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蔣夢麟是北大在任時間最長的校長，親歷了近代七十年每一件大事，他的人生本可謂是一部微觀的近代史。

所以胡適會說，“他（蔣夢麟）是一個理想的校長，有魄力、有擔當，他對我們三個院長說：辭去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

沈君山會說，“蔣夢麟先生是思想家、教育家，也是行政的長才。三十出頭就代理蔡元培先生為北大校長，后來真除，又在政府擔任過教育部長等職。茫茫中國，何去何從？他是有相當的感慨的。”

在《激蕩的中國：北大校長眼中的近代史》（九州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中，蔣夢麟娓娓道來他成長的故事，同時也映照出百年來的中國近代史。從傳統濃厚的余姚到開放繁華的上海，眼見社會的種種變化；再到留學海外，感受文化的差異，思考國族的未來；最后回國投身教育事業……他始終秉持著一種難能可貴的精神，掌握著北大之舵。

澎湃新聞經授權摘編該書關于抗戰（二戰）的記錄相關章節。

1.“飛虎隊”在我們頭上軋軋掠過

炸彈像冰雹一樣從天空掉下，在我們周圍爆炸，處身在這樣的一次世界大動亂中，我們不禁要問：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為什么會發生呢？

過去幾十年內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情自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任何事情有它的起因。本書的大部分是二次大戰將結束時在昆明寫的，當我暫時忘掉現實環境而陷入沉思時，我常常發現一件事情如何導致另一件事情，以及相伴而生的政治、社會變化。昆明是滇緬公路的終點，俯瞰著平靜的昆明湖，城中到處是敵機轟炸后的斷垣殘壁，很像龐貝古城的遺跡。我在這邊城里冥想過去的一切，生平所經歷的事情像夢境一樣一幕一幕地展現在眼前；于是我撿出紙筆，記下了過去半世紀中我親眼目睹的祖國生活中的急劇變化。

當我開始寫《西潮》的故事時，載運軍火的卡車正從緬甸源源駛抵昆明，以“飛虎隊”聞名于世的美國志愿航空隊戰斗機在我們頭上軋軋掠過。發國難財的商人和以“帶黃魚”起家的卡車司機徜徉街頭，口袋里裝滿了鈔票。物價則一日三跳，有如脫韁的野馬。（前言p1）

2.成千成萬的緬甸華僑沿著滇緬公路撤退回中國

珍珠港事變以后，同盟國家節節失利。香港、馬來聯邦和新加坡相繼陷落，敵軍繼續向緬甸推進。中國趕派軍隊馳援印緬戰區，經激戰后撤至緬北的叢林澤地，有時還不得不靠香蕉樹根充饑。尤其使他們寢食難安的是從樹上落到他們身上的水蛭，這些吸血鬼鉆到你的皮下，不動聲色地吸走了你的血液。你如果想用刀把它拉出來，它就老實不客氣連肉帶血銜走一口。對付這些吸血鬼最好的辦法是在它們身上擦鹽，但是在叢林里卻又找不到鹽。在這種環境下，唯一的辦法是用手死勁去拍，拍得它們放口為止。

成千成萬的緬甸華僑沿著滇緬公路撤退回中國。敵機沿途轟炸他們，用機槍掃射他們，三千婦孺老幼就這樣慘死在途中。難民像潮水一樣沿滇緬公路涌入昆明。街頭擁滿了家破人亡的苦難人民，許多公共建筑被指定為臨時收容所。經過二、三個月以后，他們才逐漸疏散到鄰近省份；許多人則直接回到福建和廣東老家。

八萬左右農民以及男女老幼胼手胝足建筑成功的滇緬公路現在已經因另一端被切斷而告癱瘓。一度曾為國際交通孔道的昆明現在也成為孤城，旅客只有坐飛機才能去印度。二十五萬人加工趕筑的滇緬鐵路，原來預定十二個月內完成，但是部分筑成以后也因戰局逆轉而中止了。中國已與世界各地隔絕，敵人從三方包圍著她，只有涓涓滴滴的外來補給靠越過世界駝峰的空運在維持。中國就在這種孤立無援的窘境中堅持到底，寸土必爭，直到戰事結束為止。（前言p2）

