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蒙文通全集》近日由巴蜀書社出版。此前，巴蜀書社已經出版有《蒙文通文集》（蒙默整理，2001年出齊全六冊），《文集》收錄了蒙先生的主要著作，但限于當時的條件，尚有不少遺漏。

蒙先生的次子蒙默教授，數十年來一直以搜集、整理、研究蒙先生著作為己任。在巴蜀書社的邀請下，蒙默教授以耄耋之年，在原《文集》的基礎上重編《全集》。此次整理出版的《全集》不僅比《文集》增加了近百萬字，而且重新編排，更能反映蒙文通先生的學術體系，是目前最全、最系統、最規范的蒙文通著作匯編。

蒙文通（1894-1968），四川鹽亭縣人，曾從今文經學大師廖平、古文經學大師劉師培學習，后又向近代佛學大師歐陽竟無問學，出經入史，轉益多師，形成了自己貫通經、史、諸子，旁及佛道二藏、宋明理學的學術風格，在思想史、史學史、先秦史、宋明史、古民族、古地理、道教文獻整理等領域都作出了杰出貢獻。

蒙默先生為全集撰寫的前言（節選）：

先生自1937年返川以來，喜讀漢譯社會經濟諸書，治史亦頗重社會經濟，《周代之商業》、《秦之社會》、《漢代之經濟政策》，皆作于40年代，而《對殷周社會研究提供的材料和問題》、《中國歷代農產量的擴大和賦役制度及學術思想的演變》、《北宋變法論稿》、《從北宋的商稅和城市看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則作于50年代。

先生嘗言，治史且近十年，始悟史學之所以為史學；又常以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瀾”之言為喻，謂無千百年不變之社會，亦無千百年不變之歷史，社會歷史之轉變關鍵處正讀史之觀瀾處也。故先生治史重在通觀達識、明其流變，而又必于觀變中求其知來之智慧及儒學義理之體現。故先生論中國史學史言：“竊以中國史學之盛，有三時焉。曰晚周，曰六朝，曰兩宋，皆思想廓落之會也。體制革新，陳義深遠，宏文迭出，名家踵武，雖漢唐盛世，未足比隆，誠以析理精瑩，則論列足采，視天夢夢，則去取斯昏。故哲學發達之際則史著日精，哲學亡而史亦廢。”“思想廓落”，先生書中他處又作“思想解放”，其義一也。蓋思想解放則能突破傳統觀念之束縛，于是百家興起而哲理學盛，而史學以盛。

先生又言：“史者，非徒識廢興、觀成敗之往跡也，又將以明古今之變易、稽發展之程序。”蓋史必資于哲乃可明其導致廢興成敗之理故，而哲亦必資于史乃能生其引領變易發展之幾微，故史學與哲學相資并進而不窮，同其盛衰而無極。有學者謂此說“至今仍有生命力”。先生之撰《古地甄微》也，有《由〈禹貢〉至〈職方〉之地理知識所見古今之變》、《古長江中下游之水道與交通》、《國史上黃河之初次改道》、《鴻溝通塞考》諸篇，亦重在揭其古今之變，是先生學雖多方，而明變之旨則一也。

作為歷史學家，為維護中華民族之崇高利益，先生在“十年浩劫”初極艱難環境中，含辛茹苦盡四年之力撰成學林高度評價之《越史叢考》，予國際上覬覦祖國領土之奇談怪論以有力駁斥。1968年5月，初稿甫竣，尚未及修改定稿，再閱月而先生竟含恨辭世矣，享年七十又四。遺稿總二百數十萬言，已刊者甫半。默自1981年至2001年整理編輯為《文集》六卷：《古學甄微》、《古族甄微》、《經史抉原》、《古地甄微》、《古史甄微》、《道書輯校十種》，由巴蜀書社先后出版，前后歷時二十年。

現巴蜀書社又約編印《全集》，默又再經三易寒暑，搜集整理前所未錄者，略增近百萬言，編為九卷，以略顯先生之學術體系。仍勒為六冊：第一冊《儒學甄微》，第二冊《諸子甄微》、《史學甄微》，第三冊《古史甄微》、《古禮甄微》，第四冊《古族甄微》、《古地甄微》，第五冊《道教甄微》，第六冊《甄微別集》。

先生之學雖有多方，然皆歸本于儒，先生言：“儒之學，修己以安人，達以善天下，窮以善一身，內圣而外王，盡之矣。”故先生所究以內圣外王之事為多。后期雖以史作為多，然20世紀40年代猶有《儒學五論》之集結，50年代末于再次受批判后猶有《孔子和今文學》之作，在晚年猶數以未能寫出論陳乾初之學為憾，誠可謂儒學實為先生之終極關懷。故學林或稱先生為“通儒一輩”，或稱先生之學術為“批判儒學”。故茲集之編以先生躬自選編之《儒學五論》為首，蓋以為先生學術之緒論也。經學者，固儒術之以外王為主者，且先生之學自經學入，故以《經學抉原》次之。性理之學為儒學內圣之宗，雖先生晚歲之說未克竟成，然所遺《理學札記》二束及書翰三通，亦足以窺先生眇恉，故以為《儒學甄微》之末卷。

周秦諸子為國史最燦爛之思想文化，而漢代經學又此燦爛文化之結晶，先生于此頗多獨特之見，因以《諸子甄微》繼儒學之后。先生又言：儒以六經為歸依，六經皆古史也。蓋推本歷史經驗，以為應世之良規，二千余年之文明史，斯皆儒學所鑄成，故先生之學實以儒史相資為根本。

儒固資乎史，而史亦資于儒，儒史相資以并進，其發展乃不可紀極。然學則有興有衰，而義亦有顯有晦，此數千年國家所以或治或亂，或盛或衰也。故治史不僅應考其事之變，尤當究其變之義（或稱史識），此史學之所以為史學也。故先生于前世史學獨稱南宋浙東史學最為卓絕，蓋浙東之學集義理、經制、事功于一體，不僅最足以見古今之變化，而尤能洞察發展之幾微，此與先生儒史相資之義最合。而先生所作《中國史學史》，取舍之際，遂與世大殊，故以茲編為《史學甄微》之首篇，蓋以明其宗也。

次以《古史甄微》，并及歷代社會、經濟、政治諸篇，以明國史之源流。先生又言：不通制度，不能得歷世相承嬗變之跡，不足以言史。且又嘗有作《古禮甄微》之議，故集論制度諸篇以為《古禮甄微》，承遺志也。

又先生治史，肇始遽明我中華自古即為多民族實體，嗣先生所論古族之事亦伙，因集為《古族甄微》，以明一體格局之形成。地理環境為人類活動之重要物質條件，我國幅員遼闊、歷史悠久，四方差異既大，古今變易亦多，若不明此而以今衡古，其失必多。先生作《古地甄微》，多具洞見，故并集有關文論附之。

漢晉之際，佛教東來，而道教亦興，三教既相博弈，又互為補充，并為祖國傳統文化之主流，先生皆嘗用力，頗多勝解。因以《道教甄微》次諸卷之后。此先生論學之犖犖大端可以分別部居者。

其他或瑣語雜記，或短箋遺文，或筆削剩稿，或應世答問，雖不免散漫無歸，然亦不乏可供披沙之資者，都以為《甄微別集》以為本編之余論。如此分類整理，其目的乃為讀者方便，然是否實能方便讀者，尚祈讀者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