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5年5月4日，紐約亞洲協會政策研究院新任主席、澳大利亞第26任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與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崔玉英，在紐約亞洲協會總部舉行的午餐演講會上圍繞“中國與美國：前進之路” （China, the U.S., and the Way Forward）的主題分別發表講話，并接受現場觀眾提問。此次活動由世界中國學論壇組委會主辦，上海社會科學院、亞洲協會共同承辦。亞洲協會常務副會長納戈爾斯基（Tom Nagorski）、前會長卜勵德大使（Ambassador Nicholas Platt）共同主持活動，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總領事章啟月大使到場致辭。

崔玉英從歷史視野、世界視野和中美關系三個層面對中國改革進行了論述。她認為，當前中國的全面深化改革，不僅事關億萬中國人民的幸福，也越來越深刻地影響著世界的發展與繁榮，中國與世界日益成為命運共同體。中國改革將為中美關系發展注入新的動力，推動中美共同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貢獻力量。陸克文則從“一個充分樂觀的澳大利亞人”的第三方視角，分析了中國深化改革給中美關系帶來的影響。

英文演講由喬治亞州立大學學生鄧喬記錄，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潘瑋琳整理、翻譯，紐約亞洲協會政策研究院顧問錢鏡、翻譯家包昉校訂。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與紐約亞洲協會授權澎湃新聞獨家首發。以下為陸克文的演講，刊發時略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今天，我想談談中國的經濟表現。對于外國人，比如尼克（指卜勵德大使）和我這樣從1970年代末以來持續關注中國起伏變化的人來說，中國經濟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1973年，卜勵德大使初次到北京，在美國駐北京聯絡處工作，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訪華后的第一年。我與中國的淵源不如卜勵德大使那么久遠。我初次到中國是在尼克松訪華十年之后的1984年。然而，盡管如此，我把1984年的中國與今天的中國做對比，中國的轉變也是巨大的，這一變化清晰而明顯。

兩周前（指2015年4月中旬），我剛到過中國，我的車在北京的街道上行駛，我越來越感到自己是在一座世界級的國際大城市里穿行。十年前我不會這樣說，甚至五年前我大概都不可能這樣說。但是現在，北京已經開始給人以國際都會（cosmopolitanism）的感覺，這是一代代中國人經濟改革的成果。

這種變化不只體現在人們的著裝上，著裝只是細節上的一方面。我第一次到北京時，人們著裝的顏色只有兩種選擇，不是綠就是藍；而第二天，則不是藍就是綠。那時候，什么時候結婚要等通知，有時和誰結婚也要等通知；什么時候可以要孩子要等通知；去什么單位工作要等通知；能不能繼續深造要等通知，如果可以繼續深造，去哪個大學也要等通知。

這一切都發生了變化。我完全清楚人們對今天的中國仍有許多意見，但是我常常建議西方的批評家先停下來思考 —— 首先應該全面思考一下過去30年中國發生了如何翻天覆的變化。

如果你問問大街上的中國人，就像我經常做的那樣，問問他們生活過得怎么樣，他們的反應和我在世界其他城市的大街上得到的回答是一樣的。人們想要快樂，想要一個好工作，想要有一個自己能負擔得起的像樣的住房，想要照顧好自己的孩子，想要保證自己的孩子有好的教育。我認識的所有的澳大利亞的爸爸媽媽們，他們對自己孩子的期望與我在中國聽到的如出一轍，如今，我在美國聽到的也是同樣的心聲。

被忽視的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原因

我今天要談到一個話題，過去一兩個月間在美國頗受重視、有關中國是否正走向經濟或政治崩潰的辯論。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的一篇文章使這個話題變得流行。今天我想借此機會回應并反駁沈大偉的論斷。我認為，沈大偉的論斷在根本上缺乏理性基礎，或者用中國的一句俗語來說，是“胡說八道”。

我認為，在當前有關中美關系的辯論中把兩類完全不同的爭論混為一談是危險的。一類是合理的關于中國經濟增長現狀和前景的討論。在最近我所聽到的所有中國領導人的講話中，比如李克強在一月的達沃斯論壇，還有習近平在博鰲論壇上的講話，等等，我們的中國朋友現在開始講“新常態”——一個與放緩的經濟增長速率相適應的經濟和政治體系。我一直感到不解：西方已經習慣了中國過去30年間平均兩位數的增長率，一旦兩位數變成了百分之8或者7，突然就出現了“天就要塌了”的預測。這不是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為什么這么說？讓我給你以下四個理由：

第一，經濟史清楚地告訴我們，當一個經濟體進入中等收入狀態時，其高速經濟增長期會自動調整為略微低速的經濟增長階段。中國也不例外。這很正常。

第二，中國從過去的18個月到現在，正在進行自1978年以來最徹底的經濟模式改革。我們所熟悉的舊的經濟模式——勞動密集型、低工資、出口導向的制造業，以及政府投資——通過大規模出口和大量政府投資，特別是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投資，是過去二、三十年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方式。但是中國知道這種模式在未來是不可持續的，一方面是因為基建項目（一直是在中國國內進行的）現在有的已經完成，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的工資水平正在提高。所以中國在未來繼續單純依靠出口，即依靠低工資、勞動密集型和出口導向的制造業，不再是唯一的經濟模式。因為如此，中國人決定要轉變增長模式：首先要提高個人消費水平，其次逐步仰賴服務業而非制造業來提高經濟活動水平，其三，讓私人企業家發揮更大的作用。

