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9日，新加坡隆重慶祝建國50周年。不過，與許多國家不同，在50年前，新加坡并不為取得獨立而歡欣鼓舞，這個城市實際上是被驅逐出了馬來西亞。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曾充滿憂傷地回憶當時的感受：“我從來沒這樣悲傷過?！?/p>

各有所求

時至今日，東南亞一帶的華文媒體依舊習慣將“馬來西亞聯邦”簡稱為“大馬”。雖然按幅員人口論，馬來西亞當不起這個“大”字，但這個稱謂卻是承載著半個多世紀前的一段歷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在非殖民化的浪潮中，英國選擇從東南亞撤退。1946年3月15日，艾德禮首相無奈宣告，“把過去的公式應用到目前的形勢是不行的”，“1946年的局面不是1920年、1930年或甚至1942年的局面了”。

一方面，英國把馬來半島上戰前分散的海峽殖民地、馬來聯邦和馬來屬邦的行政管理權集中起來組成馬來亞聯邦。經過十二年的“非殖民化”進程后，1957年8月31日馬來亞宣告獨立。另一方面，新加坡則從戰前的海峽殖民地劃分出來成為英國的直轄殖民地，逐漸實現了內部自治。

新加坡與馬來半島之間僅隔著柔佛海峽，在歷史、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是天然的整體，兩者的分離，“就像心臟少了軀體一樣”。盡管二戰后被人為地分隔為兩個獨立的政治單元，兩地依然保持著密切的關系。合并的支持者相信新加坡與馬來亞的政治合并,將有利于在兩地建立一個共同市場。無疑，對于資源匱乏的新加坡而言，馬來亞是其最理想的經濟腹地和產品銷售市場。

但是，并入一個（當時）擁有100余萬華人的城市將會打破馬來亞原本脆弱的種族平衡——華人比例將從37%上升到42%并超過馬來人，使得華人政黨有可能通過選舉掌握政權,打破馬來人對政治權力的壟斷。

于是，為了抵消華人在馬來半島的人口優勢，1961年5月27日，馬來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正式提出了“馬來西亞計劃”，主張建立一個包括馬來亞、新加坡、文萊、沙巴、砂拉越的大聯盟（故稱“大馬”），期望把上述各區結合成一個新興的強大經濟實體。

這樣一方面可以取長補短，互通有無，消除各地之間的貿易壁壘與經濟競爭；另一方面各地區（尤其是富庶的新加坡）都將向中央政府上交一定的財政稅收，可以彌補瀕臨破產的吉隆坡政府的財政赤字。對此，新加坡政府立刻表示歡迎。在經過兩年的磋商和斗爭后，新、馬、沙、砂四地（文萊最后選擇退出）最終于1963年9月16日組成了馬來西亞聯邦。

齟齬叢生

可是，馬來西亞聯邦成立沒多久，新馬間的蜜月便為彼此間的齟齬取代。經濟問題首當其沖，一方面，對于新加坡而言，“馬來亞要我們上繳40%的關稅收入給中央政府，協助婆羅洲及砂拉越的防務，而我們的貨物如果不能推銷到我們協助的地區，這是極不合理的。”同樣按照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話說，“如果沒有共同市場，馬來西亞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

另一方面，新加坡是大馬內收入最多而負擔最輕的一個州，中央政府希望將新加坡上繳中央的稅收比例從已經很高的40%進一步提升到駭人的60%。由于馬來亞的工業基礎非常薄弱，按照馬來西亞財政部長陳修信的說法：“共同市場帶來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便是，新加坡的工業發展要以犧牲馬來西亞其他部分的利益為代價。這是吉隆坡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苯Y果，建立共同市場變得遙遙無期，而新加坡上繳中央的稅款也時常遭到拖延，這一局面可謂“雙輸”。

被建立馬來西亞聯邦這一共同目標暫時掩蓋的政治分歧很快也浮出了水面。作為限制新加坡政治家影響力的手段，馬來西亞憲法規定新加坡公民不能參加馬來亞的大選，馬來亞的公民也不能到新加坡從政，但這卻不阻止馬來亞或新加坡的政黨把自己的勢力擴展到對方地盤。馬來亞的主要政黨巫統、馬華華會、印度人國大在1961年組成了新加坡聯盟，并參加了1963年的新加坡大選。

1964年，新加坡方面還以顏色，這年的3月1日，新加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宣布成為一個全國性的政黨，參加3月份的馬來西亞大選。雖然人民行動黨聲稱自己只是象征性參選（只競選9個國會席位），競爭目標是取代馬華公會成為巫統的合作伙伴。但是，人民行動黨既然把自己定位成一個全國性政黨，如果成為執政黨，李光耀必然成為首相——雖然李光耀本人反復表白自己沒有政治野心，“……只要東姑在那里，他就是馬來西亞的領導人”。

因此，人民行動黨參加馬來西亞大選本身不啻是在大馬政壇投下一顆政治原子彈。在馬來西亞首相東姑看來，李光耀這個強大的政治對手遲早有一天會取代自己的位置。針對人民行動黨離間巫統與馬華公會關系的企圖，東姑明確表示，巫統將與馬華站在一起，“就算馬華公會只有五個人，我們還是接受它為一個政治伙伴，但我們不接受其他朋友”。

