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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救市焦點人物蓋特納：所有的金融危機都是信心危機
【編者按】
拯救美國經濟的焦點人物、美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財政部長蓋特納，在《壓力測試：對金融危機的反思》（中信出版社，2015年4月版）中，解釋了美國如何成功渡過了其政治和金融系統的最終壓力測試。
作為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主席和美國總統奧巴馬的財政部長，蓋特納幫助美國渡過了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從繁榮到蕭條到搶救再到復蘇。在回憶錄中，他講述了自己如何做出各種艱難抉擇以及在政治上不受歡迎的決定，用以修復一個破碎的金融體系，防止國家經濟走向崩潰——他避免了第二次經濟大蕭條，但卻失去了美國人民的支持。
澎湃新聞經授權摘編該書蓋特納對“金融危機是信心危機”的理解相關章節。
所有的金融危機都是信心危機
金融系統都是建立在信念之上的，這就是為什么“信貸”這個詞源于拉丁文“相信”，為什么如果我們相信某件事是真的就可以信賴它（Bank On），為什么金融機構往往自稱“信托”。想想一個傳統銀行是如何運行的，存款者相信銀行，將錢存入銀行，并且對其還本付息有信心，銀行再把錢以更高的利息借出，同時確信不會存在所有人同時要求取回本金的情況。但是如果人們對銀行失去了信心—有時出于對貸款質量和管理能力的理性分析，有時不然—他們就會同時擠兌。結果就是大家都奔向銀行，就像電影《美好人生》（It’s a Wonderful Life）中的場景，儲戶涌向大蕭條時代的儲蓄機構。信心是易逝品，當它開始蒸發，就會瞬間消失，而且一旦失去就很難找回。
金融危機就是顯而易見的銀行擠兌，是對整個金融系統的擠兌。人們對資金安全失去信心—無論是股東還是債券持有者，無論是機構投資者還是鰥寡孤獨—他們從金融系統中暴走擠兌，使體系中的錢更加不安全，也使每個人進一步失去信心。這在歷史長河中呈現過多次，無論是富國還是窮國，無論是復雜體系還是簡單體系。人類慣于恐慌，正如我們慣于的某種非理性信念（對于房地產、股票或者是17 世紀的荷蘭郁金香），造成了泡沫與恐慌交替。而一旦騷動群起，對于個體而言，跟著行動以免被踩踏就是理性的行為，盡管對于社會整體而言，他們的集體行動是非理性的。這些恐慌幾乎總是會帶來殘酷的結果—不僅僅是對投資者和銀行，對教師和建筑工人也是如此—決策者幾乎總是把他們的境遇搞得更糟。
2009 年年初，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危機中政府應該如何恢復信心？部分答案很簡單，盡管令人不快。政府可以支持那些問題公司，消除那些可能把恐懼變成恐慌的因素。為了安慰儲戶，圍城中的銀行過去常常把現金堆在櫥窗里展示，使儲戶認為沒有必要去擠兌。當政府投入足夠的“櫥窗里的錢”，就可以減少銀行擠兌的危險。典型的例子是存款保險，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用它來應對大蕭條時期的銀行擠兌。自1934 年以來，政府對銀行存款提供擔保，所以即使儲戶擔心他們的銀行有問題，也不用到銀行擠兌而使問題惡化。
當然，羅斯福時代的銀行系統沒有“抵押債務”、“資產支持商業票據”或21世紀的其他復雜金融工具。在2008 年的恐慌中，被保險的銀行存款并沒有任何擠兌跡象，但其他各種受到驚嚇的資金卻奪路狂奔—在數字化時代，擠兌不需要蜂擁到銀行門口，只需一個電話或點擊鼠標即可實現。2009 年年初，政府已通過問題資產救助計劃和其他緊急措施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展示在櫥窗中。我們已經增援了價值數萬億美元的金融負債，但金融系統仍然癱瘓著。市場能看到5 枚炸彈，而我們的危機應對措施卻顯得那么松散，許多政策相互矛盾，投資者和債權人不確信我們是否有能力和意愿來完成這項工作。而不確定性也是所有金融危機的核心問題，沒有政府承擔風險，金融危機不會消失，私人投資者不會承擔那些災難性的后果。
