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寧榮教授（左）、鄧希煒教授（右）

2021年，ICB視野新系列以“走近港大教授，用思想觀照世界”為主題，邀請來自香港大學的專家學者團擔任主講嘉賓，帶著來自醫療健康、科學技術、歷史人文、社會科學等領域的全球前沿視角，與劉寧榮教授展開深度對談。

6月23日，ICB視野邀請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亞洲環球研究所副所長、中國與全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副所長鄧希煒教授和香港大學SPACE學院常務副院長、中國商業學院（ICB）暨企業研究院（SEA）創院院長劉寧榮教授一起，在線上與大家共同探討和交流“在當前變局之下，究竟有哪些新基建、新智能、新制造和新機會，未來科創如何賦能粵港澳大灣區”。

主持人：林丹妮（校友），港大ICB傳媒管理（MM）3班，港大SEA創新營銷與敏捷組織（IMAO）6班

主持人（林丹妮）：首先請劉教授詮釋一下今天的主題“新智能、新基建、新制造”，以及您是如何看待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的發展。

劉寧榮教授：毫無異議，我們已經進入數字科技的快速發展時代，從AI、區塊鏈到5G等領域都在改變著這個世界。中國在這個領域的快速發展，使中國在這一次最新的科技變革當中占據了非常有利的地位。我們如何通過相關技術，使能源、汽車、基建等領域在一個科技上有重大突破，是當前的重要議題。

全球令人矚目的、與眾不同的城市是香港，具全球最快速發展前景的城市是深圳，這兩駕馬車如果能夠并駕齊驅，充分發揮雙方優勢，我相信可以給大灣區未來的經濟發展提供更強的動力，也能為中國經濟進一步快速發展提供更好的基礎。從這個角度講，今天的題目非常重要。

主持人：鄧教授，您在美國長達21年后加盟香港大學，您對香港的未來有什么樣的憧憬？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有什么樣的優勢，粵港澳大灣區相比世界上其他大灣區有什么不同或者明顯的特征？

鄧希煒教授：香港是全球唯一一個有4間大學在全世界排名前50位的城市，包括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和城市大學，可以說香港在全球算是一個大學的城市。香港在產學研的研究和學習方面相當有經驗，在人才方面、在基本科技研究方面也非常有優勢。不同大學的不同學院里有國際上排名靠前的項目，吸引了包括國內大灣區及全球的學生來參與。所以我覺得，大灣區“9+2”城市結構里，香港的明顯優勢是在產學研互動方面、在學習、在研究方面，可以做出很大的貢獻。

我在美國待了很長時間，回到土生土長的香港，我覺得香港正在經歷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關鍵時期，可以說是十字路口。1997年香港回歸以后，有很多經濟問題，包括貧富懸殊，包括房價處于全球最高位置，還包括產業太過單一的問題。我們的經濟學家，還有政府的官員可以在香港轉型的過程中，一方面通過跟大灣區融合好好調整香港，另一方面推動香港現有比較優勝前沿的產業，包括金融、教育和醫療，對大灣區做出貢獻，為國家的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主持人：請問二位教授，香港距離您心中的國際創科中心到底有多遠？

鄧希煒教授：我覺得香港產學研方面的互動，可能缺了一個很重要的中間環節，產業鏈可能有短板的現象。大家應該很清楚，香港的缺點就是它的工業占整體GDP的貢獻非常小。還有一點，香港研究公司的投資也不是那么多。這個也跟香港長期沒有發展工業，沒有工業轉型有關系。所以我2019年從美國回到香港后，一直在香港推動“再工業化”。

“再工業化”本身可能有一些比較負面的概念，或者很多市民對“再工業化”的內容有一些誤解。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再”這個字，引起很多人想到香港八九十年代那些勞動力密集、比較低端、以出口帶動為主的工業。我們現在講的工業是工業4.0，用最新的科技、用人工智能去推動工業發展。我覺得香港除了研發、基礎研究做得好以外，也有很多以前的工業家希望可以通過工業4.0技術，幫助香港再做工業。

