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1日，我國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改變了存款利率自律上限的確定方式，原來存款利率的上限由基準利率乘以一定倍數形成，如今改為在存款基準利率基礎上加上一定基點來確定。

上述這一看似不太起眼的消息，實際效果是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國內存款的中長期利率。這個不大的變化，其實也可以被看成全球低利率浪潮中一個小小的組成部分。因為目前海外主流市場的利率長期處于低位，我國的利率相對顯得較高，較高的海內外利差是導致人民幣升值的誘因之一。市場猜測，這次技術性降息也有減低人民幣升值壓力的作用。

我國的存款則由基準利率來確定基礎，目前一年期的存款基準利率為1.50%，兩年期基準利率為2.1%，三年期2.75%。存款的實際報價是各家銀行在基準利率的基礎上，將來以“加點”代替“倍數”的方式來體現。央行最近也宣稱，基準利率作為整個利率體系的“壓艙石”，會長期保留，這次改變的是利率調節的方式，而基準會持續存在。

以上談及的是存款利率，而貸款利率目前主要由LPR來錨定。LPR全稱Loan Prime Rate，即金融機構對其最優客戶執行的貸款利率，目前最新一期1年期LPR為3.85%，5年期以上LPR為4.65%。去年5月份以來，貸款市場這兩項報價利率的已經連續14個月保持不變。

低利率時代

將觀察的期限放長，縱向來看，近二十年來，我國利率一路走低的趨勢明顯，比如，1990年，我國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基準利率高達10.08%，這檔利率到1997年降至5.67%，至2007年末則為4.14%，2011年末為3.50%，而從2015年初為2.75%，2015年10月至今，已降為1.50%并保持不變。其間，存款基礎利率雖然隨著經濟形勢變動也有上下雙向波動，但總體呈現出的下降趨勢十分明顯。

舉例來看，如按1990年的存款基準利率，100萬元人民幣存一年產生的利息就能有10萬元之多，而按目前的定期利率，同樣金額的存款同樣存了一年，利息縮水到了僅2萬元不到，差別達到5倍多。

個人普遍的感受也確實如此。筆者一直記得，兒時母親將幾乎所有的家庭積蓄存在銀行，儲蓄雖然不是太多，但存款利息能幫著支付幾個孩子的學費、生活費，也算是一項不錯的補貼。而放到數十年后的今天，相信普通家庭已經少有把銀行存款利息作為一項可觀的可支配收入了，銀行利息作為一項家庭收入補充，可能僅是聊勝于無。

橫向來比，目前我國的存貸款利率與國際市場，特別是歐美市場相比，卻都還存在較大的利差，也就是歐美市場的利率，比我國的存貸款利率均更低。如以6月25日美元的基準利率Libor為例，其一年期的利率僅為0.2493%，美元的存款及貸款利率一般可按照在Libor基礎上加點而成，以大型公司貸款為例，即使加上150點，則貸款利率也就在1.7%左右而已。

近十數年來，歐美以及全球的存貸款利率也是一路走低。2006年左右，美元利率Libor（3個月期）維持在5%上下，至2008年次貸危機發生前后，Libor一路走低接近于零，直至2016、2017年開始美元加息后，3個月期Libor曾一度恢復到2%左右。但從2018年下半年開始，受全球經濟受貿易摩擦、地緣政治等影響，又一次進入下行區間，并引發了全球央行的降息潮。之后在2020年傳遍全球的新冠疫情影響下，歐美等全球央行更是持續擴大貨幣寬松，并將利率再一次壓低至零附近，更有甚者，如在歐元區，早已出現負利率。

歷史上的利率及負利率

歷史上利息的出現可以追溯到古巴比倫，在公元前1800年的漢謨拉比法典中，谷物貸款的法定利率上限為33%，銀子貸款的年利率則是20%；而在公元800年的《查理曼法典》中，“索取超過給予”即為高利貸，這將正常收取利息的行為都認為是高利貸。1660年之后的英國斯圖亞特王朝，英國政府借款利率達10%，最終政府為擺脫始終深陷其中的財政危機，決定以航運稅和酒稅為抵押，用8%的年利率向一個貸款集團借120萬英鎊，而這個操作，使全球首家央行——英格蘭銀行得以誕生。1914年，美國聯邦儲備系統成立，這是利率歷史中的另一個標志性事件。

20世紀的兩場世界大戰前后，政治經濟的動蕩造成了全球主要經濟體利率的重大波動，上世紀80年代以后，利率總體進入下行通道。低利率發展到今天，也已是利率歷史長河中的總體低點。

特別是負利率的出現，一定程度上幾乎顛覆了現代投資管理的整個理論基礎。比如計算投資的內部收益率，都是以一定的利率作為貼現率來計算出實際的收益率，而這樣的計算考慮過利率的高低，但幾乎沒有考慮過利率的正負。就像去年的“原油寶”事件，由于防風險系統幾乎沒有考慮過居然有一天油價為負，所以當出現特例，油價真的為負時，造成了風險控制系統的徹底失靈。用負的貼現率來計算投資收益率，也可能遭遇類似的難題。

利率為什么越來越低？

最近二十年來的全球利率走低，按偶發因素來看，有經濟危機、全球健康事件的影響。世界主要經濟體在應對經濟危機以及新冠疫情時，為在短期內維護社會及經濟的大體穩定，無計可施之下，紛紛采取貨幣極度寬松的措施，造成了流動性泛濫，以至于利率一路走低。