最明顯的反對政府幫助陷入困境公司的理由是，這種做法獎勵了縱火犯，表現為兩種形式：一種是關于正義道德的說法，即我所謂的“舊約觀點”，腐敗分子應該受到處罰。缺乏社會責任感者不應該被救助；另一種是關于激勵的經濟學論證，基于“道德風險”的批判，即如果你今天保護冒險者的損失，他們明天會冒更大的風險，從而在未來制造新的危機。如果你救助縱火狂，最終將遭受更大的火災。
這些都是有道理的，對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而言，這的確是明智的行動指南。對于一次典型的經濟衰退，甚至是有限的危機，企業應該正視自己的錯誤造成的后果，借給他們錢的投資者也應如此。但是，試圖在一次真正的系統性危機中懲治肇事者—通過讓大多數公司破產或迫使老年儲戶接受存款縮水—無異于火上澆油。這意味著將會有更多的銀行破產和存款縮水，意味著鼓勵儲戶擠兌。它可以使強者和弱者都處于危險境地，因為在踩踏事件中，羊群都是漫無目的的；這基本上就是金融危機的定義。舊約復仇主義要求迎合當下民粹主義的憤怒，但真正道德的做法是盡快撲滅金融危機中的地獄之火。我們的目標應該是保護無辜的人，即使有些縱火犯會蒙混過關。
他說，“明天，財政部長蒂姆?蓋特納將會公布一些非常明確和具體的計劃。”有記者要求他詳細解釋一下，但他說要等一天。他已經不能更慷慨，或將期望值提得更高：“我不希望搶財政部長的風頭。他打算明天詳細闡述這些原則……我將把那個陽光時刻留給蒂姆。”
一支精干的顧問團隊一直夜以繼日地和我一起制定金融穩定戰略，但那時我們只有一個總體框架。我們實際上并不打算宣布計劃的具體細節。我的團隊在一份內部備忘錄中已經預見到這個問題：“首次頒布時許多細節仍然需要保密，這可能會給市場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和波動性。”而且我們還面臨另外一個問題：幾乎沒有同事高度認同我們的戰略，甚至包括拉瑞。
但總統用自己的方式表達了對我處女作的信心，甚至敦促白宮記者團來參加我的演說。
“他將是了不起的！”總統說。
我深表懷疑
財政部長們應該樹立信心，因為我們的簽名出現在美元上。我知道，一家好的劇院—既干凈又肅靜，會給人一種既可靠又有實力的印象—環境與設施同樣重要。但我始終是一個居于后臺的家伙。我的職業生涯始終在幕后。在高中時，我就害怕公開演講。現在，我不得不第一次面向世界進行演講，第一次使用提詞機。而且我也沒覺得我的信息有什么了不起。我已經經過足夠多的危機，明白這些危機總是云遮霧繞，不可預知。美國人民竭盡全力想得到情況會很快好轉的保證，但我無能為力。
撇開劇場，在我令人討厭的聽證會戰斗之后，憤怒的公眾似乎不太可能會接受我所說的任何東西。我必須說的話似乎也不太可能平息憤怒，其實不管誰說都如此。我會為金融公司承諾更多的政府支持，而這不是一個厭倦了救助措施的國民所希望聽到的。我的戰略框架在政府內部也極具爭議，這一事實表明，其更不可能激發管理當局之外的狂熱支持。
我們的戰略也非常新穎，這將使其更難兜售。我們不打算先發制人國有化大型銀行，我們也沒打算讓它們破產；兩個相似的策略會加速恐慌，但它們卻更容易解釋這一點。我們方法的核心是做一個“壓力測試”，這聽起來更像是分析而不是行動。監管機構將鉆研大型金融機構的財務報表，測算其將需要多少額外資本來度過一場真實的災難性衰退，就像醫生對患者進行壓力測試，看看他們的身體會對艱苦條件做出何種反應。公司隨后將要籌集足夠的資金填補差額。如果條件差的公司無法從私人投資者那里籌集到足夠的資本，政府將強行注入資本差額。
這就是關鍵。壓力測試會是一次更嚴酷的檢驗。這將是重整金融系統的一個機制，使銀行有足夠的資源促進而非阻止增長。我們想給銀行一個機會，證明即使沒有我們的幫助，它們也可以籌集到度過蕭條的現金。即使它們籌集不到資金，我們也不會袖手旁觀，坐視其破產，從而觸發金融系統徹底崩潰。只要有可能，我們都會依靠私人資本，但如果需要，我們就會動用財政支持。壓力測試扮演著一種驗傷分類的功能，將重病號與基本健康的人群分類。通過確保金融系統能夠承受蕭條式的損失，我們認為能夠最大限度地避免蕭條。
