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1年6月26日上午，周予同先生（1898年1月25日-1981年7月15日）逝世四十周年紀念會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舉行。

周予同原名毓懋，曾用名周蘧，字豫同、予同，筆名天行，浙江瑞安人，1898年生。1920年北京高等師范學院國文部畢業，1921-1932年先后任廈門大學教員、商務印書館編輯、《教育雜志》主編、中國著作者協會執行委員，并在私立持志大學、上海大學執教。1933-1935年任安徽大學教授、中文系主任兼文學院院長。1936-1941年任吳越史地研究會理事，暨南大學教授、史地系主任兼南洋研究館主任，《南洋研究》主編。1943-1945年任開明書店編輯兼襄理。1946年起兼復旦大學史地系教授，其間發起組織大教聯。建國后，周予同歷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教務長，兼任中國科學院上海歷史研究所副所長。還先后擔任過華東行政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委員、上海市人大代表、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民盟上海市委主任等職。1981年7月15日，因病逝世，享年83歲。

周予同先生

1962年9月5日，周予同（左三）在李亞農靈前。

紀念會首先由上海社科院歷史所馬軍研究員發言，他表示，“周予同先生是享譽海內外的歷史學家，不僅長期擔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也曾兼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前后達10年之久，他為本所的籌備和早期的發展樹立了卓越的功勛。今天，我們在他逝世40周年的前夕，舉行這樣一個紀念活動，旨在表達我們的追念、緬懷、感恩和歉疚之情”。馬軍研究員說，“有關周先生‘文革’前在本所的學術業績和活動情況，在拙編《論從史出——周予同教授、副所長的1956至1966年》（征求意見稿）中已得到了較為充分的展現”，在編纂這份材料的過程中，他深切地感覺到，如果沒有周予同先生，沒有楊寬先生，沒有方詩銘先生，歷史所的古代史研究就不會有以往的地位、成績和影響，這就是大師的底定作用，而長于中國經學史研究的周先生是位居首位的。在發言的最后，馬軍研究員動情地表示，“記得本所同人陳正書老師生前曾告訴過我，在‘文革’之初，他作為復旦大學歷史系66屆本科生，曾親見若干師生在某教室‘狠批’周予同先生，當時周先生跪在地上，痛苦不堪。即便是批斗完畢，眾人散去，他仍被勒令繼續跪地，不得起立。每念至此，我總是想，自己能否穿越時空，來到現場，將年邁的老所長扶起，請他坐下，然后為他倒上一杯水……我想若身處其景，很多同人都會有這樣的愿望。在周先生備受折磨的最苦難時期，他曾經傾力工作的歷史研究所因大環境使然，無力施以有效的援救，這實在是令人極為遺憾的一件事！作為一個在歷史所工作了近30年的人，一個歷史所的‘老人’，我想自己是有資格來表達這種歉意的。我們今天的這個紀念會，或許能令周先生的在天之靈稍感安慰?！?/p>