工業層面，我覺得對科技或者研發本身關聯比較大的包括醫療產品、健康產品，包括香港一直以來的強項——食物工業制造。香港的很多食物，包括零食，包括醬油，在國內、在海外的市場都非常有吸引力。所以我覺得，香港是可以通過一些新的制造技術、人工智能，還有工業4.0的技術，放大工業的規模。同時，香港的廠商以及政府本身，也可以好好地推廣香港品牌的產品。

劉寧榮教授：我覺得香港能不能成為一個科創中心，能不能有創新的生態，取決于幾個因素。

第一毫無異議是市場。沒有一個大的市場支撐，有多少創新也不可能讓你的科研找到更大的服務群體。在大灣區的合作里面，恰恰就是因為有大灣區巨大的市場，才能夠讓任何一個創新都有可能在大的市場里面嘗試、實驗，成為更好的產品，所以市場很重要。市場也代表一種競爭，市場越大競爭就越激烈，我們的創新才能一步一步地往上提升。

第二人才很重要，沒有人才也不可能創新。香港和內地之間，特別是和大灣區之間的合作，為什么對人才這一因素是利好作用呢？剛才鄧教授提到，全世界沒有一個城市能夠像香港這樣，有4所大學被評選為“全球最好的50家大學“。除此以外，由于香港的地位，香港的學術人員可能比內地的學術人員更易于和全球接軌。科研創新離不開最新的知識，最新的學術互動，跟各國學者之間的交流也非常重要，香港也有這樣一個有利的條件。

第三科研創新離不開資本。香港作為全球最大的幾個金融中心之一，它能扮演一個非常重要和積極的角色，能夠為相關企業找到資金助其發展。這就是為什么在過去的十來年里，大量的中國企業到香港上市尋找資金。香港離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當然還有一定的距離，但如果將香港和內地，包括深圳以及其他相關城市聯合起來，充分利用各自有利條件，我覺得不僅是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而是整個大灣區成為全球最有競爭力的創新科技中心。只有從這個角度去看問題，我們才能把這件事情做好。

主持人：香港政府如何參與并推動與內地的創科合作，香港的政策該如何配合？而這些政策的變動會給粵港澳大灣區共同發展帶來哪些新機會？

鄧希煒教授：我個人的意見是香港政府應該采取比較正面、比較直接的態度。一直以來，香港政府都以所謂的“小政府，大市場”方針去管理經濟。八九十年代全球經過很快速的全球化，香港作為一個小型的開放型經濟在全球化的過程，加上中國經濟開放過程，收獲了很多開放紅利。現在我們知道全球正在經歷去全球化，中美關系短期內也很難有大的改善，所以我覺得香港政府應該在這樣的歷史時刻，采取一個比較正面地推動。

一方面應該好好地配合國家“十四五”政策，把香港打造成一個全球創新科技中心，同時發揮好本地優勢，包括金融、醫學、醫療系統、高校。香港很多人才具有國際化的經驗，應該好好地跟大灣區的主要城市協同合作。另一方面，我覺得香港政府也應該意識到，跟其他大灣區城市需要一個協同合作的空間外，也有競爭的情況。所以好好地認識到香港特有的優勢，把這些優勢好好推廣，給祖國的發展做出貢獻，這是非常重要的。

劉寧榮教授：香港政府和內地政府不太一樣，政府在市場中發揮的作用并不是那么大。這個問題我是這么看的。

在推動大灣區的合作方面，政府當然要更加地積極，有一個非常清楚的戰略眼光。但是香港又跟內地不一樣，如何在協作中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也就是說，政府如何在提高參與度和充分利用市場作用之間做好平衡？國內可能更加重視政府的介入，這是香港政府需要考慮的問題。

在政策上，要鼓勵香港各方面人士積極參與大灣區的融合。但我覺得要讓香港人看到融合的益處，首先要讓香港人看到“再工業化”過程中香港的變化。如果說“再工業化”，像鄧教授說的那樣，這個詞不好，我們有一個新詞，我們就說在數字科技、數字經濟時代香港要如何騰飛？香港政府要讓香港人看到城市的數字化過程帶來的新的發展好處，香港人可能會積極地參與數字經濟的發展。

主持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為金融科技創新應用提供了更大、更廣的平臺。如果跟其他臨近城市、地區相比，比如新加坡，香港的政經環境有哪些優勢，同時又有哪些短板？我們如何更好地發揮香港的優勢帶動雙循環經濟？