但我還沒有準備好提供更多的細節，我們也還沒有想出壓力測試將如何開展。并且我演講中的其他部分依然模糊。我將宣布一項買入以前拖累銀行的不良資產的新計劃，同時我承認計劃還沒有就緒。我會承諾“制訂一個綜合的計劃以解決住房危機”，但對于此計劃，我幾乎還沒有進一步的解釋。我會發出信號，我們不會允許任何雷曼兄弟式的倒閉，這是旨在防止更加混亂的擠兌至關重要的承諾，但這些話被隱藏在我演講的第26 段內容里。
正如總統曾承諾過的，這將是我的陽光時刻。世界希望看到美國的領導地位，市場希望看到一個可信的計劃，公眾希望看到他們可以信任的變革，大膽的“是的，我們能”之說已經為總統到白宮的旅程加滿油。每個人都希望知道嚴陣以待的新財長能否勝任這項工作。當我登上財政部裝修豪華的“現金大廳”（Cash Room）舞臺，在繽紛的旗幟前面，我看起來就像一個在競選活動前的政客，我知道我的聲譽危如累卵。
公平地說，演講并不順利。
我前后搖晃，就像乘著孤帆的憂郁乘客；而且一直凝視著提詞機，以至于沒有直視觀眾，這顯然讓我看起來有些猥瑣；一位評論家說我看起來像一個商店扒手。我的聲音顫抖。我試圖講話有力，但很明顯是裝出來的。開始演講不久，我瞥了《華爾街日報》的金融專欄作家戴維?維塞爾一眼，我可以從他痛苦的表情中感到我有麻煩了。總統提高了期望值，而我卻正好相反。
在我演講結束之前，股市暴跌逾3%，全天跌了近5%—即使不算暴跌，但也很不好。金融股全天下跌11%。演講完畢，我與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的主播布萊恩?威廉姆斯坐在一起—我平生第一次接受電視采訪—我看到屏幕上的一個圖表：“蓋特納千斤重擔一人挑？”威廉姆斯通過引用一名著名財經評論員的評論開始了訪談。
“我聽到拉瑞?庫德洛說：蓋特納真是一個災難。”他說，“部長先生，那是我從拉瑞?庫德洛那里聽到的不錯的評論之一。”
庫德洛不是一個特例。那時我還沒有讀到各種評論，但那種“車燈前的小鹿”現象a出現在多個場合。一個演員假扮我，并在《周六夜現場》節目中宣布，我解決危機的辦法是獎勵第一個打進電話提供解決危機方案者4 200 億美元。實質性的批評卻式微。“應該告訴財長蒂莫西?蓋特納在不確定的時候應該避免的一件事是提出更多的問題。”《紐約時報》編輯部宣稱。廣受推崇的《金融時報》專欄作家馬丁?沃爾夫居然這么分析：“貝拉克?奧巴馬的總統職位早已不保？”
“投資者要的是清晰、簡潔的解決方案，”一位金融高管告訴路透社記者，“但這個計劃卻是令人費解的、模糊的、云里霧里的。”
演說之后，一位朋友發郵件給我，里面有一段摘錄自泰迪?羅斯福（美國第26 任總統）的名言：“榮譽屬于真正在競技場上拼搏的人。榮譽不屬于批評家，屬于屢敗屢戰的人……屬于敢于追求偉大夢想，最終取得偉大成就或雖敗猶榮的人。”我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好的永不低頭的狀態，直到我的郵箱充滿了各種類似的表述。另外一位朋友打電話對我說，大難不死，必有后福，沒有什么比這番話更能鼓舞人心。我明白，如果戰略不成功，我必須辭職—但更重要的是，經濟已岌岌可危。在我演說之后次日凌晨的每日經濟例會上，總統郁郁寡歡。“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問道。
盡管他沒有試圖把責任全部推在我身上，但我知道這一切都是因為我。我無話可說，無能為力。我們才剛開始展示計劃的細節，并希望能說服人們相信這是一個很好的計劃。我認為如果我們名副其實地完成了計劃任務，最終必將重塑信心。但如果計劃效果不佳，后果將不堪設想。
歷史經驗表明，任何金融危機都后患無窮
一項針對20 世紀14 起嚴重的危機研究發現，平均而言，失業率在受危機影響的國家中躍升7.7 個百分點，大多數乃至幾乎所有情況都以銀行系統的國有化告終。金融危機對納稅人而言代價高昂。直接財政成本—僅僅是政府為了穩定其金融系統的開支—平均為國內生產總值的10%以上。對于美國，這一成本將會高達1.5萬億美元。