我們已經開始看到以上三個因素開始發揮作用。問題是，在像這樣的轉型過程中，事情并不那么簡單。所以，在從一個增長模式轉向另一個模式的過程中，增長速率會受到影響。對那些批評者而言，他們需要問自己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是否真心要主張中國不應該轉變它的經濟模式。事實是，中國必須轉變，中國可以轉變，中國也應該轉變。

第三，當1978年經濟改革以來首次出現經濟增長速率放緩時，環境成本在整個生產過程中已經內部化了。而過去，環境因素只是被簡單地排除在外了。這個問題太復雜、也太難應付。中國曾經確實需要快速增長。但是因為中國人，像所有人一樣，想要干凈的空氣、水和土地，不愿意承受污染食物上餐桌的后果——有質量問題的食物來自它們生長的環境，所以我們就看到環境標準被不斷引入整個經濟增長模式中。結果是，因為中國開始執行新的環境約束條件，經濟增長速率出現了輕微放緩。

第四，中國的這場增長方式的重大轉變——包括第一次把環境因素納入考量范圍——是在世界經濟不景氣之時進行的。全球經濟疲軟。歐洲的情況幾乎是災難性的。美國在緩慢復蘇。因此，我認為中國領導人面臨的挑戰是，是否要嘗試把增長模式的改革推遲到全球經濟轉好的時候再進行，在那時中國即使以現行發展模式還是可以依靠凈出口賺更多的錢。但是回答是“不行”，改革不能擱置在一邊。

因此，外在經濟因素同樣在中國經濟速率放緩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這是一個事實。如果我們看到歐洲在過去10年作為中國出口對象的重要地位，看到歐洲增長發生的變化，再來看中國對歐洲出口的下滑，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下滑是因為歐洲自身因素使然。直到過去一兩年間，這一邏輯也適用于同樣疲軟的美國經濟。

因此，綜合上述四大理由，我的看法很簡單，西方人對中國增速模式從8%變為7%產生集體恐慌，是因為他們沒有考慮上述所有相關因素。在看了所有正反兩面的觀點后，我自己的結論是，中國在下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經濟增速會在6%以上。我的論點是如果中國的自然經濟增速低于這個水平，中國有足夠的金融、財政和貨幣政策能力來推動增速的提高。正因如此，我的觀點——盡管我明白我的觀點在目前西方評論中是少數派觀點——是相對樂觀的：我認為，中國經濟增長不僅不會在未來12個月內結束，甚至還有六、七年時間的增長區間。

中國政府里有許多聰明人，他們知道在中國經濟增長演算中是什么因素起作用，也知道什么時候應該進行干預。對此，他們至少已經有超過35年的經驗。我想，在西方，我們有時候并不十分明白這種經驗積累及其所代表的價值。

中國政府有意愿、有政策支持長期增長模式

沈大偉關于中國政治/經濟崩潰論的文章中還有第二個有關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的要素；而這一要素也是根本錯誤的。關于這一點，我想再展開講四個核心點，這幾點在在歐美等地的新聞頭條中，也常常被詳細討論。

首先，是經常被提到的，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水平的問題。人們會看到一個很大的數字，然后說，你看吧？有哪個政府在這種債務水平上還能可持續地、健康地走下去呢？我想，這里有幾件事需要說明。第一，如果中國政府無視這一問題，我會十分擔心。但是我們能看到大量的有關地方政府如何應對這一問題的官方聲明。第二，他們采取的手段也是十分顯著的。第三，不像其他許多國家，中國地方政府并未舉外債，基本都是國內債務。我認為，這就使中國地方債水平所可能造成的影響無法與其他國家在擁有同等水平地方債務時所可能引發的問題相提并論。如果我們來看中國的中央政府債務，實際上，從債務凈值與GDP之比的角度看，它比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水平要低。因此，我再次重申，中國在中央政府的層面上是有能力有所作為的。

其次是政府能否有效控制收入不平等與地區收入不平等的問題。過去35年中國各地收入增長的模式，首先被惠及的是沿海省份，其次是內陸省份，最后是西部省份。這背后的原因是顯而易見：中國對國際經濟體開放并進行國內經濟改革必須從某個地方開始。如果我們回顧歷史，中國的改革開放始于四大經濟特區。當鄧小平在1980年代初啟動開放政策的時候，習近平的父親曾在經濟特區項目中做出貢獻。但此后，改革開放的進程逐步從經濟特區向中國的其他地區擴展。中國沿海開出了許多港口，之后，長江沿岸的內陸省份也是如此。

