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迪歐是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巴黎高師前哲學主席，一直關注哲學、政治及現實問題。巴迪歐認為“當務之急是把希臘人民的使命轉化為一樁國際事務。只有完全消除債務才會給當前的歐洲體制施加‘意識形態上的一擊’。”以下是他發表在法國《解放報》上的“由希臘局勢啟發的十一點想法。”

1、希臘民眾說出的“不”字拒絕的并不是歐洲。他們拒絕的是銀行家的歐洲，是無窮無盡的債務和全球化的資本主義。

2、一部分民族主義者、甚至極右翼不也對金融機構的要求——也就是來自歐洲反動政府的勒令——投了否決票嗎？是的，我們知道，任何純粹否定性的投票在某種程度上是有些混亂。極右翼可以拒絕一些極左翼同樣會拒絕的東西，這種事情總會發生。唯一清楚的，是對我們想要的東西做出肯定。但是，人所共知的是，希臘激進左翼聯盟想要的東西是與民族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想要的東西彼此對立的。所以這次投票不僅僅是針對全球化資本主義及其歐洲仆人提出的反民眾的要求而展開的一場普普通通的抵制。在當下，它同時也是對蒂西普拉斯政府投出的信心票。

3、這件事發生在希臘（本來也應該如此），而不是歐洲其他什么地方，這個事實本身就表明歐洲“左翼勢力”已經陷入了無藥可救的休克狀態。弗朗索瓦?奧朗德？德國社會民主黨？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希臘社會黨？工黨？所有這些黨派現在都明目張膽地成為了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管理者。現在并沒有歐洲“左翼”，也不會再有了。一些全新的政治構建與抵制債務和財政緊縮的群眾運動（即西班牙的“我們能”黨[Podemos]和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Syriza]）聯系在一起，但其中希望渺茫，并且所謂“希望”本身也沒有得到清晰的定義。巧合的是，“我們能”黨矢口否認“左翼”和“右翼”之間的劃分。我也是。這種劃分屬于昔日的議會政治，而現在必須被摧毀。

4、蒂西普拉斯政府的策略性勝利鼓舞了政治領域中所有全新的命題。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議會體制及其執政黨數十年間都處在一種日益蔓延的危機之中。激進左翼聯盟在希臘的勝利——即便這只是暫時性的——是我所謂的“大寫歷史的重新覺醒”[the reawakening of History]在歐洲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只會幫助“我們能”黨以及以后將會出現的一切，在未來并在其他各處，去對抗古典議會民主制的斷壁頹垣。

5、然而，在我看來，希臘的局勢仍然困難重重、脆弱不堪。現在，真正的困難將要發生。默克爾們、奧朗德們，以及歐洲資本主義勢力的其他執行人們可能會因為全民公決（這次投票使得這些人成為歷史法庭中的被告方）的策略性勝利而改變他們的要求。但行動的時候必須忽視這些人。現在，關鍵在于，要知道那說出“不”字的投票會不會發展成為強有力的民眾運動，支持政府并且/或者對政府本身施加嚴峻的壓力。

6、確實，我們今天要怎么評價蒂西普拉斯政府呢？五個月以前，他決定從協商入手。他在用緩兵之計。他想讓自己有能力宣稱，為了達成協議，他已經付出了一切努力。我寧愿他以另一個方式入手：直接訴諸群眾，將數以百萬計的民眾發動起來，以完全廢除債務視為民眾動員的根本目的，并與投機商、腐敗、不納稅的富人、軍火制造商、教會等等展開激烈的斗爭。但我不是希臘人，我不想做教師爺。我不知道，一個如此關心民眾動員的行動——從某個角度來說，也是一個帶有強烈專政色彩[dictatorial]的行動——是否可能。當下，在蒂西普拉斯政府執政的五個月之后，已經出現了這次勝利的全民公決，局勢仍然充滿著各種可能。這已經很有分量了。