我們目前的危機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巨大的金融沖擊影響下，所損失的家庭財富比在1929 年大蕭條中所遭受的多5 倍。雷曼兄弟公司危機導致債券息差大幅上漲，約是1929 年恐慌時期的兩倍，緊張的投資者大量買入黃金并打算窖藏在自家庭院。股市相對于其2007 年的高點下跌了50%以上。
很自然，多數分析師預計，美國納稅人將付出天文數字的金錢來修復我們的金融系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首席經濟學家西蒙?約翰遜警告說，根據其他國家的經驗，政府的預算可能達到1 萬億美元至2 萬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份研究估計最后一個價格標簽將近2 萬億美元。“從基督誕生起，即使我們每天花100 萬美元，到現在也花不完1 萬億美元，”眾議院政府監督委員會共和黨領袖、眾議員達雷爾?伊薩說，“我們失去的很可能遠遠不只這些。”
但是我們的情況完全不同。
無論是在危機前還是危機中，美國的產出與其他國家完全不同，要比其他國家的情況好得多。那年夏天，美國不但避免了蕭條，經濟已經開始恢復增長，房價開始穩定，信貸市場解凍，而我們的緊急投資已經從賬面上回報了納稅人。
大多數美國人仍然認為我們浪費了他們辛苦掙來的數十億甚至上萬億美元去救助貪婪的銀行。事實上，金融系統已經償還了我們所有的援助，并且美國納稅人已經從我們應對危機的行為中賺錢了，包括我們在那5 枚金融炸彈的投資中。我們一直很擔心我們的資源有限，因此總統的第一個預算曾經包括750 億美元的第二個問題資產救助計劃，但最終我們沒有向國會要一分錢。
當然，我們的目標并非為納稅人賺錢。我們的目標是避免美國的家庭和企業由于金融系統破產而遭受災難性的痛苦。我希望我們可以不必花費國內生產總值的10%就能修復金融系統，但以我認識的每個人都會很樂意支付的財政代價來避免重復20 世紀30 年代的危機。正如我的一個親密顧問梅格?麥克康奈爾在危機中的重要關頭脫口而出，我們離大蕭條時代貧民窟的重生不遠了。而我認識的所有人，無論是認為我們愚蠢至極的批評者，還是理解我們的支持者，都沒有料到，我們那么快就撲滅了金融的邪火，同時又在投資上賺了一票。
2007~2009 年的經濟衰退依然是大蕭條以來最痛苦的經歷。最困難的時候有15萬億美元的居民財富灰飛煙滅，而美國人民誰曾想到在養老金和大學基金這些安全領域的投資也會遭殃，近900 萬工人失去了工作；900 萬人滑落至貧困線以下；500 萬房主失去家園。這些數字的背后，是真實的人民所遭受的真實的痛苦，他們不知道銀行危險魯莽的賭注，他們是無辜的。我的親朋好友中有的失業，有的失去大部分積蓄，有的目睹自己的企業一蹶不振。即使他們對我依然親切高雅，但我可以從他們眼中看見，從他們的聲音中聽到：你為什么不能保護我？雖說經濟衰退已避免陷入更糟糕的狀況，但對于支付他們的租金或養活自己的孩子而言，卻完全于事無補。
的確如此。
美國的失業率升至10%，但不是1929~1933 年大蕭條時期的25%。到2013 年年底，失業率已經降至7%以下。但是美國的經濟復蘇速度比過去的典型經濟危機要快得多，而且也要比其他主要發達國家的復蘇強得多。2011 年，美國的產出就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而日本、英國和歐元區的產出直到2014 年才恢復。在過去的4 年中，私營部門每個月都錄得就業增長，恢復了在經濟大衰退中失去的幾乎所有880 萬個就業崗位。股市已經創下了危機前的新高，危機期間虧損高達5 萬億美元的退休基金都扳回了老本。盡管許多美國人依然痛苦，但已經避免了更多的苦難。
是的，金融系統枯木逢春，再次充滿活力。這部分歸功于我參與設計和執行的戰略，這也是為什么我經常被描述成一個“華爾街的盟友”。《紐約時報》曾經寫過一個關于我的有趣的故事，讓我浪得虛名—“華爾街內幕交易者”。人們似乎仍然認為我成長在高盛。但在金融危機期間，我們所做的一切沒有任何一件事是出于憐憫銀行或者銀行家的動機。我們唯一的目的在于減少美國民眾和世界人民所受到的傷害。
