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香港熱病”：當人們以為“瘴氣”是病因時，他們開發房地產

1843年5月，占領香港島沒多久的英國人遭遇了登陸以來最大的危機：瘧疾。

發熱的癥狀在英國軍隊中蔓延，成群的士兵接連生病。據英方資料記載，5月20日—7月15日間有408人生病，294人發燒，當時平均每支軍隊只有250人，全島英軍人數約1750人。到11月疾病消退時，已經有24%的軍人和10%的島上歐洲居民死于這場傳染病。

由于醫療水平的局限，除“瘴氣”（miasma）以外，當時的歐洲人和中國人都沒能對這種傳染性很強的新疾病做出有效解釋，這場災難被稱為“香港熱病”（Hong Kong Fever）。香港第一任總督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認為，導致病情擴散的原因是士兵的住宿條件不好，并致力于改善整體衛生條件。而疫情的關鍵——蚊子作為疾病傳播的媒介——則在54年后才被發現。

彼時的香港島只是大英帝國殖民地圖上的一個邊緣城市，無論在經濟地位還地理位置上都是如此。但這一場前所未見的“熱病”來勢兇猛，最終改變了殖民者在這座貧瘠小島上的規劃和建設進度，導致了香港城市空間的重組——這是Christopher Cowell在論文《1843年香港熱病：集體創傷及殖民地空間的重置》（The Hong Kong Fever of 1843: Collective Trauma and the Reconfiguring of Colonial Space）中試圖說明的問題。

熱病暴發以前，香港這個貧瘠多山的小島就已因其衛生環境的惡劣而在英國統治者內部聞名。島上盛行的腹瀉和痢疾也會致人死亡，有人認為它永遠無法成為適合居住的地方。璞鼎查則極力為香港辯護，他認為這里的居住條件不比任何熱帶地方差。所以，與其說這是關于疾病防控的討論，不如說是殖民統治者內部關于是否應該繼續占領香港的政治爭論。

7月5日，香港一家英文報紙大幅報道了熱病暴發的新聞。分析將病情歸咎于香港地區的“瘴氣”，并表示“我們相信政府會看到放棄香港地區的必要性——這才是拯救這些不幸士兵的方式”。

輿論壓力和人力損失迫使港英當局不得不馬上召集醫療委員會調查病源。其中委員會主席、外科醫生湯姆森（Thomson）的個人意見后來被引用在殖民地財長寫給英國政府的報告中——他認為香港根本不適合人類居住。

然而醫療委員會的調查沒有明確的結果。他們認為疾病的誘因可能是軍營邊上茂盛的雜草，或者潮濕悶熱的天氣，以及夜間的執勤和酷暑下的行軍。然而這些解釋統統不能令人信服，最后他們只好推測，“應該是某種未知的原因導致疾病的流行”。

面對這樣模棱兩可的結論，陸軍少將薩爾頓（Major-General Lord Saltoun）的指令是將尸體就近掩埋，把活著的患者安置在兩艘船上。一艘由皇家艦艇改裝而成的“海上醫院”不久后抵達支援，但很快就人滿為患。再后來，人們發現把尸體直接扔進海里比送到岸上掩埋省力多了。

8月初，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改變了事情的發展方向：感染最嚴重的一支軍隊的家屬竟不知如何得到消息從加爾各答趕來，他們聽到了丈夫、父親生病或去世的消息，哀慟萬分且無家可歸。為了安置突如其來的人群，璞鼎查不得不允許士兵向居民租界房屋，并開始建造臨時住所。這個先例一開，在此后的很多年中，香港城里隨處可見安置在私宅中的士兵和進行中的營房建造工程。而新的軍隊也很快要從英國來了，璞鼎查更意識到在島上建造軍事營地的緊迫性。

璞鼎查認為，建筑、建材和“瘴氣”有關，選用有效通風、保持陰涼的材質能夠預防“瘴氣”。這種把疾病和建筑聯系起來的想法，不僅影響了當時在建的軍事基地，還催生了島上新區的開發。

在璞鼎查的許可下，亞歷山大洋行在黃泥涌（現在的香港跑馬地）（Wong Nai Chung Valley）峽谷主導了一次大規模的建設，試圖建設一個集行政管理機構、居民區、商業區于一身的新城。但大約就在此時，疫情席卷了香港島東岸——很不幸地，正是新城所在之處。事實上，一些較早遷入的居民已經決定將主要生活區確定在新城，然而他們很快在熱病中死去了。亞歷山大洋行代理人Mercer在新城的住所對面不久后就是香港著名的墳場。這是英國人在香港最早開發的墳場，后來有人認為該谷地適合賽馬，便設立了跑馬地馬場。至今跑馬地的英文地名仍是“Happy Valley”（快活谷），含有“極樂世界”的意思。不過，Mercer并沒有看到這一天，因為他也染病去世了。