3.抗戰的思考

自從盧溝橋的槍聲劃破長空，中國的局勢已經引起全世界人士的注意。國軍在淞滬、臺兒莊以及長沙的英勇戰績，已經贏得全球中國友人的同情與欽敬。在未來的歲月中，中國勢將在國際舞臺上擔任眾所矚目的角色。這些年來，愛護中國的人士未免把她估計得太高，不了解中國的人士則又把她估計得太低。無論估計過高或過低，對中國的關切是一致的；而她幾乎孤立無援地苦戰八年之久，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在這漫長痛苦的八年中，她與具有優越的武器，嚴密的組織以及宗教的愛國熱狂的強敵相周旋，愈戰愈奮，始終不屈。

不論是本身的努力，或者友邦的援助，都不能使中國在旦夕之間達到現代工業化民主國家的水準；但是她的敵人也不可能在幾年之內，甚至幾百年之內，滅亡她。在未來的歲月中，中國將是舉世人士注意力的焦點，因為未來的和平與中國之能否臻于富強是息息相關的。

中國怎樣才能臻于富強呢？這個問題必須由她自己單獨來解決。友邦的密切合作固然可以加速她的成功，但是她必須獨立擔負起使自己成為世界和平支柱的責任。

中國既不是一個天神般萬能的國家，也不是一個低能的毫無作為的國家。她是一群有感情、有思想的凡人結合而成的國家。他們有愛、有恨；有美、有丑；有善、有惡；有成就、有失敗；有時充滿希望，有時陷于絕望。他們只是一群平平常常的人，世界人士不能對他們有分外的要求和期望。中國沒有解決一切困難的萬應靈丹，也沒有隨心所欲脫胎換骨的魔術。如果她已經有所成就的話，那也是平時以汗，戰時以血換來的。

4.七七事變

未改名北平以前的北京是文化活動和學生運動的中心，易名以后則變為中日沖突的中心。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之初，北平附近事端迭起，戰事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七月七日的晚上，終于發生盧溝橋事變。日軍在夜色掩護下發動攻擊，從盧溝橋的彼端向北平近郊進襲，城內駐軍當即予以還擊。

戰神降臨北平時，我正在廬山。當時蔣委員長在這華中避暑勝地召集了一群知識分子商討軍國大事，有一天午后，天空萬里無云，樹影疏疏落落地點綴著綠油油的草地。蔣委員長曾經為他的客人準備了許多簡單雅潔的房子，我吃過午飯正在一幢單開間獨立的宿舍里休息，一面眺望著窗外一棵枝葉扶疏的大樹，一面諦聽著枝頭知了的唱和。忽然《中央日報》程社長滄波來敲門。告訴我日軍在前一晚對盧溝橋發動攻擊的消息，我從床上跳起來追問詳情，但是他所知也很有限。

我們曾經討論可能的發展。因為我剛從北平來，他問我，根據我所知道的北平情況，對時局有何看法。我告訴他，以我對當地日軍司令官的印象以及他們的保守見解來判斷，這次事變似乎仍舊是地方性事件。日本的計劃似乎還是蠶食中國，一時恐怕尚無鯨吞的準備。但是蠶食的結果，日本很可能在數年之內即根深蒂固地盤據華北而無法撼其分毫，到那時候，長江流域也就危在旦夕了。日本已經以漸進的方式吞噬東北而進窺華北，將來華北對華中華南的局勢亦復如是。同樣的方法，同樣的過程。這似乎就是日本對付中國的政策。

戰事斷斷續續相持了好幾天。十二天以后，北平城外的零星戰事仍在進行，蔣委員長在牯嶺對幾千名在廬山訓練團受訓的將領演說，認為日本即將對中國發動全面攻擊，呼吁大家準備不計代價保衛國家。他說：“全面戰爭一旦開始，我們必須隨時準備犧牲。……這次戰爭必將曠日持久，時間拖得愈久，我們的犧牲也就愈大。”