在危機期間，我們所做的很多事情是在正常的資本主義經濟中不可想象的，但我們承諾，干預措施將盡可能限制到最低程度。到2010 年年底，美國政府不再擁有任何一家大銀行，而聯邦政府1984 年接管的大陸伊利諾伊銀行—美國第七大銀行，與這次危機中的問題銀行規模相比絕對微不足道—重歸私人控制花了7 年時間。
美國的經濟仍在從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中緩慢恢復，失業率過高，收入增長過慢。但美國經濟復蘇表現優于預期，史無前例，并且好過大多數發達國家。如今，那些曾預言通脹失控、利率飆升、雙底衰退、美國政府債券需求崩潰，以及其他關于美國各種恐怖景象的預言家已經成為偽先知。我記得曾半開玩笑地對總統說，批評者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批評者阻止我們推出一個導致經濟強勁復蘇的方案，另一類批評者相信存在獨角獸。
盡管如此，大量不相信獨角獸存在的美國人也認為我們把危機搞得一團糟。公眾鄙視我們的金融救援措施。出于無奈，在2009 年年中華盛頓的一個晚宴上，總統開玩笑說他需要馴養他的狗—博，“因為蓋特納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別人把他當作一個消防栓”。而憤怒一直隱忍著。傳統思維仍然認為我們犧牲了布衣街的利益去保護華爾街—而華爾街傳統的觀點認為，奧巴馬總統是一個仇視富人的激進社會主義者。危機之后，我們通過分歧嚴重的國會起草并推動了金融改革法案，這次自大蕭條以來對金融規則的最徹底的重大修正，卻被普遍認為太軟弱，而在華爾街卻被認為是存亡威脅。
產生這些感覺我難辭其咎，至少在溝通和游說方面存在障礙。
我大笑著回答：“你無法想象。”
我現在可以試著亡羊補牢了。
我們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措施依然云遮霧繞，存在誤解。而我始終身處核心，從開始到結束，從繁榮到蕭條再到搶救復蘇，從2003~2008 年領導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從2009 年直到我在2013 年1 月離開財政部。本?伯南克是我在美聯儲最親密的同事，也是我擔任財政部長后的搭檔，是我唯一的另外一位參與了整場戰爭的主要戰友。這使我很清楚地知道，我們如何陷入混亂，我們如何擺脫困境，以及我們如何試圖在未來讓悲劇不再重演。
這本書講的是在危機之前、危機之中，以及危機之后我們做出各種選擇的故事，并非所有選擇都正確，但這也不是一本“要是聽我的，就會怎么樣”式的回憶錄，因為我支持了當初幾乎所有的選擇。我不可能強迫國會里的反對派和歐洲的對手接受我們的提案，但我在美聯儲和白宮幾乎沒有打過敗仗。我認為正確和必要的措施幾乎都得到了推行，盡管當時我們的權力極為有限。
金融危機的確是對于世間飲食男女的一次真實的壓力測試。通常央行和財政部的節奏會喚起戰斗機飛行員以前的生活：幾個月的無聊生活會被瞬間的恐怖不斷打斷。我們經歷過幾個月的恐怖。當全球金融市場處于崩潰邊緣的時候，當我們必須在不確定的迷霧中做出重大決定的時候，當我們無從選擇但還是不得不選擇的時候，我們經歷著看似無盡的緊張惶惑。如果我從過去的危機中學會了一件事，那就是謙遜的重要性—關于我們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的能力，以及我們如何安全應用一個簡單解決方案的能力。這些都是在大災變中必須牢記的有用思想，雖然并不令人振奮。
作為危機的第一批反應者所面臨的壓力，與眾多公務員所付出的犧牲相比明顯蒼白，他們就像真正的第一響應者或我們的海外部隊。我們沒想獲得軍功章或者戰爭費（風險工資），但我們感到了責任的重大。就像我女兒愛麗絲曾經提醒過我的，美國人民至少明白我們在阿富汗的軍隊是在為祖國而戰，但他們對于我們卻不那么信賴。