鄧希煒教授：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我每天都想這個問題，每天都有新的思考，可以在這里和你們分享我初步的看法。

第一，香港比新加坡或者大部分亞洲城市有優勢，它是一個中國的城市，同時又有非常國際化的經驗。香港的大學里面官方語言是英語，可以直接吸引不同國家的人參與學術的發展，他們也能感受到香港的環境還是比較熟悉，比較舒服的。

第二，我覺得香港的金融一直以來都比新加坡、東京等大部分東亞城市搞得好。主要原因有兩個：

一方面它是用普通法。金融市場的投資者，一些投行，對普通法的看法比較正面。全球最大的三個國際金融中心紐約、倫敦和香港，都是用普通法作為法律基礎。

另一方面，香港經過了全球化不同階段，包括中國過去30年全球化的經驗。香港幫助國內很多公司融資，還有幫助很多海外的公司在九十年代、2000年左右進入中國。05、06年之后，國家的政策開始走出去，搞一些對外項目包括現在常說的“一帶一路”的時候，香港在融資、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方面，也吸收了很多經驗。

建設的經驗是非常難得的。沒有一個城市，既有參與國家發展的經驗，還有那么多融合西方國際化發展的經驗。新加坡可能在國際化層面獲益很多，不過它沒有參與國家40年經濟改革的過程，相比香港確實少了很大的市場。

劉寧榮教授：雖然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從國際化程度講，不說別的就說英語的使用，日本人、東京人跟香港人比還有一個很大的距離，國際化程度日本可能還不如香港。

從經濟規模來講，新加坡在某種程度上只有羨慕的份。李光耀總理說過，香港不僅僅是700多萬人口的市場，它背靠的是中國內地巨大的市場。如果不講內地，只講大灣區“9+2”城市，“9+2”城市GDP總量在全球排名第八位，僅次于意大利，量非常大。

從這點上講，我覺得香港的地位非常特殊。尤其是國際局勢發生重大變化的今天，香港的作用越來越大。在面臨我所說的“一球兩制”，一個地球兩種制度競爭的情況下，香港在某種程度上對兩種制度的熟悉程度是其他任何一個城市沒有辦法比擬的。香港如果充分利用這個優勢，真的是如魚得水。

主持人：“十四五”規劃設定的遠景目標，其中一個核心要點叫作“持續創新驅動”。在“十四五”規劃里面，香港將會進一步成為國際、創新、科技、區域、知識產權、貿易和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說到科創賦能大灣區，不得不提到大學的產學研創新賦能。香港擁有很多QS排名較高的大學，我們如何有效地聯動香港亞洲頂尖大學資源，推進大學科研成果商品化？香港產學研結合過程當中會遇到什么樣的挑戰？有沒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對內地有借鑒意義？

鄧希煒教授：第一，我的感觀是香港產學研方面沒有產。沒有生產的話，很多學術的研究會停留在一個比較學術的層面，不會影響到民生，也不能夠做成市場化。在香港那么小的市場里面，很多人不會感受到學術界做了那么成功的研究，感受不到對他們的生活、對本地的經濟有什么貢獻。

我覺得大學教授可以更有自由度地去參與一些業界的活動，或者市場的推動。舉個例子，幾年前我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待過半年，那些研究型的教授差不多每一位做學術比較成功后，都會開一個小的公司，或者做一些公司的顧問。那些經驗，一方面可以幫助他們更好地做研究，在學術層面做得更好，研究也會對人類有更大的貢獻。另一方面，他們可以賺一點錢，把他們的研究知識再增加一點。加州政府也非常鼓勵大學教授跟企業互動合作，反過來看香港，還沒有做到一個比較成熟的階段，我們有很多規矩不允許大學教授參與市場的運作以及和企業家互動。

第二，回到一開始講的“再工業化”。沒有工業，沒有生產，很難把一些大學里做的研究做成產品，或者帶動服務業的發展。很簡單，別說在香港生產幾十萬的產品，就算做一個很簡單的模型，香港都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做出來。或者做出來以后，找不到測試的基地。我覺得香港需要一定的“再工業化”，才能夠把產學研整個產業鏈重新提高。這會直接帶動香港經濟持續發展，增加更多就業，幫年輕人制造更多新經濟的職位，同時可以增加香港人才的比例。還有，剛才我說斯坦福的經驗，提高教授、研究所研究的質量。

