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有一次在公園，看見一個孩子飛奔向前，不出意外的被腳下的什么絆了個狗啃屎，后面的姥姥追了上來，連忙拉起孩子，拍打著灰塵，孩子同樣不出意外的大哭起來，姥姥為了平復這場“災難”，用手用力的打了一下那個絆倒孩子的東西，對著孩子說，這東西太壞了，把寶寶弄疼了。

在《阿Ｑ》正傳里面，有兩處有趣的段落——

阿Ｑ自然更自負，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三寸寬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莊人叫"長凳"，他也叫"長凳"，城里人卻叫"條凳"，他想：這是錯的，可笑！油煎大頭魚，未莊都加上半寸長的蔥葉，城里卻加上切細的蔥絲，他想：這也是錯的，可笑！然而未莊人真是不見世面的可笑的鄉下人呵，他們沒有見過城里的煎魚！

阿Ｑ本來也是正人，我們雖然不知道他曾蒙什么明師指授過，但他對于"男女之大防"卻歷來非常嚴；也很有排斥異端——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類——的正氣。他的學說是：凡尼姑，一定與和尚私通；一個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誘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講話，一定要有勾當了。為懲治他們起見，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視，或者大聲說幾句"誅心"話，或者在冷僻處，便從后面擲一塊小石頭。

在阿Ｑ那顆自負卻又幼小天真的心里，凡不和他心意的，就是傻的、沒見過世面的，凡女人與男人接觸，就是壞的。

美國社會學家約翰·李維·馬丁在《領悟方法》中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觀點：

對自己喜歡的人，我們用他們自己找的那些理由來解釋其信念；對自己不喜歡的人，我們對他們的信念的解釋則是“他們不是傻就是壞”。他們的信念需要解釋，因為這些人的信念不合情理；我們的信念不需要解釋，因為這些人的信念合乎情理。

像“他們不是傻就是壞”這樣的論斷，在生活中簡直多到會讓人一度以為這是種有著堅實理論基礎的判斷方式。

人們常常會說，明明有更好的路，他為什么不走，他是不是傻？顯而易見的東西為什么他就是看不到？為什么他這么對我，一定是不懷好意；美帝為什么這樣，他們就是太壞了。

如果我們拋開這種表面化的、帶有情緒化的論斷，深入其后，這些情境究竟表現的是什么內涵呢？

簡單來說，就是在兩種觀點或兩種行為（我的和他的）發生沖突，或者可比較的時候，人們如何維護自己的觀點，或如何打擊對方的觀點。

如果說對方傻，潛臺詞就是，我的觀點或我的行為要明顯優于你的，但至于說你為什么沒選擇我這一邊，根本的原因就是你傻，你看不出來而已。

說對方壞，潛臺詞就是，雖然你不傻，你能看出你跟我的觀點或行為的對立，但你選擇在那邊，是因為你的意圖就是要跟我作對，哪怕是我的觀點或行為是絕對正確的，你都非要站在對面。

當然，如果比較起來這兩種判斷，明顯說對方壞要比說對方傻更有殺傷力。美國一名律師邁克·戈德溫就曾總結出一個論點——當一個對立的討論不斷延展時，參與者用納粹或希特勒來類比對方（納粹或法西斯類比）的概率會趨于1，也就是100%，簡直沒有例外。

“在線上討論不斷變長的情況下，把用戶或其言行與納粹主義或希特勒類比的概率會趨于1（100%）”。喬治·奧威爾在《政治與英語》中也曾提到，法西斯主義的新定義，已然在很多時候變成“任何你所不同意的東西”。過度的使用導致廉價，在將來，每個人都會成為15分鐘的希特勒。

那么這種必然會升級為“罵街”式的討論，究竟是參與討論者的能力不足，還是另有其更深的原因呢？

維特根斯坦在《論確定性》中的一小段論述，在排除了參與討論者的個別特殊情況之后，為我們揭示了人們在不同觀念交鋒當中可能走的束手無策的境地——

我用物理學里的命題來指導自己的行為，這樣做錯了嗎？我應該說這樣做沒有好的根據嗎？但這不正是我們所謂“好的根據”嗎？

假設我們遇到一群人，他們不認為物理學是個強有力的理由。這種情景該如何想象呢？他們不是向物理學家咨詢，而是求教于神諭。（因此我們覺得他們原始落后。）他們求教于神諭，并由神諭來指導自己的行為，這是錯誤嗎？——如果這是“錯誤的”，那我們豈不是以自己語言游戲為基地，來打擊他們的語言游戲嗎？

我們這樣打擊，是對還是錯呢？當然我們有各種各樣的口號可以用來支持這樣的行為。

當兩種不可調和的原則遭遇時，一方都會把另一方稱為傻瓜和異端。

我說我會“打擊”對方——但我不是會告訴他們理由的嗎？沒錯，可理由能一直給下去嗎？理由用盡，就只剩下勸導。

原來這個“他們不是傻的就是壞的”，還可以追溯的維特根斯坦。但他所揭示的就已經跳脫出具體的某一些觀點的交鋒當中，維特根斯坦敏銳的發現了一個可能會帶來一些絕望氣息的觀點——有一些討論在根本的邏輯層面，不僅是無效的，甚至都是無法進行的。

在分析維特根斯坦的發現之前，可以先借用人類歷史上一個重要的爭論，來去形象化的感受一下維特根斯坦的抽象思維。

在十六世紀之前，西方的宇宙觀都認為宇宙是一個雞蛋式的封閉空間，地球就像蛋黃穩居宇宙的中心，所有的天體就在蛋清的范圍內圍繞著地球轉動。以托勒密為首的天文學家們以此將地心說發展成一套復雜的天文理論，能夠非常準確地預測天體運動。

