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院7月12日高調介入中國警方拘留涉嫌犯罪的“維權律師”一事，指責中方“有組織扣留”一些“和平捍衛他人權益”的人士。美方的這一“定性”與其以往在人權領域向中國發難一脈相承。

然而區別是，過去中國比較弱時，美方的指責像是“人權大棒”，如今它的指責像是粘在中國人腳底的一塊泡泡糖。不會有人認為美國務院的這番話有什么實際作用，它只會讓中國多少有點不舒服，其程度同鞋被臟東西粘在地板上差不多。

這件事是中國的內部事務。這句話的含義之一是，讓對鋒銳律所涉案律師的抓捕得到中國律師界更廣泛的理解，讓此事最大限度地促進中國民主法治建設，比我們思考如何回擊美方的指責或許更重要。

毋庸諱言，律師界內有人對警方的這次行動存在困惑，這或許有一部分來自于行業內部的“同病相憐”，就像有記者犯案被抓時，新聞圈內會天然多一些人覺得有必要幫著說幾句話。還有一部分來自對民主和法治邊界的長期爭議，不能不說，西方價值觀近年來對這個領域滲透了大量影響，使得一些相當重要的基礎性共識遭到了破壞。

少數死磕派律師的行為違反了法律，這需要通過法庭的審理最終確認。如果最終裁決支持警方行動，還需要通過有說服力的傳播，讓一些存在困惑的律師看到相關證據。整個過程的公開透明十分重要，因為此次行動的意義不僅是打掉一個“嚴重犯罪團伙”，它還要幫助其他死磕派律師和公眾共同厘清正當維權與違法滋事之間的界線。

美國務院宣稱被抓律師是在“合法地挑戰政府政策”，這種主張是西方勢力與中國死磕派律師和他們支持者彼此呼應的支撐點之一。必須要摧毀這樣的支撐點，但摧毀它們的方式不能是大批判，而只能通過對被抓者依法進行公開、公正的審理來實現。

由于深受西方影響，中國國內會有少數人對抓捕犯案死磕派律師一直抵觸到底，但大多數人會接受法庭審理傳遞出的信息，因此這是中國社會通過具體案例就何為法治形成和擴大共識的一個機會。

除了美國務院，臺灣、香港一些極端力量也出面指責內地公安的抓捕行動，客觀說，它們的表現令內地公眾反感，民間會有一些人認為，被這些外部勢力支持，說明被抓者的確不是什么“好人”。

然而國家的處理要跳出外部因素的干擾，要堅守事實，堅守法律程序。全球化環境下，中國內部的反體制因素有可能與外部因素產生相當錯綜的勾連，它們哪些是對此案有定性意義的，哪些是普通意義上的，一定要區別開。

打掉一個有“維權律師”涉嫌參與的犯罪團伙，不僅要實現中國社會治安的進一步平穩，還要力促國人在中西意識形態的爭議點上更加自信和團結，這既是法律和治安之戰，也是人心爭奪戰。而我們向后一場戰役的投入程度，一點也不應當比對待前一場戰役的認真程度低。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違法犯罪者都須受到懲處，哪怕這當中有一些人是律師。讓接下來無可挑剔的司法辦案過程來證明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