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褒貶不一，周作人其人其作都是現(xiàn)代文壇的巨大存在，不容等閑視之。余生也晚，喜歡讀書是更晚的事，自問最早何時接觸知堂文章，已了無印象。了解其生平，大概始于購讀倪墨炎的《中國的叛徒與隱士：周作人》。等以后更權(quán)威的周作人傳出來，卻只在圖書館借閱了。并不是不值得買，實在是家里空間有限。

翻讀止庵《周作人傳》，第九章錄有一句周作人的話：“孺牛齊甘雪窗克安等人是常來的客人”（《橫浜橋邊》，《亦報》1950年6月29日，署名十山。后文標(biāo)注出處的年月日均予簡化）。接下來，止庵先生解釋：“孺牛即陶亢德，齊甘即徐淦；王古魯、方紀(jì)生、康嗣群、金性堯、施蟄存、謝剛主等，亦與周氏來往較多。”此處有些語焉不詳，“雪窗克安”具體指誰呢？

近一年多來，筆者將大量時間用于蒐集并抄錄陶亢德先生的文字，解放前的大致錄完，終于進行到了《亦報》。等著實費了一些周折，報紙終于到手，興奮之馀定睛一看，但見滿目化名。只得先老老實實做一番案頭工作。瀏覽之余，我想已能解答前述疑問。

齊甘即徐淦

“齊甘”最早被揭曉答案。鐘叔河《兒童雜事詩箋釋》，引徐淦生前親口回憶，自承齊甘就是其本人，因是諧音。我估計，這個諧音要從紹興話去讀，才能辨出味道。不過，鐘先生又說，孺牛“可能是周氏一九五零年出獄后留上海期間的居停主人尤炳圻”。假如這話也來自徐淦，不免有點令人瞠目。

1949年1月26日，周作人從南京的老虎橋監(jiān)獄交保釋放，因兵荒馬亂，津浦路不通，遂來上海，寄居在位于虹口橫浜橋附近福德里尤炳圻家的亭子間，直到同年8月15日返回北京，前后足有198天。在滬期間，一些作家朋友如周黎庵與孔另境相偕，去橫浜橋尤宅看望過一次。（周劭《周作人與<秋燈瑣記>》）金性堯去時已經(jīng)是夏天了，印象深刻的是知堂的赤膊形象。（金性堯《葉落歸根》）徐訏則記得金性堯做東請周作人吃過一頓飯，席間有他和周黎庵。（徐訏《從“金性堯的席上”說起》）

友人之中多次去尤宅拜訪的，是周氏的紹興同鄉(xiāng)陶亢德和徐淦。《橫浜橋邊》里寫，有一次，孺牛與齊甘提了個大錫壺裝的酒，與周氏見面。其后孺牛帶了兩瓶法國好酒與高唐（高唐即唐大郎。老鷹《亦報同文之名》：“高唐我知道是大郎先生的筆名，為什么唐字之上冠一高字，這個我不很清楚了。”《亦報》1950.1.14）一起去找周作人，那次齊甘不在。后一次的時點，周作人查了日記，說是1949年6月初，前次聚會則還要早兩個月。更據(jù)徐淦《忘年交瑣話》所憶，1949年春節(jié)剛過，陶亢德即已得知周氏下落，徐在陶的指引下，兩人結(jié)伴提了三斤花雕，一包帶殼花生去尤家訪周。最后也是陶徐，與知堂把酒話別。稍事合計，陶徐二人過訪尤宅的趟數(shù)，何止三次。周作人既住在尤家，一來與尤炳圻天天見面，二則尤也不是客人。所以，鐘先生的轉(zhuǎn)述已大有破綻。

金性堯是見證人

1949年7月，上海創(chuàng)辦了兩張新式小報，《亦報》是其中之一。《亦報》創(chuàng)刊伊始，周作人并未現(xiàn)身，要等到11月22日才登場。中間經(jīng)過近四個月的醞釀。能邀請周作人這樣份量的大家“出山”，在《亦報》主編唐大郎看來，自是幸事一樁，為此他還專門寫了首打油詩，自注中有“終大郎之世，算他不曾白做編輯也”句。（《寄齊甘北京》，《亦報》1950.1.9）

徐淦是袁殊《新中國報》社的舊屬，曾用名王予，是1944年接待上海作家赴蘇州旅游的東道主之一，也在一年前周作人路過蘇州時接待過他。抗戰(zhàn)勝利后，他恢復(fù)了本名。上海解放前夕，徐淦供職于《自由論壇晚報》任要聞版編輯，那時他便已接洽并登過知堂的小品文。以后他赴京定居，住進八道灣里的苦茶庵，成了周作人的房客。近鄰有江紹原家屬。