全球利率走低從宏觀因素來分析，背后更有世界各國經濟社會乃至人口的結構性深層次變化原因。全球經濟相對長期高速發展階段之后，投資回報率逐步降低也導致了整體利率的下降；而發達經濟體人口漸趨老齡化，全球儲蓄過剩，資金的供求關系發生轉變，利率也隨之下降；此外，金融業本身隨著科技如大數據的發展，能更有效地控制風險，降低信用溢價，這也推動了存貸款利率的進一步走低。

利率有名義利率和實際利率之分，我們一般討論和看到的都是名義利率，比如假設一年期的存款利率是2%，大家習慣性地以為這就是實際上的一個利率，但其實，還應該考慮通貨膨脹的影響，因為如果當年的物價整體上漲了3%，也就是通貨膨脹率是3%的話，那么得到的儲蓄利息還不足以覆蓋物價的漲幅，實際利率為負。所以，實際利率應該是名義利率減去通貨膨脹率后的凈值。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所處的這個低利率時代，利率實際比我們看到還要更低。

低利率時代的應對之道

有一個半真半假的玩笑，那就是如果把錢存在銀行的利率為負，也就是把錢存到銀行，不但得不到利息，還要給銀行倒貼錢，那么會有大量的人不愿意去銀行存款，他們會更愿意把錢藏到床墊里，或者挖坑埋到地下。但由于貨幣的電子化日趨成熟，其實未來即使想把錢藏到床墊里也變得沒有那么容易了。所謂的“錢”，必須存在于一個電子賬戶當中，這樣，在低利率時代里，作為普羅大眾的一員可能無處可逃，因此必須適應并正確應對低利率時代。

低利率對生活的影響，存在有利及不利的雙重影響，適應可能會長期存在的低利率時代，將會產生一些和長期以來認知、習慣乃至社會風尚不同的應對與做法。

低利率不利的一面，當然就是存錢的利息太低，因而儲蓄幾乎沒有太大價值了。存款利率為5%左右的年代，存100萬一年能有5萬的利息收入，這是一筆較為可觀的資金；在存款利率為0.35%（當下活期存款利率）的年代，同樣100萬存一年，利息是3500元，和本金相比，幾可忽略不計。

因此，應對低利率的一個做法是減少儲蓄，增加多樣化投資，比如將本來用于儲蓄的資金投資不動產、投資債券、投資股票，甚至投資大宗商品、衍生品等交易。但現實情況是，越是存款相對較少、總資產相對較低的基層民眾，越缺乏做多樣化投資的技能或服務。所以，他們就只能繼續儲蓄，不管實際利率下降到什么樣的低值。因而也有一種說法：低儲蓄利率實際上造成了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因為在一定程度上，低利率是一種“劫貧濟富”。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疫情后的美國，去年美國利率不斷走低，股市大漲，但隨之而來的是富人愈富，窮人愈窮，社會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當然，另一個做法是增加消費，也就是盡早把錢花光，不留儲蓄。這種做法看似荒誕，特別是和我國及整個東亞社會中長期存在的勤儉的儲蓄習慣背道而馳，但如果考慮到通貨膨脹的因素，考慮到有可能名義利率背后的實際儲蓄利率為負，及時消費反而也不啻是一種理性的做法。

低利率有利的一面，當然是借錢的成本也變低了。我國并不是最典型的低利率國家，借錢以個人按揭為例，我國的按揭借款利率還是相對較高的；而在利率為負的歐洲，筆者了解到，一些前同事及朋友在盧森堡的購房按揭利率僅在1.5%左右，這個按揭利率，放到國內來看簡直低得不能想象、不可思議。除了個人按揭外，低利率也有利于企業降低融資成本，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有利于全社會加快經濟建設，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因此，在低利率下適當負債，反而也是一個較為科學的應對方式。當利率低過通貨膨脹率時，個人適當負債或企業負債經營，其實反而獲得了利率市場的紅利。在美國這一點比較明顯，美國消費者普遍透支未來信用用以當期的消費，因而造成美國龐大的消費市場，這一巨量的“買買買”，甚至形成了近二三十年以來的國際收支和全球化的大格局，即美國成為世界最大進口國之一，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則獲得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擴大出口的機會。

我國消費者除了房貸之外，一般較少負債過日子，但若在未來長期低利率的大環境下，也有可能將對長期以來的消費習慣造成重大改變。這一點在90后、00后的消費習慣中或已經有所體現，當長輩不喜歡小年輕“月光”及透支的消費習慣時，殊不知，在低利率時代，這種貌似違背勤儉節約傳統的做法，反而也有它一定的道理。

過去的二十年乃至更長時期，全球經濟和社會為應對各種挑戰，在各種結構性的調整中，有意無意間、主動或無奈地進入了低利率時代。而這樣一個低利率的時期，可能還會維持一段不短的時間。我們要認識到這一影響全球的經濟轉變，適應這樣的一個經濟時代。不過，雖然在低利率時代減少儲蓄和增加負債也是一種理性的應對方法，但無論利率高低，理性消費，量入為出，提高自己的創造價值的能力，這應該才是低利率時代最為合適的應對之道。

（作者薛鍵為某全國性外資銀行總行部門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