就這樣，聲勢浩大的建筑工程偃旗息鼓，留下空蕩蕩的房屋、一座座爛尾樓和一個廢棄的療養院。有錢人紛紛逃去澳門，不愿再回來。

瘧疾暴發還影響了一場城市中心的爭奪戰。

殖民早期英軍在香港大興土木、擴張建設，對于一塊土地的用途曾有激烈爭論。這是一塊狹長的區域，現在被叫做“金鐘”，位于中環及灣仔之間，其英文名“Admiralty”的原意為“海軍部”。璞鼎查認為應將其作為商業用地，建造樓宇和倉庫，利用良好的濱水通道打通東西，把城市連為一體。陸軍少將薩爾頓則希望將其建成一個軍事基地。最終軍事戰勝了商業，論文作者分析認為，是因為疾病帶來了對這片土地的懷疑和恐懼，政治上的不確定性使得當局對于軍事需求的考慮便壓過了商業利益——盡管英軍侵占香港的根本目的就是市場。

士兵與歐洲平民的大量死亡也推動了殖民政府開展醫療服務。1843年璞鼎查任命了殖民地醫官（Colonial Surgeon）一職，主要向政府雇員、警察及警屬、道路監工和監獄犯人提供醫療服務。在1848年建立國家醫院之前，港英政府的醫療服務主要通過殖民地醫官出診來展開。

但總體而言，作者認為殖民地當局對1843年“香港熱病”的防治和補救措施牽涉的不只是醫療，而涉及更廣泛的社會政治問題。疾病如何重置殖民空間？在“香港熱病”的案例里可以看到，市民對市政管理的需求增加，本土化的生活方式漸漸淡化了。同時，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不平等越發嚴重，一個原本更加公平的空間分配方案被擱置，一個綜合性的城市規劃遠景被犧牲，取而代之的是隔離和分層。軍用空間優先于商業空間，歐洲人的空間優先于中國人的空間，居住地點是否在城市中心越發顯示出居民的社會地位……這些都是“香港熱病”引發的復合效應，將香港這個曾經的“邊緣城市”嵌入了更宏觀的殖民帝國圖景。

文章來源： Christopher Cowell, The Hong Kong Fever of 1843: Collective Trauma and the Reconfiguring of Colonial Space（《1843年香港熱病：集體創傷及殖民地空間的重置》）, Modern Asian Studies（《現代亞洲研究》）, Volume 47 / Issue 02 / March 2013, pp 329-364

1932廣州霍亂：潔凈的飲用水自此從特權階層走向民眾

1932年，廣州地區暴發霍亂。

疫情暴發初期，主要的醫療救治工作都是由具有慈善性質的方便醫院（Fangbian Hospital）承擔的。但醫療資源的缺乏顯然妨礙了疫情控制，因病死亡者迅速達到數百人，廣州成為當地媒體筆下的“恐怖世界”。此后公立醫院才逐步在這場疫病的防治中發揮作用。

香港嶺南大學潘淑華副教授的《廣州民國時期的霍亂、公眾健康與飲用水源政治》（Cholera, Public Health, and the Politics of Water in Republican Guangzhou ）一文聚焦于1932年的霍亂大暴發對城市公共管理的改變：廣州市民在意識到致命的霍亂與飲用水之間有密切關系后，采取各種措施來爭取干凈的飲用水源，在此過程中，干凈的飲用水由特權階層專享的商品變成了一項公民權利。另外，疫情也提升了公眾健康議題在城市管理中的地位。

MacPherson在其著作《1820至1930年中國的霍亂》（Cholera in China, 1820–1930）中指出，在很大程度上，十九、二十世紀中國城市醫療及衛生基礎設施的發展，是由那些常態及非常態的傳染病推動的。潘淑華認為，1932年暴發的霍亂，嚴重考驗了廣州地區的醫療體系及供水系統，同時展示了傳染病對公眾健康的概念及實踐的影響。

1932年，國民政府的公共衛生局沒能獲得防治霍亂所需的資源，作者認為近代醫學專業人士在政府管理機構中的作用遠遠沒有得到發揮。1935年，公共衛生局才成功地擴大了當地隔離醫院的規模。此外，經過1932年的霍亂，公眾對潔凈（cleanliness）的理解也發生了改變。普通群眾開始接受“飲用水必須潔凈”的觀念，時人也開始認為政府有責任為公眾提供干凈的飲用水。所以，1932年的霍亂進一步拓寬了城市管理的范圍和視野，以實現公眾對政府的新期望。