紀念會議現場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的傅德華教授發言表示，他是1970年進入復旦大學歷史系的，雖然入學后沒有親眼見到過周先生，卻從不少老復旦的口中了解到周先生的學術成就和巨大貢獻。傅德華教授表示，2025年是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創建100周年，他現在正在負責復旦大學歷史系的系史撰寫工作。歷史系已出版一本介紹十五位本系老先生的紀念文集（包括自傳），這里面當然也包括周予同先生，復旦歷史系對于為本系做出重大貢獻的這些老先生是非常重視的。傅德華教授表示他很想編一本周予同先生的紀念文集，但是一直未能如愿，主要有這樣幾個原因：一是周先生的圖片資料基本毀于“文革”時期，導致圖片資料缺損；二是幾十年來沒有專門召開過周予同先生的學術研討會，因為沒有這樣一個專門的研討會，導致有關周先生的文章包括紀念文章，沒有辦法系統搜集。另外，傅德華還介紹，復旦大學曾在建校110周年的時候推出過一個方案，為各個系的知名教授編寫紀念文集，其中就包括周予同先生。他表示，今天大家聚集在此紀念周予同先生有重大意義。周先生作為復旦大學歷史系建國以來的首任系主任為學科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復旦大學歷史系在發展歷程中和歷史研究所有過一段合作、合并、乃至分開，在這過程中，周先生也起到了關鍵作用。他們曾有一個學科規劃，兩家單位一道為中國的史學發展發揮作用，盡管這個規劃后來由于種種原因，沒能夠全部實現，但還是有一部分已經做了，產生了不少成果。這些成果包括油印本、鉛印本基本上都保存了下來。一些老先生的講義（油印本）我們基本上也都保存了下來。周先生在建國初擔任復旦歷史系系主任，這樣一個摸索時期的工作進行的有條不紊，包括1952年的院系調整，周先生也作了很大的貢獻。傅德華教授還表示，復旦大學歷史系和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有著很深的淵源關系。建國后，復旦歷史系的畢業生不斷有到歷史所來工作。傅德華教授還建議，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和歷史研究所兩家單位可以尋找合適的機會，共同發起，合作舉辦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來紀念探討周予同先生的學術思想，尤其是經學史研究。此外，對于周先生的研究，資料性的挖掘還有待進一步拓展。譬如，周先生擔任了不少社會職務，出席了許多社會活動和會議。這些活動的行跡、會議發言的內容，還沒有得到更為系統的整理與挖掘，甚至可以從社會上更廣泛地征集有關周先生的檔案資料。就目前的研究現狀而言，有關周先生的資料太過于匱乏，對于周先生學術貢獻的評價最終還是要靠史料來說話。其中，尤其是相關的海外史料更是值得去大力搜集。還有周先生供職過哪些單位，譬如商務印書館等等，這些單位的檔案資料可以做進一步整理挖掘。另外，可以找那些曾與他共過事，并仍然健在的老先生們做系統性的口述訪談。這樣幾個方面結合起來，相信可以推動對周先生相關資料的搜集工作。

1958年周予同加入上海歷史學會填寫的登記表

 歷史所湯仁澤副研究員的發言則回憶了童年隨父親湯志鈞先生造訪周予同先生靖江路（今桃江路）寓所的往事。其父造訪周先生的目的，主要是探討論文寫作等學術研究事宜，當年湯先生與周先生合署了若干篇文章，都是關于經學方面的，推動了全國學術界重視經學史的研究。周先生對湯志鈞先生幫助甚大，當年也是周先生極力推薦介紹湯先生到歷史所來工作的。

上海外國語大學陳?？到淌诘陌l言提到，他一直從事鄭振鐸研究，周予同先生是鄭振鐸的好朋友，兩人曾經都是商務印書館的同事，周予同先生早年并不只是純粹的學者，而是積極參加政治活動，包括五四運動、五卅運動。1927年4月14日，周予同曾與鄭振鐸等7人公開致書抗議，譴責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四一二”政變屠殺上海革命群眾。

歷史所周武研究員多年來專門致力于商務印書館研究，他的發言著重強調了周予同先生與商務印書館的密切淵源。商務印書館對年輕時代的周先生有造就之功。其間，他集中精力主編《教育雜志》，為中國現代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這十余年間，恰風華正茂，是他學術上大有建樹的時期。他也積累了很廣泛的人脈和社會聯系，為以后的學術發展奠定了基礎。周武研究員尤其提到1956至1966年期間，周予同先生長期兼職擔任歷史研究所副所長，而且湯志鈞先生正是在周先生的關心、提攜下，才能將經學研究的學脈延續傳承下來。歷史所方面當年為編寫所史，還曾專門將上海檔案館所藏有關這一時期歷史所的相關檔案卷宗全部復制了下來，其中就有關于周予同先生的相關檔案典藏可以供研究者利用。

歷史所司馬朝軍研究員的發言提到了周予同先生生前反復強調的三大課題：清經義考、中國經學史、從顧炎武到章太炎。由于種種原因，這三大課題，周先生生前只是開了頭，尚未完成，需要我們現在繼續完成周先生未竟的經學研究事業。

