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蕭啟慶先生（1937-2012）由美返回臺灣大學歷史系擔任客座教授，個人始有幸得以親炙老師的教誨。當時在海外成學，而愿意回家鄉任教的人，并不多見，蕭老師是其中一位。

記得他傳授兩門課，一是內陸亞洲史的研究專題，另一則是屬于概論式的西方漢學選讀。我甫進入歷史系不久，只能旁聽后一門課。由于蕭老師出身哈佛名門，所以慕名者眾，加上蕭老師見識新穎、論說優雅，不啻為我們開了西方漢學的一扇門。蕭師母王國櫻女士，原是哈佛同窗、專治文學的才女；她適時在報紙副刊發表了《雪地里的春天》一文，描述哈佛游學的經歷，筆觸飄逸動人，風靡學界一時。早就有志前往西方求經的我，竟然受其感動，從善如流，把心目中的學術圣地由此一“劍橋”（英國）移情至彼一“劍橋”（美國麻州哈佛所在地）。

當時蕭老師發表了《北亞游牧民族南侵各種原因的檢討》（1972），邊疆史雖非我的專業，但拜讀之余，卻已佩服得五體投地，四處宣揚。之前，我對方法論著迷萬分，以為得此利劍，史學問題自會一一刃解。有一次與蕭老師聚會，受其當頭棒喝，謂“史學方法乃名師大儒，方有資格談論，并不適合初學者憑空構想”，令我頓然有“拄杖落手心茫然”的感覺。

課堂之余，班上同學偶邀蕭老師夫婦聚會，學生們童言無忌，放言高論，常惹得他們夫婦兩人哈哈大笑，我們自然成了老師的開心果。

日后我有幸前往哈佛進修，眼界頓開，方才明白蕭老師的博士論文──《元代軍事制度》（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 1969）──乃是攻堅之作。緣其業師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 1911-1995）先生所指導的元史論文，常要學生擇一元史志書先予英譯，再加闡釋。對原本來自華文世界的學生，恐難領略其中妙處。殊不知若未能確切理解志書文意，覆按英譯則高下立判，無所遁形。而蕭老師徑取《元史·兵志》，乃是志書之中最為艱難者。蓋其他志書容有前后宋、明兩朝可以比對，但蒙古人的軍事制度乃獨樹一幟，在朝代之間，誠屬斷裂，無可因循。是故，英譯《元史·兵志》用力獨多。而蕭老師對元朝軍制所涉及各個面相的疏理，在軍事政治史的領域，允為個中翹楚。1978年由哈佛大學出版后，立受學界一致的推崇。

在哈佛就讀時，有一兩回，我碰到蕭老師返回哈佛燕京圖書館查閱數據。那時正是下雪的季節，我看著蕭老師靜謐地在閱覽室翻閱書籍，心中突然浮現一幅“書生本色、與世無爭”的畫像，遂有啟悟。

哈佛畢業后，我進入史語所服務。1985年前往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從事研究一年，又有機會與蕭老師重逢。新加坡地處熱帶，經年酷熱，生活相當單調。恰逢蕭老師執教星大，常常邀請我們這幫從海外來的游子在外聚餐，間或在其寓所閑聊。當時包括了劉述先、戴璉璋、馮耀明、翟志成諸先生，自鳴為“坡儒”。劉先生則戲稱星洲之會，叫做“五星聚奎”，但東道主則常是蕭老師。

當時心里頗為蕭老師叫屈，因為新加坡以英文為尚，中國文化的水平有限，蕭先生只能教些通識概論，行有余力，方才得閑致力于專門之學。蕭先生雖然獨學而無友，仍以非常人的毅力，交出傲人的研究成果。他每自況這段動心忍性的時期為“星洲堅持”，而一生唯一念，專治冷門的蒙元史則是“千山獨行”。

1994年，蕭老師、師母聯袂放棄星大的高薪教職，毅然決然返臺。蕭老師擔任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的教授，而師母則轉至臺灣大學中文系任教，賢伉儷均甚受學生喜愛，學界則視他們為比翼而飛的神仙俠侶。在那段時期，蕭老師“放手一搏”，邁入學術產出的高峰期，遂卓然成大家；復又栽培出不少專治元史的學生，師生相得，想必精神極為愉悅。根據他自己于1994年所述：

過去二十年來在新嘉坡的生活可說是安樂豐盈，但對于一個知識分子而言，總覺此處安身有余，卻是立命不足。世間之事，東隅桑榆，不易兼得。取舍之間，往往因年歲而不同。年輕歲月，不得不為稻粱而營營。中年以后，不再受迫于生計，更期盼精神上的滿足。經此抉擇，衷心希望研究與教學的結合更為緊密，或可在遼金元史研究上作出較多的貢獻，弱水三千，我取一瓢，別無奢求。

2000年，蕭老師便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但他并不以此自滿，仍然勤奮著述不斷。無奈此后，蕭老師或因用力過勤，身體健康日趨下坡，曾數度住院。2007年，在臺北醫院診斷出心瓣膜的問題。后得其大學同窗好友李敖先生的協助，得以轉至振興醫院，由心臟外科名醫魏大夫主刀。好不容易安排妥開刀時間，我雖然掛念殷切，但礙于公務纏身，不得不前往日本開會。回國后，急忙致電醫院，關心手術的情況，但魏大夫的助理卻表示，蕭教授驟然取消開刀，要等他學生回國后，才接受開刀，令我啼笑不得。要知魏大夫乃國際馳名的名醫，一刀難求。后來與師母及魏大夫再次商討，并代老師決定人工心瓣膜的種類，方才獲得老師首肯動刀，開刀過程也十分順利。

蕭老師出院后，的確過了一段不錯的日子。但在醫生的眼里，老師并不是一位聽話的患者，復健做得并不踏實，因此距離完全康復尚有一段距離。師母固然盡心盡力照料，卻難以起色。三四年的光陰間，老師日漸消瘦，與其共餐，漸難終席。偶爾帶些蕭老師喜愛的甜點、水果給他，也緩不濟急。居中，我們師生有數席交談，他卻常以史語所的發展為念，頻頻垂詢。

最令我感動的是，他辭世那年的年中，業已舉步維艱，足不出戶；竟然仍掛念著學生選舉院士之事，拖著微弱之軀，參與院士開幕典禮。不到半小時，亟請救護車送他返家休息。但到了投票那一天，他又現身會場，全體院士見他形色欠安，一一趨前問候。蕭老師顧慮到自己體力僅能停留極短暫的時間，甘愿冒著生命的危險，前來院士會議搶先發言，并完成投票，其愛護學生之心，由此盡見。

蕭老師對養生毫不措意，有時預約了醫生，又不赴會，令我頗是傷腦筋。某回，我特意前往他家里請商。言談之中，蕭老師認為他從事冷門學問，而能獲得“院士”的殊榮，已屬難得；新近復完成兩部醞釀二三十年的力作（《元代進士輯考》及《九州島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分別于2012年3月、6月出版），此生于愿已足。他反勸我無須多操心。此番講話，不啻老師的見道之言。月余之后，蕭老師便與世長辭。

他的喪禮，門生故舊麇集，哀戚感人；政府特頒了“褒揚令”，以表彰蕭老師一生樹立的學術典范與巨大貢獻。其受人愛戴、懷念之深，實有溢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