人們應該十分留心，比如，在這樣的上下文里，“一帶一路”的倡議會帶來什么變化。我個人把它翻譯成“泛大陸基礎設施/投資議程”（Pan-Continental Infrastructural/Investment Agenda）。如果這里說的大陸是歐亞大陸，那么想想美國人在19世紀末葉建造泛大陸鐵道時是怎么做的。這就是中國現在的打算，把中國與整個歐亞相連。但是中國在做法上，并不是僅僅依靠中國歷史上的海上門戶，而是打開了一個新的跨越整個歐亞大陸的通往世界的門戶。當然，所有這一切的前線門戶是中國的西部和西南省份，那里是經濟發展最慢的地區。因此，與“一帶一路”實施的一個相關因素是，假以時日，這一泛大陸基礎設施投資計劃會拉動中國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

其三，是一個系統性問題，主要涉及國有企業改革的未來。有人說，這太難、太不可能，永遠不會發生。我和很多中國的私營企業家討論過他們在中國市場上的地位問題。一些人做得有聲有色，而另一些人有時會抱怨公平競爭的缺位。但是，我在此提出的論點很簡單：如果新的中國增長模式要取得成功，首先，中國的私營企業必須獲得更多的市場份額，這正在發生；其次，要以公平競爭為基礎，使金融和能源資源能以與目前國有企業所享有的價格具可比性的價格、以更具競爭性的方式被獲取。

這些改革正在發生。改革的速度未必像許多外國觀察家所樂見的那樣快。許多外國觀察家希望看到各種國有企業的全盤私營化。但是，我想，事情是按照中國自己的方式在發生，那就是中國的私營企業會逐步在未來的經濟發展水平中發揮越來越大的推動作用。當然，如果我們來看中國的服務業，特別是IT領域，我只要提到馬云和阿里巴巴的名字大家就知道了。而他只是許多例子中的一個。

最后一點，有人認為在提供就業崗位方面，服務業不能與制造業相比，也無法取代制造業。我想這是極大地低估了正在中國發生的與電子商務這個全新領域有關的一切。你只要花30秒時間看看淘寶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這是一個面向數以億計顧客的大眾商業革命，它在中國引爆了巨大的經濟活力。根據我所見的一些早前的預測數據，我們可以推論，中國服務業——特別是電子商務——的就業增長強度即將超過傳統制造業。

因此，如果把當前關于GDP增速是6%、7%還是8%的爭論放一放，看一看中國經濟增長總模式中的這些關鍵的系統性因素，我所看到的是中國政府對其中對其中的每一項挑戰都有一系列的政策反應。如果我看不到任何政策反應，那么我會十分憂慮。如果他們只是想掩蓋問題，我會非常擔心。但他們并沒有。他們會贏得每一項挑戰嗎？這很難說，但是我看到他們已經有了作戰計劃。因此，我得到的一個理性結論是，在上述的每一個領域內都有充分的政治意愿和政策導向去應對那些支撐中國長期增長模式的因素。

發揮中美關系中的正能量來處理分歧

讓我用對中美關系的一些觀察來結束我的演講。我前幾周發表了有關習近平治下的中美關系的報告，令我意外的是，迄今為止，這份報告在華盛頓得到的反響是積極的。令我同樣意外的是，報告在北京和上海的反響也相當積極。但是，如果要保證未來中美關系的積極發展，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我在此重申，我選擇對未來對中美關系持樂觀態度。我的理由是：做一個悲觀者是非常懶惰的表現。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為一種關系、一項事業或一個政府列一個長長的問題清單。比較難的事情是羅列出那些積極的領域。顯然，更難的事情是利用兩國合作的積極領域內的能量去處理兩國關系中懸而未決的問題。正因如此，我選擇做一個不偏不倚的樂觀派。在雙邊層面，如果中美兩國能夠達成一個雙邊投資協定，那會是一個巨大的推動力。在地區層面，圍繞中國東海和南海存在的領土爭端，兩國有重大分歧。在全球層面，中美兩國已開始就氣候變化議題展開有力的合作。

我最后要說的是，如果中美兩國政府有一個戰略框架來處理彼此的分歧并擴展彼此的合作領域，他們最終會發現，在21世紀，他們有協同一致的目的。這個協同一致的目的是什么？當前存在著許多威脅；對中國是威脅，對美國也是威脅。這些威脅正在變得比中美存在的任何分歧更值得擔憂。我看到恐怖主義是對中國、美國以及一切文明社會的外部威脅；這是對秩序的威脅。我也看到其他領域，如已經提到的氣候變化問題，它還衍生出糧食安全和水源安全的問題。我看到全球流行病的前景，過去十年我們已經遭遇過兩次沖擊，而最近我們剛經歷了又一次嚴重疫情。這個清單還可以繼續寫下去：金融穩定和其它各種形式穩定面臨的外部威脅。

所以，我要說的是，如果我們聚焦于那些可以聯合我們而非分化我們的事情，就能釋放出巨大的政治能量來應對中美關系中存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