紀念會最后，與會專家學者一致認為，周予同先生是歷史研究所乃至中國史學界的一份寶貴精神遺產，需要將其傳承下去，發揚光大。

（二）

為本次學術紀念會而特別印制的《論從史出——周予同教授、副所長的1956至1966年》（征求意見稿）里收錄了周予同先生在歷史所工作期間的若干文章和史料。例如《作為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副所長的周予同先生》（馬軍撰寫）一文就對周予同先生在歷史所的工作經歷做了詳細描述。文章概要如下：

眾所周知，著名中國經學史大家周予同先生，自1946年8月起便長期在復旦大學歷史系任教。但很多人卻不知曉，1956至1966年間他曾經先后兼任中國科學院上海歷史研究所籌委副主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對本所的學術建設貢獻亦著。

為了因應黨中央提出的“向科學進軍”的口號，1956年10月間中國科學院上海辦事處在滬成立上海歷史研究所籌備處，由新四軍老干部、古史專家李亞農任籌備主任，周予同則被請來兼任副主任。1959年9月籌備期結束，歷史研究所歸并新成立的上海社會科學院，李亞農任所長，周予同位列副所長之首，其余副所長還有奚原、徐崙、楊寬、沈以行（1961年起）。

由于李亞農長期患病在家，極少來所辦公，故而在歷史所成立的早期，周予同實際上承擔了許多所長行政之責，甚至“所里買一件小東西都要他批準”。在當時所內的一些文件和報表上，常可見到周予同而非李亞農的印章。1962年9月2日李亞農去世，之后周予同更是長期主持所務會議，1963年間曾主持討論和修訂了歷史所的十年規劃。這一時期，周先生家住靖江路（今桃江路）21號，離歷史研究所所在的漕溪北路要比五角場的復旦大學近得多，所以他的工作重心和辦公地點實際上是在歷史所。

留在上海社科院歷史所早期文件上的周予同印

歷史研究所對“老前輩”周予同先生是十分尊重的，他雖然是黨外人士（民盟），一些骨干黨員卻形成了在過年過節到周先生家拜賀的習慣。從軍隊轉業而來的副所長奚原多次向同人表示，“周先生政治上是進步的，學術上是嚴肅的，思想上是樸素的”，“經學史專家，中國沒幾個。周予同的知識應該留下”。奚原提出要給周予同配備學術助手，而這位助手就是已學有所就的湯志鈞先生。奚多次叮囑湯：“要幫助周予同把經學史講稿寫出來……有困難就克服嘛。你要很好幫助他，這是交給你的任務，一定要很好完成。”

在湯志鈞的協助下，這一時期兩人合署發表了7篇重要論文，即《“經”、“經學”、經學史——中國經學史論之一》（《文匯報》1961年2月3日）、《關于中國經學史中的學派問題——中國經學史論之二》（《學術月刊》1961年3月號）、《王莽改制與經學中的今古文學問題》（《光明日報》1961年5月16日）、《有關中國經學史的幾個問題》（《文匯報》1961年11月19日）、《章學誠“六經皆史說”初探》（《中華文史論叢》第1輯，1962年8月）、《博士制度和秦漢政治》（《新建設》1963年第1期）、《從顧炎武到章炳麟》（《學術月刊》1963年第12期），圍繞著“經”、“經學”、“經學史”三個主軸，對中國經學史上的若干基本問題進行了最新整理和闡釋，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反響。

對此，周予同先生后來回憶如下：

我想實現三十多年前的宿愿，寫成一部中國經學史，一方面使二千多年的經學得以結束整理，他方面為中國哲學、文學、史學、文字學等等學術研究開一條便利的途徑。但因為年齡和健康的關系，加以日常工作和社會活動的繁忙，我只能先讓別人根據我提供的材料和觀點進行初步整理，而后由我在初稿上增刪改定。這樣就形成了我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關于經學史的八、九篇論文。

為了運用馬列主義的方法，最終寫出一部觀點和材料相結合的中國經學史著作，這10年間周予同先生在歷史研究所還主持過若干課題，如“清代學者對于古代史史料研究（限于經部著作）的貢獻”、“清經義考”、“中國經學史專題”等，其主要助手是湯志鈞、杜慶民。

周予同先生對歷史研究所的其他課題也十分關心，他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因而在40年后參與了歷史所《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的編纂工作。在討論會上，他的許多真知灼見常令課題組獲益匪淺。例如：

