,整頓市舶稅額,查禁私抽侵吞之弊病;其次,禁革總店,停征旱稅、移交海稅,并分拆洋貨行和金絲行;接著在管理運作上,廣東鹽市提舉司在佛山設立專官盤查鹽課,兼管市舶。作者還進一步對佛山市舶的洋商組織、港道航船以及商品稅則和類型進行概論,并將其衰落歸結于核心口岸、航路要沖等的轉移與清政府特許政策的變化。在廣州一口通商體制確立之前,佛山曾作為清前期嶺南地區重要的出口商品集散地,卻一度被歷史遺忘。作者將目光聚焦于佛山市舶與海外貿易的研究中,并認為經過這一百年(1650-1750)的發展,佛山完成了從傳統型市鎮到外向型市鎮的轉變和整合。
北“市”九邊重鎮
弘治末年,在明王朝北部邊疆形成了以遼東、薊鎮、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固原、甘肅為核心的九邊防御體系,它們所組成的防線直面北方各少數民族,對保衛京畿及內陸地區起到了重要作用。作為明廷的制邊利器,廣鍋不僅曾為瓦剌也先發動“土木堡之變”的借口之一,也以“廣鍋互市”促成了俺答入貢的隆慶和議。
明朝經略遼東,先后設立外夷衛所、朝貢和馬市,其中尤以開原馬市為重,廣鍋在此之中作為充市商品與主撫賞品。“虎俗視子女為一體,故衣食必共而不吝”,可以這樣說,鐵鍋和緞布支撐著遼東馬市二百余年的循環運作與發展。正統十四年,瓦剌也先大舉進攻明境,并隨后在土木堡大敗明軍,親征的英宗被俘北狩。既往學者研究中,對此事件多有評論。作者另辟蹊徑,以隨駕扈從、脫難回京的李賢《古穰雜錄》為依據,探尋出“禁售廣鍋”亦是造成此罹難的眾多原因之一。在明中后期俺答“隆慶封貢”的過程中,廣鍋再次扮演了重要歷史角色。為獲得基本生活所需的鐵器、布帛,俺答多次向明廷求貢,在多次議拒之后明朝陸續開放大同、宣府馬市。但馬市的成功開辦,并未能滿足俺答對廣鍋的大量需求,明代蒙古人對鐵的珍愛程度,超過鐵器本身的價值和漢人對鐵的認知。如元順帝的名字脫歡帖木兒,蒙語里即為鐵鍋之意。隆慶五年,明朝廷圍繞著俺答封貢與廣鍋互市進行了激烈辯論,最終將“廣鍋互市”確立為隆慶和議的重要內容之一,并在宣大總督王崇古的不斷努力下,相繼開放了宣府、大同和山西等邊鎮的廣鍋互市。有明一代,作為商品與撫賞品的廣鍋,在大量占有九邊市場空間的同時,提升了邊鎮馬市的商品價值,成為內陸朝貢體制的重要支撐。有詩云:
夷貨即入華貨隨,譯使相通作行賅。
華得夷貨更生殖,夷得華貨即歡忭。
祖廟的“神力”

廣東佛山祖廟
佛山祖廟,又稱真武廟,奉祀真武神,俗稱北帝。據屈大均《廣東新語》記載,“吾粵多真武宮,以南海佛山鎮之祠為大,稱曰祖廟”。佛山祖廟最初的名稱為龍翥祠,建于宋元豐年間,并隨著靖康南渡的嶺南移民潮,逐漸成為佛山社區最初的祭祀中心。元時,佛山最早的民居聚落九社也隨之建立。明洪武元年,佛山九社共同發布了祭祀龍翥祠玄天上帝的《九社公啟》:
天下神明,各有庇佑。唯我真武玄天上帝,乃佛山通鄉所賴,今始供奉于龍(箸)[翥]祠內。凡我九社之民,均沾神庥。故而人人樂捐,家家尊奉,世代傳承,薦享不輟。