在這次演說里，我初次聽見蔣委員長稱呼侵華的日軍為倭寇，并表示對日問題的堅決主張。倭寇這個名詞，在一般聽眾或不甚注意，但在明代長期遭倭寇蹂躪的寧波紹興人，聽到這種稱呼，就會覺得事態嚴重。當時的聽眾之中有陳誠將軍、胡宗南將軍，以及其他后來在各區建立殊勛的許多將領。這次演說后不久，蔣委員長飛返南京，各將領亦分別返防。我和幾位朋友飛到南京，希望趕返北平，但是北上火車已全部停頓。

在此后的兩個星期內，戰事像洪水一樣泛濫北平附近。宋哲元將軍英勇奮戰，部下傷亡慘重。日軍司令田代對中國問題的看法一向很保守，我知道得很清楚，不幸田代忽然病倒，思想激進的少壯軍官遂得控制日本部隊。數日后田代去世。究竟是病故、自殺或被殺，雖然謠言滿天飛，誰也弄不清底細。宋哲元將軍仍舊希望把事件局部化，要求兼程北上的中央政府軍隊暫時停在保定。結果中央部隊就在保定停留下來了。

但是現由少壯軍人指揮的日軍卻并未停止前進；宋哲元將軍的部隊四面八方受到攻擊。一位高級將領并在作戰時陣亡。宋將軍不得已撤出北平，日軍未經抵抗即進入故都。

日軍已經控制北平了，華北是否會像沈陽陷落后的東北，遭逢同樣的命運呢？日本會不會在華北暫時停下來，在華北等上幾年，然后再以之為攻擊南方的基地呢？日本是不是已等得不耐煩，準備一舉攻下南方而圖一勞永逸呢？二者似乎均有可能。日本的漸進政策似乎對中國更危險。南京的高級官員以及各省的軍事領袖全都贊成全面抵抗侵略。結果全國上下，包括政府官員、軍事將領和平民百姓，萬眾一心，一致奮起應付空前的國難。

（第二十七章 抗戰初期）

5.淞滬會戰

這時候，日本已開始派遣軍隊循海道開抵上海。中國也在同時派軍隊沿長江東下趕到滬濱。在這小小的區域里，已有好幾萬軍隊結集對峙著，戰事一觸即發。究竟哪一方面先發第一槍都無關宏旨，不論是一位粗心大意的士兵無意中走火，或者是掌握大權者的決策。

日軍官兵大家都知道，制造沈陽事變的負責將領如本莊繁和土肥原等均曾因功而獲得最高級的勛獎。一手制造盧溝橋事變的人，無疑地也會獲得同樣的勛獎。誰又能怪渡海而來上海的日軍將領也想一顯身手呢？

我們在南京的人都知道，密布在全國上空的烏云勢將迸發為狂風暴雨。我離開南京循公路到杭州，在湖濱一位朋友的別墅里住了幾天，我們沒有一天不擔心，在淞滬對壘的中日軍隊會發生沖突。我的朋友王文伯不時打長途電話到上海探問情況。八月十二日，上海方面的回答很短促：“沒有消息。明天十點鐘，十點鐘，再見！”接著電話就掛斷了。

第二天早上十點鐘，歷史性的時刻終于到臨。濃煙上沖漢霄，雙方的轟炸機交互炸射對方陣地，全面戰爭已經開始了。從此不再有地方性的事件，也不再有蠶食的機會。日本要就一口吞下中國，要就完全放棄。但是吞下去倒也不容易，放棄嗎？她又舍不得。這局面注定是一場長期戰爭。

兩天以后，一個烏云密布的下午，我正在柳蔭下欣賞湖邊淺水中魚兒穿梭往返，城的這一邊隱隱傳來陣陣雷聲。有人打電話給我：“喂！你聽到沒有？”接著又是一陣雷聲。“是呀，在打雷。”

“不是——敵人在轟炸我們的機場！”

七架沒有戰斗機掩護的木更津隊轟炸機已經從臺灣松山機場飛到杭州。駐扎筧橋的中國戰斗機當即升空攔擊，并當場擊落其五架，其余兩架奪路逃命，但是也在離杭州不遠處被迫降落，飛行員被俘。我到紹興專員公署去看一位俘虜，據他說，他們在臺灣的指揮官曾經告訴他們，中國根本沒有戰斗機。