金融危機也是對美國政治制度的壓力測試，是對民主能力的極端實時的挑戰，即當世界需要創新、果斷、政治性的行動來引領時，有能力去引領世界。但至少在最近幾年，這些能力還不是我們的力量源泉，關于政治的新聞一般都是冥頑不化和機能紊亂，而我們的干預措施顯然沒有改善公眾對政府或政治的看法。
政治不是我一生的工作，但卻給我留下了傷痕，我對華盛頓給我帶來的心靈創傷有話說。我目睹了政治舞臺上一些令人震驚的行為—自私自利和嘩眾取寵，無恥虛偽和黨同伐異。有時，政治制度的缺陷悲劇性地制約了我們弱化危機和促進復蘇的能力。當然，在極度危險的時刻，我們的政治體系還是管用的，兩個政黨—共和黨和民主黨—在必要時做到了終結危機，啟動復蘇，改革體制，獲取恰如其分的兩黨支持以使兩極分化的國會正常運轉。一群倔強易怒的政策制定者卻合作得非常好—爭論、苦惱、求同存異，但最終的目的都是為避免官僚化的沖突，提高效率，求得正解。
如今，公眾大都對政府是否有能力管理一個“雙葬禮”（two-car funeral）持懷疑態度，年輕的美國人都不愿意進入公共服務領域，而這無可指摘，好在我們的系統通過了壓力測試。
我希望這本書將有助于回答一些仍然縈繞著危機的問題。為什么會發生？我們如何使之發生？我們如何決定該救助誰？為什么我們不對銀行實行國有化，或者讓更多的銀行倒閉？如何在使左翼相信我們是華爾街的同伙的同時，讓華爾街感覺我們是穿著西裝的切?格瓦拉？為什么我們沒有對住房市場干預更多（或更少）？為什么我們沒有得到更多（或更少）的財政刺激？經濟為什么不再蓬勃發展？雷曼兄弟到底發生了什么？為什么當初我們不把危機消滅在萌芽之中？
本書不是講述金融危機的流水賬，這件事別人已經做過了，雖然他們的故事大都止于2008 年。這也肯定不是奧巴馬總統第一個任期內的經濟政策史，而是關于一位政策制定者對導致危機的各種事件的深入觀察、危機期間的關鍵選擇、危機的余震效應以及體制改革斗爭的歷史。我希望本書可以載入史冊，同時糾正一些歷史誤會，并還原危機的本來面目。
我寫這本書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金融危機危害巨大，這也不會是最后一次。然而，美國卻沒有一支常備軍來應對金融戰爭，沒有參謀長聯席會議，沒有戰爭學院，也沒有劇本。盡管所有金融危機都不同，但它們有很多共同點，這次極端情形的經驗教訓可以對政策制定者和公眾應對下一次危機有所幫助，我希望本書能夠成為指路明燈。
我從剛剛進入財政部幫助前任部長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和拉瑞?薩默斯應對一系列新興市場金融危機時的經驗教訓說起，處理本次危機的許多方法思路均源于此。然后，我將講述泡沫破裂前我在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作為金融監管者之所見、所做和所誤。在此期間我犯過錯誤，但絕對不是大多數人所以為的那樣。這是自大蕭條以來的最為嚴重的一場危機，自2007 年爆發，于2009 年結束。故事的核心，將是我對于這場危機的看法—不僅包括我在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就已經開始實行的金融工程，也包括關于刺激政策、住房市場以及奧巴馬時代宏觀經濟的爭論。
截至2009 年年底，最嚴重的危機在美國終結。但我仍然面臨一些挑戰。華爾街改革爭斗尤酣，我們努力出臺一些金融規則，可以使未來減少危機頻率及降低其惡果。然后歐洲開始崩潰了，我在剩余任期內一直敦促歐洲人更加積極地解決他們的危機。我們也開始了一系列關于財政路徑的預算談判，但差點兒毀于一旦：國會中的共和黨對手迫使美國政府財政違約，這將是一個真正的末日場景。
這些爭斗都是大危機的回聲。但在我描述這一切之前，我應該解釋一下我是如何在戰斗最激烈的時刻最終勝出的。我與伯南克和拉瑞?薩默斯不同，他們都是學者，我也不是漢克?保爾森和魯賓之類的華爾街大亨。我非常偶然地經歷了這段歷史。
版印次：1-1
開本：16開，456頁
定價：58元
出版日期：201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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