7、我仍然認為，在意識形態上能夠對當前歐洲體制施加的最猛烈攻擊，表現為完全廢除希臘債務這一要求——這是投機商的債務，希臘人民完全不需要負責。客觀上說，消除希臘債務是可能的：很多經濟學家——絕不是說這些人都是革命的——都認為歐洲不得不將之廢除。但政治是主觀的，也就是說，它與純粹的經濟學不同。歐洲的各個政府橫下心來要阻止希臘激進左翼聯盟達成目標。這種勝利會為“我們能”黨開辟道路，之后還可能為歐洲更大的國家中的其他一些強有力的民眾運動開辟道路。所以歐洲的各個政府——在金融游說的慫恿下——想要懲罰希臘激進左翼聯盟，懲罰希臘人民，而不是解決債務問題。而懲罰這些懲罰者的最好方式就是拖欠債務，無論這么做會蘊含怎樣的風險。阿根廷幾年前就這么做了，它還沒有垮臺——遠非如此。

8、每個地方都在擔憂希臘從歐洲“退出”的可能性。但事實上，正是歐洲的反動分子正在大肆鼓吹這個念頭。他們使“希臘退出”[Grexit]成為一種直接的威脅。他們希望這會嚇倒人民。迄今為止，正確的臺詞就是希臘激進左翼聯盟和“我能行”黨雙雙采取的立場，臺詞如下：“我們要待在歐洲。我們只想改變歐洲的規則，而這是我們的權利。我們要讓搭在全球化自由資本主義和各族人民的無盡痛苦之間的傳輸帶停止運轉。我們想要一個真正自由的、人民的歐洲。”反動分子完全可以說出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如果他們想讓希臘出局，那就讓他們試試吧！現在輪到他們發球了。

9、我們聽到地緣政治上的恐懼正在后臺累積起來。如果希臘真的求助于人民，而不是歐洲那些揮舞著鞭子的爸爸媽媽們（與圣誕老人相對的反面形象，他會在圣誕節懲罰淘氣的小孩兒）呢？那么我要說：歐洲的每個政府都有獨立的外交政策。它們培養了那些徹頭徹尾犬儒般的友誼，比如奧朗德和沙特阿拉伯之間的紐帶。希臘在面臨正在使自己屈從的壓力時，它可以也必須擁有一個同樣自由的政策。歐洲的反動分子想要懲罰希臘人民，因此，希臘有權尋求國外的幫助，去緩和或阻止這一懲罰的后果。希臘可以也必須求助于俄羅斯，巴爾干地區的國家，中國，巴西甚至它的歷史宿敵土耳其。

10、但無論外界的幫助會帶來什么，希臘的局面將要由希臘人自己解決。內因是第一位的，該原則同樣適用于這一局面。現在有著更多的風險，因為希臘激進左翼聯盟僅僅在形式上掌握權力。我們知道——我們可以感覺到——舊有的政治勢力已經在舞臺背后秘密謀劃著什么。但是，姑且不論國家權力很快就會腐化這一事實，當它是以常規性的、非革命性的方式被取得時，我們顯然可以提出一些經典的問題：希臘激進左翼聯盟完全控制了警察、軍隊、司法系統、經濟和金融寡頭嗎？當然不是。內部敵人仍然存在，幾乎沒有被觸動，它仍然擁有力量，也在希臘激進左翼聯盟的外國敵人（包括歐洲的官僚制度和反動政府）的籠罩下獲得支持。民眾運動及其草根組織必須對政府的行動保持持續的關注。再說一遍：全民公決中的“不”只有發展為各種強有力的持續運動時才能成為一股真正的勢力。

11、來自國際的民眾支持——源源不斷的支持，示威性的支持，抓住媒體眼球的支持——必須將其所有的力量都貢獻給希臘可能對民眾動員發起的號召。今天，我要提醒你們，世界人口中的10%占有可支配財富的86%。世界資本主義寡頭非常之狹隘，非常之集中也非常有組織。面對這一切，分散的各族人民缺乏政治統一性，又被國家的疆界彼此隔離，他們仍然會處于虛弱、甚至無能的狀態之中。今天，一切事務都在全球性的層次上開展，將希臘人的使命轉化為一種散發著強烈的象征價值的國際性使命，不僅是必要的，因而也是一項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