第二天，日軍開始轟炸南京。戰事剛開始時，日本人在一個地方只丟一個炸彈，所以他們所有的炸彈都是分散的。這種轟炸方式所造成的損害遠較集中轟炸為小。一年之后，日軍與俄軍在偽滿與西伯利亞交界處的張高峰發生沖突，日本人才從俄國學到集中轟炸的戰術。

我的朋友王文伯是浙江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戰事開始以后，他的工作自然跟著緊張起來了。他調集了好幾百輛公路車，把軍火運給前方。有一次，大約二十輛車子結隊駛往前方，結果這隊車輛誤入敵人后方而遭圍攻。其中的一位司機跳下車子躲在田野里，后來借夜色掩護爬出敵人陣地回到杭州。幾天之后，他找了另外一輛卡車，又再度上前線擔任運輸工作去了。

難民從上海像潮水一樣涌到杭州。廟宇里住滿了婦孺老幼。山區的小茅屋也成了衣裝入時摩登小姐的臨時香閨。她們還是像以前一樣談笑，似乎根本沒有發生過任何變故。我們中國人就有這點本領，即使身臨危難，也常能處之泰然。

我有一位朋友，本來是上海棉紗大王，“八一三”戰事發生后，帶著他的子女逃到杭州，暫時住在山中的一所廟宇里。他告訴我，他預備給他的家人蓋一幢房子。

“為什么？”我問他。

“上海作戰期間，我想在杭州住下來。”他說。

我真想不到他對這次戰爭竟有這樣的看法。我勸他最好還是遷到內地去，因為戰事必定要蔓延到杭州以及所有的沿海城市，甚至可能遠及華中的漢口。他聽到這些話，好像沒法相信似的。五年之后，我在重慶碰到他，他告訴我，他們一家人在戰火擴及杭州以前就離開西湖了。

與北方三個大學有關的人士正在南京商議學校內遷的計劃。大家有意把北平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天津的南開大學從北方撤退而在長沙成立聯合大學。胡適之從南京打電話給我，要我回到南京商量實施這個計劃的辦法。我經過考慮，勉強同意了這個計劃。

我曉得在戰事結束以前恐怕沒有機會再見到父親和我的老家。而且戰局前途很難逆料，因此我就向朋友借了一輛別克轎車駛回家鄉。這時父親年紀已經很大，看到我回家自然笑逐顏開。我離家重返南京時告訴父親說，中國將在火光血海中獲得新生。

“你這是什么意思？”他目不轉睛地望著我，雙目炯炯有光。

“事情是這樣的：這次戰爭將是一次長期戰爭，千千萬萬的房屋將化為灰燼，千千萬萬的百姓將死于非命。這就是我所說的火光血海，最后中國將獲得勝利。”

當我向父親告別時，我心里有一個感覺，怕自己從此沒有機會再見我所敬愛的父親了。父親所施于我的實在太多了。但是我所報答他的卻又如此之少。后來我的家鄉遭到轟炸時，他遷到山中，以栽花養鳥自娛，戰事發生兩年以后的一個早上，他像平常一樣起得很早，他忽然感到有點頭暈，回到臥室，即告去世。享年八十。他不過是戰爭的間接受害者之一，戰爭對老年人實在是很大的磨難。

我回南京逗留幾天之后就搭輪溯江而至漢口，碼頭附近沿江堆積著大批木箱，里面裝著政府的檔案、中央大學圖書館的書籍和故宮博物院的古物（即現在臺中之古物）。從南京至漢口途中，我們曾碰到滿載軍隊的船只，順流東下增援上海。

我從漢口搭粵漢鐵路赴長沙，沿途碰到好幾批軍隊擠在敞篷車里，由廣東廣西向北開往漢口。這次戰爭現在的的確確是全國性的，不再像過去一樣是地方性的戰事了。士兵們的斗志非常激昂，我問他們往哪里去。

“打日本鬼！”他們異口同聲地說。

（第二十七章 抗戰初期）

6.蔣夢麟提議把西南聯大遷往昆明

日軍不久進入南京，士兵獸性大發。許多婦女被輪奸殺死，無辜百姓在逃難時遭到日軍機槍任意掃射。日軍在南京的暴行，將在人類歷史上永遠留下不可磨滅的污點。

新年里，日軍溯江進逼南昌。中國軍隊結集在漢口附近，日軍則似有進窺長沙模樣。湖南省會已隨時有受到敵人攻擊的危險。我飛到漢口，想探探政府對聯大續遷內地的意見。我先去看教育部陳立夫部長，他建議我最好還是去看總司令本人。因此我就去謁見委員長了。他贊成把聯大再往西遷，我建議遷往昆明，因為那里可以經滇越鐵路與海運銜接。他馬上表示同意，并且提議應先派人到昆明勘尋校址。