劉寧榮教授：我覺得香港的大學，在研發和產業的鏈接接弱一點。可能過去香港的大學教授薪水比較高，所以鼓勵大家做研究，跟社會造成了脫節，這是我的想法。現在這種現象開始改變，大疆跟香港科技大學有關聯，商湯總部在香港，和香港中文大學有關。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變化，包括香港大學在內，我們新校長來了以后特別重視創新，鼓勵大學中的創新和社會進行對接。

我的鄰居在中文大學教語言，他在香港科學園有一個辦公室，他在里面做研發，通過技術幫助有語言說話障礙的孩子。現在香港也在發生變化，當然我們希望這個變化更快速一點，這樣不僅有利于香港本身的競爭力，也有利于香港在整個大灣區的融合中起到更大作用。

主持人：香港大學作為世界百強大學，如何為大灣區科技創新提供強大的人才和技術支持，以釋放更大的創新勢能？

劉寧榮教授：全球最有競爭力的創新生態離不開人才，人才在某種程度上是最重要的。香港在人才培育上有它得天獨厚的條件，之前我們一直在講香港的國際地位，香港和全球不同大學之間的聯系，這樣的聯系是很多國家、很多城市的大學沒有辦法比擬的，香港有這樣的特殊地位。而且香港的大學里面很多人才來自全球各地，如何借助這些人才加強大灣區的創新能力，是香港所有大學需要考慮的問題。

第二點，香港的大學在吸引全球人才方面可能比內地的大學有優勢。內地的大學可能有更多的力量、更多的資金吸引全球的人才，但是香港本身國際化的特點，可能更容易吸引全球人才在這里居住。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談如何能夠吸引全球人才住在香港，工作在大灣區的其他城市。因為他們來香港，不覺得香港是一個不同的城市，跟他們生活的城市很相似，所以他們很容易融入，也愿意在大灣區工作。這是香港的第二個優勢。

第三個優勢是自主創新能力。香港的大學制度、大學本身的教學方式，鼓勵大家獨立思考，鼓勵大家創新，這點非常重要。中國人，華人在奧林匹克數學比賽都能取得很好的名次，為什么沒有出現諾貝爾獎獲得者？我們的孩子小時候能力是很強的，后面可能欠缺獨立思考的能力。我覺得香港的大學制度，能夠催生更多人思考自己的發展路線，這在創新當中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香港的“再工業化”，未來如何更好的配合大灣區發展，兩者之間如何高效的產業互動？

鄧希煒教授：提到“再工業化”，很多香港人覺得香港沒有條件搞工業。他們第一個反應是我們的地很貴，這確實是個問題，第二我們沒有人才，第三我們沒有市場。這三點在工業4.0發展中，對香港來說已經不是問題。

第一，工業4.0用的都是最高端的技術，包括機器人，包括3D打印，包括很多人工智能的操作，對土地的要求已經降低很多。

第二，人才方面，我不覺得香港沒有人才，香港有很多人才，不過可能集中在幾個范疇，包括金融、醫學，還有我們商學院。為什么香港的年輕人，香港的學生對科學、對科技興趣沒有那么大？主要是勞動市場沒有給他們一個就業的機會。香港的人才不是供應的問題，是需求不夠的問題。怎么把需求增加？就是搞工業。

工業方面，我覺得香港已經有一些很明顯的優勢。包括很好的醫療系統，很好的醫療團隊，還有健康、養生一些產品方面可以大量的研發、大量的生產。還有食物方面，香港對食物和食物安全的要求，一直以來都比國內很多城市做得好。

第三，香港是一個地少人多的地方，要處理很多廢物的問題。香港的家庭每天會制造很多廢物，需要打造智慧城市，未來5年、10年在發展的同時，用工業4.0技術做一些環保項目、綠色產品。通過香港對綠色環保方面的需求，我們的一些研發、經驗、產品、服務可以送去其他城市，送去亞洲不同的國家，所以我對香港“再工業化“是充滿信心的。