時間還是相當緊迫，一、二、三、六已無問題，四、五部分有問題，一個是不要，一個是合起來，一個照舊，希望大家補充意見，但不用推翻。劉力行同志也有一個書面意見送來，我們覺得書出來以后還可討論，我們覺得書在五四以前出總比以后出好，學術問題可以展開討論。

……

力行同志的意見可以考慮采納，還以二組為主，大體上沒有什么。我總希望在五四以前趕出來，再拖下去時間晚了不太好，還是照籌委會的安排。

（1959年4月17日）

上海、天津都在寫五四運動在上海、在天津，北京三所出《五四簡史》和再版當時的著名出版物。當時還有武漢，武漢也是個重點；還有杭州，杭州文化方面的資料可能很多；還有長沙。希望這些地方都能把資料集中，以便寫一本完整的《五四運動史》。理論指導的重要性，現在看起來很重要。明確中國當時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確定了革命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工人在當時已經開始走上政治舞臺。過去說工人運動是在五卅開始的，這需要修正。統一戰線在當時已經可以看出它的力量，是在五四開始的，四十年來行之有效，今后還是有用?；叵氘斈辏瑑H提以上三點。

（1959年5月4日）

一個是這本書是資料書還是一本研究成果的問題；二個是編排的問題，洪廷彥主張把第五部分階級分析分到別的部分里去；三個是總敘與小序寫作與前面要有所不同，僅對資料加以說明。

（1959年9月6日）

該書煌煌51.4萬字，1960年6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第1版，影響頗為深遠。

1962年前后，為了提高青年研究人員的理論水平和史學素養，周予同還曾在歷史所內多次舉行專題報告，主講“文史通義”和“史料目錄學”。

……

令人極為遺憾的是，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中斷了周予同先生在歷史研究所的事業。由于在“海瑞罷官”問題上為吳晗教授辯護，以后的10年間，周先生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歷經磨難。以致癱瘓在床，雙目失明……

《論從史出——周予同教授、副所長的1956至1966年》（征求意見稿）內頁

《論從史出》（征求意見稿）中所收的另一篇文章《周予同、楊寬在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的點點滴滴》則匯集了周予同先生在歷史所工作的不少日常細節和工作記錄，例如：

1958年2月22日，召開全所大會。周予同傳達向科學院接洽本所編制、資料設置等問題經過，并傳達劉導生、潘梓年講話要點，涉及學術批判、研究方針、北京與上海分工合作、隊伍問題，等等。5月，整風檢查，周予同在5月21日作檢查說，“我是追隨思想”“擁護黨，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沒有問題的”。奚原表示，“周先生是傾向革命的，治學態度是認真的，思想上是樸實的”。又說，“經學是有價值的，周先生有基礎是可以搞的”。又說，“歷史所要成為一界之中心，起火車頭作用，周先生要起這樣的作用”。

1962年4月21日，周予同在全所大會上正式宣布十年規劃，并大加贊揚號召大家切實地按規劃執行。12月30日，周予同學先生在工作會議上表示“出書要有勇氣”等，“要勞逸結合，保護眼睛、頭腦、心臟，注意營養鍛煉，控制生活，要長命百歲?！?/p>

1963年1月8日，周予同主持召開本年度第一次所務（擴大）會議，討論十年規劃草案修訂等問題，會上周盛贊《徐文長》說：“我很喜歡看，兩個晚上看了許多?！薄伴_本太小了，很不好、出版社太小氣了?！?月6日，在周予同主持下召開本年度第二次所務（擴大）會議，主要討論修改十年規劃。10月—11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在北京舉行第四次擴大會議……我所周予同、徐崙、楊寬參加了這次會議。12月6日，開全所會議，在沈以行主持下，楊寬傳達周揚的報告，徐崙傳達劉少奇、黎澍、鄧拓的報告。周予同首先講話，說：“明確方向，交待任務，訓練隊伍，參加戰斗，是這次會議精神?！庇终f：“繼續貫徹二百方針，它在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合適，防止資產階級自由化及思想僵化”，“要加強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團結，取長補短，共同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