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正月，就在準備搬遷中過去了。書籍和科學儀器都裝了箱，卡車和汽油也買了。二月間，準備工作已經大致完成，我從長沙飛到香港，然后搭法國郵船到越南的海防。我從海防搭火車到法屬越南首府河內，再由河內乘滇越鐵路火車，經過叢山峻嶺而達昆明。

（第二十八章 戰時的長沙）

7.抗戰中的大學逃難（西南聯大艱難的遷移過程）

中日戰爭爆發以后，原來集中在沿海省份的大學紛紛遷往內地，除了我前面提到過的北大、清華、南開三大學之外，接近戰區以及可能受戰爭影響的高等學府都逐漸向內地遷移，到抗戰快結束時，在內地重建的大學和獨立學院，數目當在二十左右，學生總數約一萬六千人。

這些學府四散在內地各省。有的借用廟宇祠堂，有的則借用當地學校的一部分校舍上課。公共建筑找不到時，有的學校就租用私人宅院，也有些學校臨時搭了茅篷土屋。所有學校都已盡可能帶出來一部分圖書儀器，數量當然很有限，然而就是這一點點簡陋的設備也經常受到敵機故意而無情的轟炸。

許多學生是從淪陷區來的，父母對他們的接濟自然斷絕了；有些學生甚至與戰區里的家庭完全音信不通。有些在淪陷區的家長，雖然明知子弟在內地讀書，遇到敵偽人員查問時，寧愿把兒子報成死亡，以免招致無謂的麻煩。后來由政府撥了大筆經費來照顧這些無依無靠的學生。

因為日本侵略是從華北開始的，所以最先受到影響的大學自然是在平津區的學校。平津區陷敵以后，許多教員和學生知道在侵略者的刺刀下絕無精神自由的希望，結果紛紛追隨他們的學校向南或其他地方轉進。當時政府尚在南京，看到這種情形，便下令在后方成立兩個聯合大學，一個在長沙，另一個在西北的西安。西北聯大包含過去的兩個國立大學和兩個獨立學院。它后來從西安遷到漢中，因為校舍分散，結果多少又回復了原來各單位的傳統。

戰事蔓延其他各地以后，原來還能留在原地上課的大學也步我們的后塵內遷了。結果國立中央大學從南京搬到戰時首都重慶，浙江大學從杭州搬到貴州，中山大學從廣州搬到云南。

我想詳細地敘述一下長沙臨時大學的情形，它是怎么聯合起來的，后來又如何從長沙遷移到昆明。這故事也許可以說明一般大學播遷的情形。

我在前面已談到，長沙臨時大學是原在北平和天津的三個大學奉教育部之命聯合而成的。這三個大學就是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三個大學的校長成立校務委員會，教職員全部轉到臨時大學。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在長沙復課，注冊學生有從原來三個大學來的約一千二百五十人，以及從其他大學轉來的二百二十名借讀生。雖然設備簡陋，學校大致還差強人意，師生精神極佳，圖書館圖書雖然有限，閱覽室卻經常座無虛席。但是民國二十七年初，也就是南京失陷以后，情形可不同了。日本飛機把長沙作為轟炸目標之一。在長沙久留是很危險的，結果臨時大學在第一學期結束后，經政府核準于二十七年二月底向西南遷往昆明。

從長沙西遷昆明是分為兩批進行的，一批包括三百左右男生和少數教授，他們組織了一個徒步旅行團，從湖南長沙穿越多山的貴州省一直步行到云南的昆明，全程三千五百里，約合一千一百六十英里，耗時兩月零十天。另外一批約有八百人，從長沙搭被炸得瘡痍滿目的粵漢路火車到廣州，由廣州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轉到海防，然后又從海防搭滇越鐵路到達昆明。他們由火車轉輪船，再由輪船轉火車，全程約耗十至十四天，視候車候船的時日長短而有不同。另有三百五十名以上的學生則留在長沙，參加了各種戰時機構。