九十年代開始，香港經濟處于一個所謂的蜜月期，很多時候什么都不用做，就是等國家發展，等西方的一些公司透過香港打進國內，再等國家一些公司走出去，香港在中間賺了很多錢，因為香港是一個非常發達的金融中心。沒了那么好的蜜月期后，我相信香港政府應該會在未來幾年有一個跟之前不同的經濟發展藍圖。還有很重要的，市民也會慢慢接受香港需要工業。不搞工業的話，至少也相信只靠金融這個單一產業不夠解決香港深層次經濟問題，包括貧富懸殊，包括年輕人沒有往上走的空間。

劉寧榮教授：我也認為剛才提到的幾個領域都是香港的優勢。節目開始之前，我和鄧教授探討哪個領域香港可以做好，我們都認為醫療領域是很好的。除了醫療領域，食品安全也可以。我有一個朋友做食品安全，將冷鏈技術應用到食品保存和運輸，能在安全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在文化藝術領域，香港的拍賣市場也是一個巨大的市場。這個市場如何提供創新，我覺得也是香港人需要考慮的問題。

香港過去的發展太好，機會太多。有很多機會時，我們不會去思考突破，只有面臨沒有出路的時候，知道不能只靠金融來改變香港的時候，大家才會思變。我覺得從這個意義上講，香港到了重新騰飛的時候，不僅僅是再工業化。重新騰飛需要心理上的變化，因為人有的時候只有被逼到懸崖邊才能意識到需要變化。

只要政府的戰略是朝正確的方向發展，才能夠引導香港市民認識到香港必須要有一個新的發展領域和空間。我們看其他的城市，新加坡也好，東京也好，沒有一個城市只靠金融或者只靠服務業，科技的發展毫無異議是帶動城市發展的重要支柱。紐約這個城市，最出名的第一是金融，第二是旅游服務等，還有文化產業，現在它也很重視科技的創新，在全球的科技創新排名里面，硅谷第一位，紐約已經到了第二位。當所有和香港類似的城市都在思考發展的時候，香港怎么可能只靠一個金融發展？我覺得發展機會已經到來。

答觀眾提問

問題一：國外有說要避免過分依賴一個地方的供應，減少供應鏈出現斷裂，這對中國的發展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劉寧榮教授：新冠疫情讓很多國家包括美國、歐洲、日本，看到過度依賴中國的供應鏈可能給他們帶來的沖擊，尤其在醫療設備、醫療器材以及藥品方面，過去美國很多藥品都是在中國生產。現在各國都在思考，我的供應鏈會不會因為不同國家之間的競爭帶來威脅。所以全球才會出現所謂“中國+1”的方案，很多國際企業可能要分散投資，分散供應鏈，這是目前正在發展的趨勢。

我覺得大灣區這個概念對中國經濟的發展非常重要。我們一定要認識到香港對未來中國的作用，一定要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做好一國兩制，這對中國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

鄧希煒教授：我覺得未來幾年都很難看到中美關系的改善機會，所以大灣區除了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火車頭外，還是非常重要的對中美關系下滑的策略性反應。所有城市，包括香港在內，應該理解新的國際局面，除了對經濟做出貢獻以外，對中美摩擦既要感受到危機同時也要把握好不同的機會。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在美國政府的施壓下把香港作為中國最國際化的城市，扮演好中國繼續全球化中的角色。

問題二：我們還需要出國留學嗎？

鄧希煒教授：有機會的話看看世界當然是好的。我非常鼓勵港大的學生把握住去外國交流的機會，如果他們想看看國內不同的城市，我更加鼓勵。因為我確實覺得很多香港的學生、年輕人對國家的發展，對國家的政策或者一些文化背景理解得不夠。所以我覺得多看世界、多學習、多旅游，對自己的人生是一個非常有用的經驗。同時，當他們有更廣闊的世界觀的時候，對他們自己，對自己的經濟，對國家的經濟貢獻應該是更大的。

劉寧榮教授：不管現在西方（特別是美國）如何阻止中國人去那邊留學，中國人還是要本著“如何走出去”這個想法。走出去能夠打開你的眼界，別人不讓你出去你就縮回去，只能把自己的眼界限制了。