在巫統的全力支持下，馬華公會與人民行動黨在選舉中展開對決。馬華領導人馬不停蹄地訪問華人選區，許諾在經濟上給華人以支持。這一切與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大選時所做作為如出一轍，只不過如今主客易位，勝負亦相反。馬華作為擁有大量政治資源的執政黨大獲全勝，贏得了所競選的33個國會席位中的27個，而人民行動黨卻遭到慘敗，參選9個席位只贏得1個。

分道揚鑣

大選過后，新加坡與吉隆坡的關系急轉直下。陳修信攻擊李光耀和行動黨是馬來亞和馬來西亞歷史上最大的破壞性力量，只要李光耀還是新加坡的總理，中央政府與新加坡政府之間的合作比駱駝穿過針孔還要困難。而馬來種族主義極端分子更是趁勢通過演講和報章報道把新加坡的馬來人描繪成一個受政府壓迫的可憐民族。

惡意誤導性宣傳將1964年7月21日變成為新加坡歷史上的“黑色星期二”。當天，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誕辰紀念日的游行演變成了可怕的種族暴動。馬來人在維護民族與宗教利益的口號下，向華人宣泄了長期的不滿與怒火，導致整個新加坡陷入了恐怖的混亂之中。

一開始，由于軍警（基本都是馬來人）的偏袒，傷亡者多是華人，后來在華人幫會的反擊下，傷亡者則大部分為馬來人。最后，22人在這次的暴動中死亡，461人受傷，這是新加坡歷史上第一次種族主義暴亂。原因是很清楚的，澳大利亞駐新加坡副專員在向堪培拉提呈的報告中稱“毫無疑問，新加坡發生暴亂的責任應該明確地落在巫統頭上。巫統成員發起了種族主義運動，并任由這種運動發展”。

9月2日，新加坡再次發生了第二次的種族沖突事件。當天晚上，一名華人在東海岸被兩名馬來人以石頭擊傷。10分鐘后，另一名華人也在同兩名馬來人一起下巴士時被兩人攻擊。政府不得不援引公共安全法令，宣布新加坡為“危險區”。共有13人在這次事件中身亡，105人受傷。

1965年5月3日，李光耀極具爭議的講話給了暴亂后已經奄奄一息的新馬關系致命一擊，徹底摧毀了和解的最后一絲希望，他聲稱“馬來人……三分之一的新移民是最近100年內移來的”。 這并不是在單純地談論移民問題，而是在強調馬來西亞的三個種族都不能說比其他種族更具有土著性。馬來社區認為這是對他們的馬來人特權、馬來語作為國語、伊斯蘭教作為國教以及本土家園觀念的挑戰。

巫統內的激進分子甚至主張逮捕李光耀——勢必導致大規模的種族暴亂在整個馬來西亞爆發（當時的英國報紙已將李光耀視為馬來西亞400萬華人的領袖）；但作為溫和派的東姑（他的首任妻子是華人）經過反復思考，“最后總是得出一個結論：把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其他部分分開”。日后，東姑回憶道，“新加坡的離開是由于新加坡的總理想當（馬來西亞的）總理。”對于新馬分家這件事本身，他說：“我己經在早些時候向作為李先生代理人的吳慶瑞先生提到過，唯一的選擇是分開……最后的選擇對新加坡總理來說，總不是出乎意料的。他是準備而且愿意分開的。”

但李光耀并不愿意分開，就像他自我表白的那樣，“我不可能是一個馬來人（實際上李光耀的馬來語說得比東姑還好），但我可以是個馬來西亞人”，他的希望是建立一個包含多元種族的馬來西亞。但東姑的決心已定：“我打定了主意，你們走你們的路，我們走我們的路……”

1965年8月9日上午10時，新馬分離議案在馬來西亞國會迅速三讀通過。幾小時后，參議院一致通過該議案。實際上，新加坡是被開除出了馬來西亞聯邦，新加坡領導人對此始料未及。李光耀向新聞界宣布新加坡獨立的時候，“痛苦地哭了，因為他半生為之奮斗的理想破滅了”，他說“對新加坡來說，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得慶祝的日子”。當時外國評論都預測獨立后的新加坡將走投無路，連李光耀自己都覺得“我們眼前困難重重，生存機會非常渺茫”。

參考文獻：

1、李光耀：《風雨獨立路——李光耀回憶錄》，《外文出版社》，1998年。

2、李光耀：《經濟騰飛路——李光耀回憶錄》，《外文出版社》，2001年。

3、（美）約翰·弗蘭克·卡迪：《戰后東南亞史》，姚楠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

4、劉玉玲：《黑色的穆罕默德誕辰—1964年新加坡種族暴動》，《東南亞研究》2000年第1期。

5、龐衛東：《新馬分離與合并研究 1945-1965》，廈門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

6、胡瀟文：《李光耀的個人認知對新馬關系的影響》，暨南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