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的短期行為和一些地方黨政主要官員為了個人利益，導致重大決策失誤，是政府行政行為中屢見不鮮的現象。

為了糾正這一痼疾，近年來很多地方在錯案改正、重金屬污染、環保等領域，實行主要責任人終身追責制度。

這種行政管理方法的創新，被中央層面所吸收，寫進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最近以《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試行）》落實到環保中。

單就追究時限來看，與刑事責任的追訴期一般最長不超過20年相比，行政領域追究期限以“終身”為限，似乎要嚴格得多。

在刑事責任長長的追訴期之下，脫逃的犯罪嫌疑人東躲西藏，惶惶不可終日，這種巨大的心理壓力，是預防犯罪的重要手段之一。

這種對罪錯行為的預防方式，“移用”到行政領域，要使之起到相應的作用，使地方黨政官員及相關責任人依法行政，需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錯誤決策都會被追究責任，這樣才能發揮其震懾作用；二是罰當其“罪”，讓人心服口服。

但是在實際運作中，情況可能不是那么簡單。

無疑，追究落馬官員的決策失誤責任相對來說比較簡單。在一個落馬官員的罪狀上添上決策失誤的問題，與其刑事犯罪比起來，顯得不值一提。

但如果一個曾經的黨政主要官員在當地升遷了，那么追究的主體就應該是更上一級的相關部門，其平級部門或原來“犯事”時候那一級別的相關部門不大可能去追究他的責任。

即便這名官員異地升遷，當要對其進行追責時，當初決策的參與者和執行者出于個人目的，完全有可能明里暗里阻撓相關調查。

在對退休官員進行追責時，也可能遇到類似情況。此外，目前對在任官員的追責，往往會影響到他的仕途，但是對退休官員來說，已經沒有仕途這一重要約束條件，那么追責何以產生震懾作用？

有的決策失誤很明顯，公眾一眼就能看出問題所在，但有的決策失誤的責任認定卻是個技術活，只有相關的專業人員才有發言權，公眾的監督門檻很高，這為某些有心躲避問責的官員留下了上下其手的空間。要做出讓公眾和被問責的官員都心悅誠服的結論，有時候并不是那么簡單。

終身問責的思路無疑是正確的，當一些領域宣布實行終身問責制時，輿論多樂觀其成，多認為是消滅胡亂決策，不負責任行政行為的猛虎，也讓一些官員心存忌憚，但如果這項絕技無法操作，那就跟老虎沒有牙齒一樣，發揮不出它應有的效用。

所以這項制度發明還應進一步細化，在關鍵環節如終身追責的程序如何啟動，如何調查，如何確定責任，如何處罰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