搬到昆明以后，“長沙臨時大學”即改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聯大”。因為在昆明不能立即找到合適的房子容納這許多新客，聯大當局決定把文學院和法商學院設在云南第二大城蒙自。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聯大開課時，四個學院的學生總數約在一千三百人左右。同年九月間，文學院和法商學院由蒙自遷回昆明，因為當地各中學均已遷往鄉間，原有校舍可以出租，房荒問題已不如過去那么嚴重。這時適值聯大奉教育部之令成立師范學院，真是“雙喜臨門”。五院二十六系的學生人數也增至二千人。

二十八年九月間，聯大規模再度擴充，學生人數已達三千人。聯大過去十閱月來新建造的百幢茅屋剛好容納新增的學生。抗戰結束時，我們共有五百左右的教授、助教和職員以及三千學生。多數學生是從淪陷區來的。他們往往不止穿越一道火線才能到達自由區，途中受盡艱難險阻，有的甚至在到達大后方以前就喪失了性命。

8.淪陷區大學生的慘狀

我的兒子原在上海交通大學讀書，戰事發生后他也趕到昆明來跟我一起住。他在途中就曾遭遇到好幾次意外，有一次，他和一群朋友坐一條小船，企圖在黑夜中偷渡一座由敵人把守的橋梁，結果被敵人發現而遭射擊。另一次，一群走在他們前頭的學生被敵人發現，其中一人被捕，日人還殺了他的頭懸掛樹上示眾。

我有一位朋友的兒子從北平逃到昆明，在華北曾數度穿越敵人火線，好幾次都受到敵人射擊。他常常一整天吃不到一點東西，晚上還得在夜色掩護下趕好幾里路。他和他的兄弟一道離北平，但是他的兄弟卻被車站上的日本衛兵抓走送到集中營去了，因為他身上被搜出了學生身份的證件。他們是化裝商店學徒出走的，但是真正的身份被查出以后，就會遭遇嚴重的處罰。

據說北大文學院的地下室已經變為恐怖的地牢。我無法證實這些傳說，不過后來我碰到一位老學生，在他設法逃出北平到達大后方以前，曾經被捕坐了兩年牢。據他說，他曾被送到北大文學院地下室去受“招待”。那里簡直是活地獄。敵人把冷水灌到他鼻子里，終至使他暈過去。他醒過來時，日本憲兵上村告訴他，北大應該對這場使日本蒙受重大損害的戰爭負責，所以他理應吃到這種苦頭。上村怒不可遏地說：“沒有什么客氣的，犯什么罪就該受什么懲罰！”他曾經連續三天受到這種“招待”，每次都被灌得死去活來，他在那個地牢里還看到過其他的酷刑，殘酷的程度簡直不忍形諸筆墨。女孩子的尖叫和男孩子的呻吟，已使中國歷史最久的學府變為撒旦統治的地獄了。

留在北平的學生在敵人的酷刑下呻吟呼號，在昆明上課的聯大則受到敵機的無情轟炸。轟炸行為顯然是故意的，因為聯大的校址在城外，而且附近根本沒有軍事目標。校內許多建筑都被炸毀了，其中包括總圖書館的書庫和若干科學實驗室。聯大的校舍約有三分之一被炸毀，必須盡速再建。但是敵機的轟炸并沒有影響學生的求學精神，他們都能在艱苦的環境下刻苦用功，雖然食物粗劣，生活環境也簡陋不堪。

學術機構從沿海遷到內地，對中國內地的未來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大群知識分子來到內地各城市以后，對內地人民的觀念思想自然發生潛移默化的作用。在另一面，一向生活在沿海的教員和學生，對國家的了解原來只限于居住的地域，現在也有機會親自接觸內地的實際情況，使他們對幅員遼闊的整個國家的情形有了較真切的了解。

大學遷移內地，加上公私營工業和熟練工人、工程師、專家和經理人員的內移，的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戰后的一段時期里，西方影響一向無法到達的內地省份，經過這一次民族的大遷徙，未來開發的機會已遠較以前為佳。

（第三十章 大學逃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