十九世紀末廣州地區暴發的黑死病曾導致約100,000名病患死亡，與此相比，1932年霍亂的死亡率似乎不高，但后者對公共衛生的發展卻有更為長遠的影響。本文作者認為，在兩次疫病中，政府的應對機制都不完善。霍亂暴發之時甚至全靠舊式善堂性質的方便醫院去抵抗疫情。但是，1921年成立的廣州市政府、公共衛生局以及它們后來設計、執行的公共衛生項目，的確促進了“公共衛生”和“公眾健康”的概念在廣州民眾中的推廣，民眾也希望政府能夠進一步關注保健工作。

另一方面，近代媒體在事件中的作用也值得一提。對霍亂暴發的大量報道——從指責荔枝是傳播霍亂的媒介到關注飲用水源問題——也給公眾應對疫情的方式帶來影響。

通過提高公眾對政府參與城市管理的期望值，1932年的霍亂改變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同時，上述的公眾期望也促使政府投入更多去塑造城市生活。

文章來源：Shuk-wah Poon, Cholera, Public Health, and the Politics of Water in Republican Guangzhou（《廣州民國時期的霍亂、公眾健康與飲用水源政治》）,Modern Asian Studies（《現代亞洲研究》）, Volume 47 / Issue 02 / March 2013, pp 436-466

1962-1964浙江副霍亂：中共執政后首次應對的全球性傳染病

El Tor霍亂，又稱副霍亂。1905年，El Tor霍亂在埃爾托（El-Tor，埃及南西奈省府）檢疫營被確認。這種霍亂由El Tor弧菌所引致，起源于印度尼西亞的蘇拉威斯島，是新中國政權首次應對的全球性傳染病。

刊載于《現代亞洲研究》2014年第3期的《全球性霍亂侵入中國村莊：1962-1964年傳染病防治中的人口流動、政治控制與經濟激勵因素》（The Global Cholera Pandemic Reaches Chinese Villages: Population Mobility, Political Control, and Economic Incentives in Epidemic Prevention, 1962–1964）一文梳理了浙江省防治霍亂疫情的過程，以此探討社會主義政治體系與醫療系統之間的微妙互動。

浙江省首例El Tor霍亂感染病例于1962年7月5日在瑞安縣得到確認，多湖、多捕魚營地等水文因素使El Tor霍亂一進入浙江省便形成十分猖獗的趨勢。

建國后，縣人民醫院構成農村地區醫療體系的第一層級，農村地區的個體開業醫生在鎮內成立的聯合診所是第二層級。由于對聯合診所和個體醫生的管理松散，這種體系難以有效應對醫療危機。在大躍進期間，隨著人民公社制度的實施，所有的個體開業醫生被整合進人民公社衛生所中，公社一級的衛生所由縣級財政支持。但后在“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指導下，公社和管理區一級的衛生所重新調整為自負盈虧的聯合診所，國家的資金退出農村保健體系。1961年后，醫療人員的數目逐步下降。

為了強化農村地區醫療體系對疫情的反應能力，1963至1964年，政府要求聯合診所必須劃分基本的專業部門，實施行政化運行方式，對醫療人員的日常責任、診所財務工作、收入分配原則、員工培訓及發展等方面進行嚴格的管理。

1963年，聯合診所成立了腸道疾病部門，負責確定El Tor霍亂病患。對于個體開業的醫生，其必須持有當地政府派發的行醫執照。1962年，政府規定個體開業醫生不能跨省行醫，1963年進一步禁止跨轄區、跨縣行醫。除了日常的醫療職責，個體開業醫生還負責為村民注射疫苗，對疑似病例進行隔離檢疫，將疫情上報當地的醫療或防疫機構。無法完成上述任務的個體開業醫生會被取消藥物供應。由于流動受到限制，農村地區的個體開業醫生不得不加入當地的聯合診所。隨著制度化程度的上升及規模的擴大，聯合診所成為公社一級抵制1963至1964年El Tor霍亂時強有力的領導力量。

1961年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強調國民經濟應以農業為基礎，1962年2月，中央發布文件規定農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在上述政治形勢下，生產大隊取消了醫療保健工作。官方和普通群眾對衛生醫療工作的消極態度，保健工作并沒有合適的薪酬和精神獎勵，再次使保健工作人員數目急劇下降，并導致疫苗注射工作進展緩慢。但在1963至1964年，在國家、省、城市一級的財政中，疫病防治預算被列為特別預算。1963年，疫苗接種運動開始為保健人員提供較為優厚的物質報酬。由于大規模動員保健人員和實施報酬激勵，1963-1964年疫苗接種工作取得了很大的進步。