陶亢德在《亦報》時期的情形，金性堯在一篇文章的結(jié)尾介紹：

《隨筆》中幾次提到哲安，如《猩猩的血》中說：“哲安鄉(xiāng)兄新編知識連環(huán)圖畫《動物園》。”這是指陶亢德兄，他通曉英文日文，當(dāng)時對動物學(xué)很感興趣，還編了幾本連環(huán)畫，借此以謀稻粱。《隨筆》中還提到孺牛、某甲、雪窗的名字，也是指他，因為唐大郎也喜歡他的文章，所以《亦報》時有刊載。現(xiàn)在《亦報》早已停刊，周陶唐都已先后逝世，《飯后隨筆》又作為新書問世了。（《飯后隨筆》，《不殤錄》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年版）

金先生是過來人，尤其是其本人還在《亦報》以筆名“趙天一”撰寫過不少文章。他的話理應(yīng)重視。

孺牛、某甲系一人

“孺牛”在《亦報》創(chuàng)刊號就已出現(xiàn)（齊甘的專欄《亦文章》也見于創(chuàng)刊號）。起先，專欄名為《文壇雜事》，后改為《夜讀書》。署名“孺牛”的文章里經(jīng)常寫到的人物，如徐訏、鄒韜奮、林語堂，是陶亢德的同事和前輩；老舍、冰心、郭沫若，都是陶亢德主編雜志時打過交道的作者；一折八扣書、大量的英美題材，也是陶氏以前津津樂道的。孺牛是陶亢德，學(xué)界幾無異議。

“某甲”最早的專欄《日日談》，稍晚于孺牛和齊甘。他在《不爭氣的中國煙》（《亦報》1949.9.18）里說：“十幾年前，我寫文章罵過南洋煙草公司，因為它一面登廣告大呼‘中國人應(yīng)吸中國煙’，一方面它的中國煙上竟無半個中國字。”尋出陶亢德所撰時評《瞎來來之感》（《宇宙風(fēng)》1935年第4期）：“我有位朋友原愛吸外國煙，說是煙味有點‘洋氣’。近來因見國煙運動，烈烈轟轟，又常在報上見到中國人應(yīng)吸中國煙等警語而慚愧，于是改吸中國煙。可是每次我去訪他遞煙給我時，總是慨乎言之的道：中國人應(yīng)當(dāng)吸中國煙，不錯，可是中國煙也得用中國字表明是中國煙才對吧，而事實又何如？”前后比照，正相對榫。1950年后，“某甲”的專欄改為《姑妄言之》，這名號在十幾年前陶氏主編《宇宙風(fēng)》時就用過。

雪窗：家鄉(xiāng)有座百家廟

“雪窗”（專欄名《偽風(fēng)月談》）更晚出現(xiàn)，他曾說：“兄弟忝為自由職業(yè)者將二十年。”（《讀書》，《亦報》1950.1.26）又說：“我知有某書印明某名人校閱，實則此名人未嘗校閱過一個字也。”（《譯書》，《亦報》1950.1.27）這些似可對應(yīng)于陶亢德的書刊編輯經(jīng)歷。

雪窗還說：“我愛小孩，但又少觀察之暇，故雖勞任六個孩子的父親，未能寫一篇兒童生活的文章。”（《談情說愛》，《亦報》1950.1.29）查《讀書》雜志1994年第五期周劭《失落感舊（之二）》，陶亢德正有六位子女。

更為關(guān)鍵的是，雪窗說：“離我鄉(xiāng)幾里有座百家廟……譬如正月里做燈頭戲。”（《百家廟》，《亦報》1950.8.22）又說：“我即陶堰人也，少小離家，老大不回，鄉(xiāng)音已改，鬢毛早衰。”（《山里果子聯(lián)聯(lián)串》，《亦報》1950.10.18）按：百家廟是紹興陶堰鎮(zhèn)的歷史名跡。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謁百家廟，陶堰之土神為漢會稽嚴(yán)長史助也。”張岱《陶庵夢憶·嚴(yán)助廟》：“陶堰司徒廟，漢會稽太守嚴(yán)助廟也。”而陶亢德正是陶堰人；另據(jù)《紹興縣志》介紹，紹興元宵節(jié)期間，城鄉(xiāng)多演戲娛樂，有連演數(shù)天、十?dāng)?shù)天者，俗稱“十八日燈頭戲”。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載：“吾鄉(xiāng)燈市首數(shù)陶堰。”揆諸陶氏解放前的作品，其中“燈頭戲”亦不止一見。

總之，雪窗是陶亢德的另一筆名無疑了。

克安：徐文長同鄉(xiāng)同姓

那么“克安”呢？這名字初見于某甲的文章《虹廟的藥簽》（《亦報》1949.9.4）：“有人建議取締虹廟的藥簽，我的朋友克安君舉兩只手贊成。”透露他與陶亢德關(guān)系緊密。稍嫌詭異的是，此時克安之名尚不見于《亦報》。要等到第二年一月廿日，才見到克安的首篇文章。注意到前一天，徐淦以本名發(fā)表了一篇《略與河伯娶婦有關(guān)》。既然雪窗是陶亢德，那克安會不會同是徐淦？