九社以玄天上帝為尊,形成了佛山地區最早的儀式聯盟。需要說明的是,自九社共同體成立之初,內部就存在著差序的社區地位排序,其具體展現在每年的北帝神巡游中,作者將其歸因于各氏族入住佛山的先后之別。正統十四年珠江三角洲爆發了黃蕭養之亂,佛山在二十二老的領導下,以祖廟作為戰時指揮部,全堡上下團結一心,最終在官兵的援助下打破賊軍。鑒于祖廟在戰時的精神樞紐作用,鄉賢請封,隨后禮部正式將佛山祖廟列入國朝祀典,同時“龍翥祠”改稱“靈應祠”,佛山北帝崇拜也就藉此從純粹的民間祭祀進入官方祭祀的階段。本次勝利對佛山影響更為深遠的是,戰時以祖廟為指揮部的鋪區制度被承襲下來,達成了由“鄉里”到“鋪民”的身份認同意識轉變,即地緣關系代替了舊有的血緣關系。有明一代,佛山均處于自治狀態,沒有設立任何官府衙門。特別是黃蕭養之亂后,鋪區制度就一直在佛山延續,二十四鋪由里長、耆老自裁其事,如遇糾紛不決或佛山全境公事,則會鳩集于靈應祠內,發起“廟議”。在這其間,李侍問及其家族對祖廟的改造尤顯重要。從萬歷年間到崇禎年間,李侍問相繼建立忠義營、嘉會堂和文昌書院,并分別作為佛山地方武裝中心、行政管理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而祖廟就是上述三大中心的中樞所在。通過李侍問新興士紳集團對佛山社會的重新整合,使得祖廟的“廟議”功能得以延續,并走上了制度化發展的軌道。在不斷的公共事務處理過程中,祖廟掌握了凌駕于各宗族之上的公權力,充當了某種意義上的“官衙”功能。
明代的嘉會堂在清初日漸衰落,祖廟也一度淪為八圖土著各族的公共祠堂。進入清代,僑寓商民大量涌入,在佛山設肆營生,佛山八圖土著也面臨著宗族組織解體的危機。受佛山經濟組織的雙重分化影響,佛山的政治組織也發生了分化與重組——大魁堂成了整個佛山社區的權力中樞。通過對大魁堂社會功能與值事身份的探究,作者認為其是清代佛山土著里排勢力下降、僑寓和士紳勢力抬頭的產物。與此同時,佛山土著居民也嘗試著重構地緣組織,成立了一個包括明代八圖各氏族的“八圖公館”(又稱八圖祖祠),欲藉此抵抗僑寓的侵占,但收效甚微。由明至清,佛山祖廟及其設立在祖廟內的嘉會堂和大魁堂,作為官府治理之外的民間信仰中間與自治機構,不僅身兼道德象征與信仰祭拜,還承載著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職能。正如作者所言,明清時期佛山有過三次性質不同的社會整合:一、明正統至景泰年間,建立鋪區制度,由鄉老領導,以祖廟為中心,使佛山各個宗族在地緣關系上聯系起來;二、明天啟至崇禎年間,由新興士紳集團領導,建立嘉會堂、忠義營,重修祖廟;三、清乾隆年間,吸收僑寓人士加入權力核心,重新分配公共利益,官府參與調解,建立大魁堂,建立義倉,祖廟祭祀圈擴大。
在佛山神廟體系與多重祭祀圈的論述中,作者進一步指出祖廟把眾神廟整合為一個呈金字塔型的神廟系統,祖廟居于全鎮核心位置,祖廟下的主廟、公廟和街廟(含社壇)皆有各自所處的層次和范圍,且其信仰圈也曾波及整個珠江三角洲。明清佛山體量龐大的佛寺道觀,皆統于一尊,即歸屬于祖廟的無上權威。祖廟對諸廟的整合,是一個持續不斷且多頭并進的歷史過程,諸廟分布的范圍每擴大一點,祖廟的地位就抬高一步,進而將其納入祖廟的勢力范圍。
佛山祖廟的“神力”,源自于通鄉所賴的玄天上帝,加深于公共事務的處理過程之中,并神化為諸廟之首、萬事皆可仰。可惜的是,今日這份“神力”恐怕已經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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