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頭”、“空頭”，是證券和商品交易中的專門術語。凡預先估計某種商品或證券大有前途，先大量買進，等其價格上漲時拋出，以獲取差價而謀利，這種買進稱為“做多頭”； 反之，預先賣出某種商品或證券，待其價格跌落后再如數“買回”或“補進”以獲利，這種賣出稱為“做空頭”。在交易市場中，“多頭”、“空頭”猶如敵手，常常拼得你死我活。1921年至1922年初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中出現的“多頭”與“空頭”之戰，可謂驚心動魄的一場生死之戰。

“多頭”公司的伎倆

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自開張后因營業情況頗佳，該交易所本身的股票（又稱本所股） 價格不斷上漲，當時《申報》幾乎每隔幾天即有該交易所營業發達、股票漲價的消息刊登。 如1920年7月25日，《申報》載：“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成立以來，已將一月，其內部棉紗、棉花、證券等部營業，甚為發達……現該所每日所得傭金有一千三百元以上，由是交易所股票價格益高，京津之名流政客，購買者甚多，現聞有歸國退隱之名人，連日托人收買一萬股，因而市價頓俏。”8月11日《申報》又載：“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股票價，連日逐步增漲，昨日每股已漲至六十一元三角。”證券物品交易所的理事們見本所股如此熱門，有利可圖，便耍弄手段使本所股價格有起有落，以進一步造成交易所證券交易生意多、收益多的現象，從中謀取暴利。于是一場“多頭”與“空頭”之戰拉開了序幕。

這場“多頭”與“空頭”之戰，最先是由蔣介石的表兄弟孫天孫開其端。孫天孫以每股二十元的價錢在證券物品交易所將票面為十二元五角的本所股陸續收進，等到每股漲到四十多元時，全部拋出，著實賺了一票。孫天孫做多頭輕而易舉地發了一筆小財，使一些熟知內情的人十分眼紅。證券物品交易所的理事之一趙林士也緊步孫天孫后塵，連做兩次多頭，都賺了一筆。此時本所股的價格已經漲到每股一百元，趙林士等見錢心動，胃口越來越大， 一個更大規模做多頭的“多頭公司”開始形成。這個“多頭公司”以趙林士、張澹如等證券物品交易所的常務理事為后臺，由洪善強直接出面當做手，在南京路大慶里掛起“大慶銀公司”的招牌，在交易所內大做多頭。洪善強原名寶齋，在當時商界中算得上一支大手筆，他是寧波旅滬同鄉會前身四明同鄉會的發起人。證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后，他是第52號經紀人。 他自恃幾乎所有證券物品交易所的常務理事都加人了“多頭公司”，便放開手腳大干起來。

然而交易所猶如風浪莫測的大海，投機者好比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做多頭的，必有做空頭的。當時做空頭的一個大戶是上海有名的富商張靜江。張靜江資力十分雄厚，“多頭公司”考慮如果兩家大戶對峙，勢必兩敗俱傷。趙林士、洪善強反復商量，覺得必須把張靜江拉到同一陣營中來，“多頭公司”才能沒有敵手，想來想去，想到了戴季陶。戴季陶早年留學日本，素有文才，是張靜江家中的常客。張靜江視戴季陶為左右手，對其可說是言聽計從。趙林士、洪善強知道戴季陶有一個特性——好色，于是巧施“美人計”。一天他們請戴季陶吃飯，席間把趙林士一個漂亮的小妾找來陪酒，乘著酒興，趙林士將這個小妾送給了戴季陶。然后要戴去勸說張靜江停止做空頭。戴季陶為了對趙林士表示感念，便向張進言。張靜江聽了戴季陶的話，果然把所有空頭全部了結，投入了“多頭公司”的陣營，也做起多頭來。張靜江這個大戶的這一翻復，頓時使本所股價格扶搖直上。

“空頭”公司的反攻

“多頭公司”為了操縱局面，另一個手段是有意拉開近期和遠期本所股股票的價格，引誘一些散戶做套利。所謂“套利”，是指通過買賣兩個不同月期的股票來獲取利潤。比如當時本月期本所股價格每股為240多元，下月期價格為260多元，通過買賣上下兩個月的本所股，獲利率為百分之十。相比之下，當時銀行的利率不過為百分之六至百分之七。有這樣高的利率，自然吸引了一批客戶乃至銀行錢莊等都來做本所股的套利，紛紛買進本月期，賣出下月期。這種情況的出現，更有利于做多頭。因為外界大量客戶買進賣出，能夠維持本所股價格的上漲勢頭。但是，在眾多為套利而出現的買賣中又隱藏著一種危機。即每到下月期交割時，大量本所股拋出，必須要及時將其吃進，否則市價即會下跌。

1922年年初，市面上銀根趨緊，各交易所股票價格先后回跌，證券物品交易所的本所股也開始下跌。但此時“多頭公司”手中已買進大量本所股，再要繼續收進，財力感到不足。 這個時候，本所股套利利率雖然被抬得很高，但對客戶已失去吸引力，交易所內進2月期貨出3月期貨的套利已無人做，原來做套利的客戶紛紛賣出，幾乎沒有買進。 眼看危機將臨， 唯一的辦法，只有再找實力雄厚的大戶來加強“多頭公司”的陣容。這個大戶終于被“多頭公司”的臺面人物洪善強找到了。