隨著農業合作社運動的發展，中國的農民被迅速納入初級、高級農業合作社及人民公社。1955年戶口制度的實施，形成了“社會分層的類等級制度”，1959年底開始，村民的向外流動越來越少。1960年，國家開始全面實行戶口制度，同時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規模也開始縮小。這些變化使農村人口的社會流動進一步程度下降。1962年，生產隊成為勞動、生產的基本單位，這也使疫苗接種能夠更順利地開展。接受疫苗注射后，每人會獲得標注個人信息的接種證明，此份證明不允許轉借他人。

1962年7月El Tor霍亂暴發后，浙江省委及人民委員會著手在各縣實行交通工具檢疫。每個人、每輛車、每艘船都必須接受檢疫。臨時檢疫站也會通知當地交通部門遣返沒有接種證明的檢疫對象，或將不愿意被遣返的人送往監控室，直至監控期過后，才能前往其目的地。另一方面，醫療官員會在漁船上駐守，及時向最近的檢疫站報告漁民疑似病例。

疫情報告是阻止El Tor霍亂傳播的關鍵步驟。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疫情報告系統只抵達鎮一級，由于報告遺失率很高，疫情報告工作并不連貫。這一方面是由于此前提及的聯合診所管理不善，個體開業醫生的醫療服務分散，另一方面是因為村一級疫情報告的缺失。但隨著人民公社的裁撤，下一級生產單位成為主要的報告站點，疫情報告體系得到進一步完善。根據規定，每一個人民公社被劃為五到六個報告區域，每一區域建立疫情報告站點，每一個站點須訓練一到兩個政治可靠的匯報人。匯報人搜集最新疫情，根據縣級匯報程序，定期或不定期地向聯合診所作報告。疫情報告系統從公社一級延伸至生產大隊。隨著人民公社規模縮小，生產大隊、生產隊數量上升，疫情報告員的人數也有所增加，疫情報告體系進一步細胞化（cellularized），村民健康情況處于更有效的監控之中。

文章來源：Xiaoping Fang: The Global Cholera Pandemic Reaches Chinese Villages: Population Mobility, Political Control, and Economic Incentives in Epidemic Prevention, 1962–1964（《全球性霍亂進入中國村莊：1962-1964年傳染病防治中的人口流動、政治控制與經濟刺激因素》），Modern Asian Studies（《現代亞洲研究》），Volume 48 / Issue 03 / May 2014, pp 754-790

抗戰時期的疫情防治，國民黨和共產黨怎么做？

曾長期在美國政府醫療部門工作的John R. Watt去年寫了一本關于中國戰時醫療體系的專著——《戰時中國的生命救援：醫學改革者如何在戰爭和流行疫病中建立現代保健系統（1928-1946年）》（Saving Lives in Wartime China: How Medical Reformers Built Modern Healthcare Systems amid War and Epidemics, 1928–1946.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4.），《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上的一篇書評對其做了詳細介紹。

這本書的有趣之處在于，作者將近代中國的醫療衛生放在中日交戰的背景下、國共對比的維度中考察。第三章中，Watt分析了中共在江西的根據地如何應對惡劣的衛生環境、缺醫少藥的窘境以及傳染性疾病。他認為，紅軍的人數較少，其領導人也更加重視軍隊的健康狀況，因此建立了流動性的、行之有效的醫療服務體系。在第五章中Watt則討論了國民黨方面的狀況。他以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長林可勝（1897—1969）及其創辦的醫療培訓學校為例，指出國民黨對專業人士在公共健康方面的努力沒有提供應有的支持。此外，作者還討論了中國醫療隊伍的發展，比如鄉村赤腳醫生能否被訓練成具有現代醫學知識的一股力量？

書評認為，軍事醫療視角的考察使得軍事史書寫更加豐富和有趣。本書的關注重點不僅限于戰時軍隊，而且延伸至一般民眾的健康及相應的公共衛生情況。Watt用同樣精細的手法描述了同一時期全球范圍內公共健康思想的發展，為本書的主要內容提供了宏觀背景。

書評文章來源：Tina Phillips Johnson, Book Review: Saving Lives in Wartime China: How Medical Reformers Built Modern Healthcare Systems amid Warand Epidemics, 1928–1946, The China Quarterly（《中國季刊》）, Volume 218 / June 2014, pp 582-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