但在這個理論中，依然有很多無法解釋的天文現象，針對這些無法解釋的問題，哥白尼提出了一種新的設想。在1543年出版的《天體運行論》中，哥白尼提出，地球每天自轉一周，每年繞太陽公轉一周，由此很多已知的觀測到的現象便可以得到更好的解釋。

又過了幾十年，伽利略用最早的天文望遠鏡，為哥白尼的理論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他揭示了月球上的山巒、木星的衛星，讓人類第一次可以放眼地球之外，傳統的宇宙觀即將崩塌，新的宇宙觀躍躍欲試。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伽利略被教廷指責為異端，并于1615年前往羅馬為自己的觀點進行辯護，這也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辯護。而他的對手，即代表梵蒂岡起訴伽利略的，是著名的紅衣主教貝拉明。

據說當年伽利略請貝拉明用望遠鏡自己觀察，答案貝拉明拒絕了，并聲稱自己對于宇宙的理解有更好的證據，即《圣經》本身。

對于每一個承襲了伽利略觀念的現代人來說，都會直觀的嘲笑貝拉明主教的做法。但哲學家羅蒂卻對這一段歷史發表了如下評論：

可是我們能不能就因此說，紅衣主教貝拉明用來反對哥白尼的那些考慮因素（即《圣經》中對宇宙組成的描述）是“不合邏輯的、不科學的”？……（貝拉明）為自己的觀點辯護道，我們有獨立的（《圣經》上的）證據認為宇宙大致是托勒密式的。他使用的證據是不相干的嗎？因而把證據局限于《圣經》就是“不科學的”嗎？是什么決定了《圣經》上的內容不是研究宇宙構造的絕佳證據？

對此，羅蒂也并不是在為當年貝拉明的觀點進行辯護，作為建構主義的羅蒂，實際上在強調的是貝拉明對自己觀點捍衛的這種行為本身并不能被看做荒唐的，我們不能用我們所持有的觀念體系，來去徹底否認另一種觀念體系。

再次回到維特根斯坦的論述中，一切似乎就更加明晰。當物理的觀念體系和神諭的觀念體系相碰撞時，不考慮其中的具體的情況，在邏輯或者語言的范圍內，當物理體系攻擊神諭體系“不科學”的時候，實際上是在說——根據自己的物理體系，神諭體系“不科學”，這是顯而易見的。但反過來，神諭體系同樣也可以說，根據自己的神諭體系，物理體系“不神圣”，這也是無可辯駁的。

這樣一來，就陷入了維特根斯坦所說的“以自己語言游戲為基地，來打擊他們的語言游戲”。

不過，維特根斯坦也沒有僅僅把這個問題歸結到語言上，語言是思維的表象、工具，同時也能夠對思維進行塑形。這個問題最根本的落腳點，還是在人類思維的模式上，即對因果關系的一種執著與幻象。

我們如果希望說服別人，那么就需要拿出一定的根據，這個根據最好是我們兩者都認同的才行。但我只能提出在我的觀念體系里，被我認可的根據，我怎么會拿出一個我不認可的根據來說服別人呢？

但問題就出在這，我體系中的根據，在對方的體系中可能有，但也可能找不到。一旦這個根據在對方的觀念體系中不存在的話，這種說服就是無果的，其實本質上是不可能完成的。

就好比物理體系說神諭體系，在物理體系的規則下，神諭體系是不對的，這不等于用自己證明自己么？這依然沒有證明，在物理體系之外，神諭體系是否不對。除非能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論證這世界除了物理體系之外，再無其他體系。但這等同于在物理體系內，去跟無數個神諭體系進行辯論，依舊是無果的。

這就回到維特根斯坦最終的結論，如果我們需要理由來說服對方，我們就要不斷的去追溯理由，“沒錯，可理由能一直給下去嗎？理由用盡，就只剩下勸導”。最終的結果，在兩個完全不同的觀念體系的爭論中，要么就是彼此說對方是傻的、壞的，要么就是勸導，想要用說理來贏得對方的認可，是完全不可能的。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類爭論都是這個宿命，大多數時候，人們需要先取得觀念體系的共識之后，再進行討論，這樣的討論是有效的，也是有價值的。比如在公認的科學體系內，去探討科學的問題，這有助于科學觀念的增長。

但另一方面，還有很大一部分爭論，參與者是站在河的兩岸，一邊都是植物類的，他們以土地為生，于是他們把土地丟向對方，一邊都是動物類的，他們以植物為生，他們把植物丟向對方。雙方都拿不到自己需要的證據，也就無法彼此說服，這種爭論不僅是無效的，更是無價值、無意義的。

那能不能跳出觀念體系，從某一種第三方角度來去衡量，比如效果。這種想法的確是解決問題的一個思路，但不同觀念體系對于效果的認識、預期甚至判斷也都是不同的。比如中醫和西醫，西醫能夠快速見效，但在中醫的體系中，這種見效也是沒見效，即治標不治本。所以一旦兩個觀念體系處在互相排斥的情況，就很難找到能夠橫跨此岸河邊的橋梁，來去論證二者之間的對與錯。

也正是由此，在那些無法融合的觀念體系發生爭執的時候，最終雙方只能甩下一句狠話，要么就是你傻，要么就是你壞。雖然結果早已注定，但很多人在這些爭論中樂此不疲，看看如今輿論場中那些針對中美關系、兩種制度的比較等大放厥詞的人，就知道有多人喜歡在一個“非傻即壞”的結論中尋求理性征服的快感了。

與其在這些源自人類思維、理性、語言中的根本性的無法調和的問題上糾結，倒不如在說對方傻和壞的時候，偷偷的看看他們聰明和善良的一面，可能會對自己所在一方的生活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