新的大戶為林茂如，他本人開設一個全球交易所，此時野心勃勃，正想插足證券物品交易所，一直苦無機會，“多頭公司”的洪善強本來同他熟識，此時洪找上門來，林茂如自然一口答應，下個月本所股由他買進。“多頭公司”找到新的合作伙伴，總算放下心來。不料到了1922年2月下旬交割期，林茂如卻毀約不干了，這個突然的變化頓時使“多頭公司” 陣腳大亂。因為按照交易所規定，交割期一到，買賣雙方必須將應交割的股票和現款送交易所履行交割手續，但“多頭公司”此時面對6萬余股到期的期貨要交割，應付價款在700萬元以上，對如此巨額價款，“多頭公司”只能違約拒付。

證券物品交易所因“多頭公司”違約而停拍。這時本來在做空頭的一批經紀人，以最大的空頭戶廣東籍人陳受之為一方，乘機布置反攻。許多已經出售本所股的散戶，因為交易所停拍而拿不到價款，當然不答應，紛紛催促證券物品交易所辦理交割手續。個別客戶甚至抬 了棺材來到交易所，揚言若交易所不代為料理善后，惟有“當場殉難”，一時空氣十分緊張。 “多頭公司”的陣營終于全線崩潰。

“割肉”和解

在各方壓力下，“多頭公司”只能央求證券物品交易所的經紀人公會出面進行調解，解決這場危機。于是在1922年2月28日晚上七時，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經紀人公會召集了經紀人公會證券部會員開緊急會議，商量解決辦法。

會上經紀人公會主席顧文耀表示：這次本所股買賣，買進一方違約，但是為了保全市面之金融，本會擬設法和解，勸賣出一方認虧，以資了結。了結辦法擬由買方交出現金50萬元，代用品150萬元，再加上證券物品交易所拿出鹽余公債100萬元抵作現金50萬元，作為給賣方的損失賠償費，賣方則不交出所出賣的股票。但會上一些經紀人提出，并不是經紀人不愿意和解，而是那些委托人不肯放過門。

會議一度僵持不下。后來又接連開了幾次會議，均沒有結果。最后，經紀人公會會長顧文耀只得一面苦苦哀求各經紀人，說自己也是做空頭的一份子，若和解的話自己同樣受到損失，只因處于會長地位，不得不作出犧牲，冀達和平之目的，萬望大家體諒苦衷。同時，他又威脅道，如果大家堅持不予和解，一旦徹底決裂，則按照規定，只能賠償百分之五的費用，這樣的話，對委托人來說，損失將更大。那些精明的經紀人一核計，百分之五的賠償費，等于 把錢全扔進水里，而原先經紀人公會提出的賠償費，分攤下來，多少還能有點彌補。

于是所有經紀人終于接受和解，按照商定的和解辦法，將賠償金作如下分配：現金50萬元，每股攤派到8元1角9分，100萬元鹽余公債票抵作50萬元現金，每股攤派到8元2角，其余150萬元代用品，等到出售后視得現金多少再照每股攤派。這樣攤下來，賣方每股得到賠償費約20多元，這對于高峰時本所股的價格，幾乎是個零頭，但事到如今，空頭方面也只能忍痛吃進了。

散戶是這場搏斗的犧牲品

這場“多頭”與“空頭”之戰，使“多頭公司”遭到沉重打擊。“多頭公司”成員之一， 證券物品交易所的常務理事盛王華，原先擁有百萬資財，經此失敗，家產幾乎蕩然無存，他原有自備汽車兩輛，此時只能變賣應付，出門改乘電車。最倒霉的莫過于“多頭公司”的出面人物洪善強。當危機來臨之時，本所股交割期已到，要求付款聲如潮水般涌來，此時趙林士和張靜江都一齊責怪洪善強看錯了林茂如，洪善強自己則是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想當初他憑自己多年來在交易場中的經驗，認為做“多頭”可以穩發大財，故而曾在趙林士等人面前夸下海口，想不到會如此慘敗，洪善強感到自己再也無臉見人，只好一死了之，成為交易所中這場搏斗的犧牲品。

另一個被殃及的人為洪承祁，也在這場風波中遭厄運。洪承祁本是證券物品交易所最早的發起人之一，當初證券物品交易所籌辦時，不少投資者都由他聯絡而來，后來為爭得證券物品交易所合法地位。 他不辭勞苦在北京奔走，上下活動，為證券物品交易所取得營業執照立下過汗馬功勞，為此證券物品交易所的一些理事資助他辦起一家中易信托公司。可是洪承祁受“多頭公司”影響，另辟蹊徑，將公司的二百萬資金在面粉交易所也大做多頭，不料曇花一現，竟同“多頭公司”一樣遭到慘敗。洪承祁本來身體衰弱，受此打擊，精神失常，不久即憂郁而死，離洪善強自殺不過才幾天。

當然，損失最大的還是許許多多做本所股交易的散戶，包括那些因貪圖厚利做本所股套利的銀行、錢莊和信托公司。當初本所股價格如奔騰之馬上漲時，這些散戶購進不少，指望在再漲時拋出，想不到碰上這個危機，原先價格高達幾百元的本所股變得幾乎一文不值，因此虧損不少，有的只好倒閉或歇業，甚至傾家蕩產。

（本文原載朱紀華主編：《檔案里的金融春秋》，學林出版社，2012年。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刊發。原標題《生死之搏——70年前的證券大戰》，現標題及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