喜歡在全球走動的人都有一個感受，在不同文化、不同國家生活時帶來的沖擊，會對認識世界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總認為視野和知識同樣重要，有時候視野更加重要。不管是去歐洲還是美國留學，可以碰到來自全球不同的人。舉個例子，美國的AI人才和全球其他國家比數量上占絕對優勢，差不多60%的AI人才都在美國。這60%里面只有31%來自美國本土，將近27%的人來自中國，除此之外還有來自印度。在這樣的環境里面，跟不同文化的高層次人才進行互動，能夠幫助你有更好的發展，在創新上走出一條更好的發展之路。

所以我覺得中國的年輕人，一定不要錯過在年輕的時候去看世界的機會。當你年輕的時候有看世界的機會，你就有可能比別人站得更高，看得更遠。

問題三：今天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年輕人的貢獻，香港的年輕一代，特別是95后、00后有什么樣的特點和優勢？

鄧希煒教授：我覺得香港的年輕人還是對香港有很深厚的感情，他們還是想為這個城市做出貢獻。跟國內、跟全球的年輕人一樣，香港年輕人的活力還有對未來的追求，可能比我這個中年人，或者比我父母那一代更有向往。問題是香港那么小的城市，可能沒有足夠的空間給年輕人發展的機會。所以香港的年輕人，可能把一些經濟問題，跟其他問題、社會問題連在一起。我希望香港的年輕人有機會看看世界，然后反過來看自己的地方，會有一個不同的觀點。

劉寧榮教授：我認為香港的年輕人，從工作的角度來講還是蠻敬業的。敬業是一個社會、一個企業發展非常重要的前提條件。除了敬業還有專業，我覺得香港年輕人做事情也很專業。這種專業的素質，可能跟從小的教育、成長的環境有相當大的關聯。所以敬業、專業我覺得是香港年輕人的優勢。

香港年輕人有一個弱勢，拼勁和闖世界的冒險精神不夠。闖世界、冒險可以到海外，也可以到內地。跨過深圳河，其實對一些香港年輕人來講就是一種冒險，如果跨過去的時候，看到的是一個不同的世界，可能就能夠找到不同的機會。

我覺得這一代年輕人有各自的優點和缺點，相比而言，香港的年輕人國際視野會寬闊一些。因為他們可能有更多的條件去接觸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息，可能有更多的機會在很小的時候去海外，這個也是他們擁有的優勢。

問題四：針對目前數字化轉型的大趨勢，中小型制造企業數字化人才幾乎沒有，項目預算比較少，產品附加值不高，有什么好的辦法利用新技術潮浪發展壯大？對服務制造企業的創業者又有什么好的創業建議？

劉寧榮教授：這個問題非常好，尤其是對于一個小企業來講。小企業當然不可能像大企業那樣，在整個數字科技的發展過程中可以投幾十億，就像華為。華為面對美國打壓的時候，已經在無人駕駛領域大規模地發展，小企業當然不可能和華為比。小企業有沒有市場？當然有，最重要的是看到市場的需求在哪里。

這次回到內地，我看到我們一個校友將AI和定位技術跟傳統制造業連在一起，生產出一款救生圈。傳統的救生圈是能夠救人的，但很多時候穿上救生圈，卻等不來救援。有了AI和定位技術，就能夠很快定位你在哪里。一樣是救生圈，過去可能就賣個一百塊，有了這樣的技術，就可以賣五百塊。

所以，即便在小的領域，如果能夠捕捉到消費者的需求就有發展的機會。物聯網的發展已經在改變我們的家居，未來也能提供很多的機會。這個機會就是小企業如何尋找、借助這樣的技術，找到新的發展空間。我覺得這個天地是非常廣闊的。

鄧希煒教授：我覺得中小企業要在市場永遠生存、運作，是非常困難的。不過，在工業4.0的新時代，在去全球化的年代，中小企業反而有更多的機會好好地發展。以前的工業需要很多工人，需要很大片的土地，需要很大的市場。現在我們都講分散生產，分散銷售，還有工業網絡已經用到很多新的數字技術。所以中小企業要做的可能是好好把握經濟轉型的機會，認定他們可以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空間，認定他們在市場的定位，找準他們的產品、服務在市場的需求。

主持人（林丹妮）：

思想碰撞的時間總是非常短暫的，如果有意愿進一步交流探討，可以加入【ICB視野60秒私享群】。未來ICB視野還會為大家提供更多的內容，走進港大教授，讓思想觀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