終于翻至1950年5月23日《亦報》，克安有一篇《對徐文長發(fā)生興趣》。其中說：“和我同鄉(xiāng)同姓的徐渭文長。”徐渭是紹興人，所以克安既是陶亢德的密友，又是《亦報》同人之中姓徐的紹興人，基本可斷定即是徐淦。答案明朗后，會發(fā)現(xiàn)“克安”兩字，約略可以反切念成“淦”，還是蠻巧妙的。

克安還說：“我的父親，年已六十有零……自抗戰(zhàn)初起那年十一月三十一日，他一生的事業(yè)，一個電燈公司，毀于日本飛機的轟炸，他就還鄉(xiāng)務(wù)農(nóng)。”（《不盡包袱滾滾來》，《亦報》1950.8.8）參閱王予《四歲之前》（《太平洋周報》1944年第99/100期），可大體知悉徐淦的身世：祖父在家鄉(xiāng)開米行起家，父親在杭州辦人力車公司，經(jīng)營愈加成功。看來最后還辦起了電燈公司，直至被日軍炸毀。

將周作人引入《亦報》

將周作人引入《亦報》的人，目前所知主要是陶亢德。筆者以為，徐淦似也與有力焉。知堂的首次“復(fù)出”，即由他引薦。從1950年元旦起，江紹原的哲嗣江幼農(nóng)，也成了《亦報》作者。徐淦大概不無推薦之功吧。另外，兒童雜事詩是知堂獄中的舊稿，拿去給亦報發(fā)表時，也經(jīng)過了陶徐兩人的共同商討。

1949年12月9日《亦報》發(fā)表高唐《送齊甘》一文，透露：“半月前他特地來看我，說要出門去讀書，不幾天，果然走了，現(xiàn)在登他的稿子，是從外頭寄來的。”不難推算，徐淦于1949年11月中旬赴京。緊接著，知堂即現(xiàn)身《亦報》。如果這純是巧合，那唐大郎為何寄詩給徐以示感謝？

此前，齊甘曾寄信唐大郎，批評另一同文（按：“同文”是指同在該報撰文的作者。此處具體是指勤孟《陸禮華的小東西》10月25日出版。此文涉及隱私，頗有些低級趣味）的不通。這事竟被唐大郎公之于眾（高唐《讀了齊甘的信以后》，《亦報》1949.10.29），引發(fā)議論紛紛。而《送齊甘》還不無惆悵地說，“齊甘走了，我好像走了一個照應(yīng)我的人”，并希冀某甲代替齊甘，負監(jiān)督之責(zé)。上述種種，非比尋常，著實耐人尋味。顯然，徐淦和陶亢德均為《亦報》創(chuàng)辦之初的特約撰稿人。

為什么用那么多筆名

概而言之，前述周作人口中“孺牛齊甘雪窗克安”，盡管說得熱鬧，實際上不過區(qū)區(qū)兩人。無獨有偶，周作人署名“十山”所寫《兒童詩與補遺》（《亦報》1950.3.10）開頭道：“東郭生著有兒童詩若干首，預(yù)備托亦報發(fā)表，抄了先給孺牛齊甘諸公一看，齊公覺得兒童游戲部分遺漏太多，開出一個單子來主張?zhí)硌a，孺牛則以為過年這時節(jié)還有許多事可記，特別有趣味的是看燈頭戲。”文章最后總結(jié)：“我便來折衷的說……”東郭生、十山不都是周作人自己么，怎么口氣貌似兩人？這樣的例子還有。如某甲《敬惜電燈》（《亦報》1950.2.12）：“我本來學(xué)孺牛先生的樣，夜讀書，而且只賣點怡情悅性的短文章，尤其是笑聞軼事之類。”實則也是在自說自話。

也許周、陶童心未泯，在和讀者開玩笑。若問何苦要故弄狡獪呢？仔細一想，兩人在《亦報》同一版面，常以不同筆名多次出現(xiàn)，最多時甚至同天刊發(fā)三篇短文。知情者盡管不會介意，可當(dāng)年的普通讀者若是知道真相，又會怎么想？會不會有所指摘呢？

據(jù)統(tǒng)計，知堂在《亦報》上前后用過十多個不同筆名，堪稱同文作者筆名之冠。起初隔天一篇（專欄名“隔日談”），以后每天一篇（專欄名“飯后隨筆”），甚至更多。非是知堂寫文章成癮，只因老先生返京生活之初手頭拮據(jù)，《亦報》稿費成了主要的收入來源。假如不為稻粱謀，何至于此呢？由是觀之，知堂以四個筆名指稱兩人，似也有掩飾門庭冷落之微意。從這個角度，或許也可辨出一絲苦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