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溝橋事變”發生在深夜，蔣介石之反應見于次日日記，現已公布部分，只有以下兩段，顯見當中文句有被剪截或遺漏之處：

倭寇已在盧溝橋挑釁矣。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或故與宋哲元為難使華北獨立乎？

倭已挑戰，決心應戰此其時乎？（1937年7月8日。《大事長編》與《秘錄》所摘全部相同）

既然兩段都以疑問號終，只有此中省略的或未寫下的文句才能表示他實切的反應。當日他的為難可想而知。如果環境容許，他當然希望將對日戰事拖延下去。自1935年以來在中日沖突中時間愈見得對中國有利。1936年兩廣稱兵失敗后全國之統一達到前所未有之程度。而蔣之空軍擴展計劃尚需一段時間完成。

蔣在1937年2月5日接見《大公報》之張季鸞及《申報》之陳景韓亦提及整理軍政，延攬各省人才，由近及遠，尚需三年至五年。但即在此時期，民間要求對日作戰之情緒已如火如荼，如果政府再有任何忍讓或即缺乏積極的行動，必為民意所不容。

“盧溝橋事變”由于日本駐屯軍在夜間演習時一名士兵失蹤而產生。要是過去類似情事重見疊出均被日人用以稱兵而作為提出要求之借口，則此次事件更為特色。

1937年7月7日夜10時30分演習時據稱有人向日軍實彈射擊，中隊長立即停止演習集隊點名，此時發覺一名兵士失蹤。雖即據日方記錄此兵士志村菊太郎已于二十分鐘后歸隊，但只因此事已向上級報告，于是上下混同，無人認錯，立意要追究實彈射擊之由來。全大隊已得有聯隊長之許可開始向永定河岸中國軍之陣地攻擊，企圖捕俘作證，以作交涉之借口，并于天明前要求入宛平檢查。戰后在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之被告證人則稱向日軍射擊者為“學生”、“第三者”、“共產黨人”。

蔣介石在7月19日發表他的“四點最低立場”時即已提及：“這次‘盧溝橋事變’發生以后，或有人以為是偶然發生的，但一月以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的征兆。

而且在事變發生的前后還是傳播著種種的新聞，說是什么要擴大塘沽協定的范圍，要擴大冀東偽組織，要驅逐第二十九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想見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

眼前如果求平安無事，只有讓人家軍隊無限制地出入于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扎，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極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

（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廬山講話）

既然如此，為什么在他7月8日的日記蔣仍用三個疑問號質詢自己？

日記分兩段。第一段又提出敵方行動包含兩種可能性：一是敵軍全面進犯，消滅南京政府之一切軍事配備，席卷大陸。一是擴大塘沽協定的范圍，增強駐屯軍在華北的地位。在他看來，由日方主動而采取第一路線的公算不高。日方之著眼在不戰而屈人之兵。

當1936年夏日本借成都事件與北海事件要挾時，曾由駐華大使川越茂向蔣提及如此類案件不得完滿解決，日本將占領青島及海南島。蔣即在當日日記里寫出：

倭寇威脅間接甚于直接。若無卓識能力，鮮不為其所撼也。（1936年9月17日）

數日之后他與吳鼎昌、王世杰論外交，又留下以下之記錄：

余始終認定倭寇此時尚不敢與我正式戰爭，不久彼必覓一回轉之途徑也。不過我早準備整個之計劃，如戰事一開，決為長期戰爭，以期最后勝利耳。（1936年9月25日）

日方之企圖似在鞏固華北之地位。蔣介石在《敵乎？友乎？》（1934年12月）文中推測日本之真正敵人為蘇聯。其所以在華北孜孜經營者，旨在保持側背之安全。而蔣亦無意為俄打先鋒，而希望在日俄沖突之過程中發展中國之實力。

在這大前提之下，只要對方不強迫其承認滿洲國，彼亦愿意將此東北問題擱置不談，但須日本保證不再侵犯中國之領土與主權，并取消塘沽協定，此亦即他與川越談判之基本條件。一年之前他曾寫出：

在中立原則上而不妨礙倭之抗俄程度以內與之談判。（1936年3月3日）

“西安事變”之后此情形已不可復再，但他仍提醒自己：“而最要者，在使共黨明了中國抗日須以中國為本，而非為其他國家抗日也。”（1937年6月1日）直到“盧溝橋事變”之前夕他仍未放棄“全師為上”之宗旨。他的日記里有此一段：

中國應具必戰之決心而后可以免戰，必如是乃得達成不戰而收復失地之目的。（1937年7月1日）

至此距事變只六天。以后看來，無論對內對外，此種公算均極渺茫。只有7月8日日記之最后一句“決心應戰此其時乎”才切合事實。所以寫下這段之次日即7月9日，他命令孫連仲等所屬之四個師開往華北，向保定等處集中。

澎湃新聞經授權摘編自《從大歷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黃仁宇著，九州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