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在《債務置換內后的故事》中，簡析了通過置換的方式我們可以得到哪些有利的結果，例如可以節省政府存量債務的財務成本、填補投融資機制的缺口等等。

而在此番對政府債務問題的熱議中，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不能僅僅單方面看待負債，還需要關注資產，由此引申出編制我們自己的國家資產負債表。最典型的是李揚、曹遠征、馬駿等人2011年起實質性推動的相關研究。到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編制全國和地方資產負債表”就已經寫入了頂層設計方案中。

筆者覺得，如果從中長期的趨勢把握而言，用資產負債表的思路來看待負債問題是有意義的，尤其是通過編制國家資產負債表可以更好地掌握“家底”，提高我們“數目字管理”的水平，但需要注意以此為基準來判斷負債問題的準確性，因為錯誤的數據比沒有數據更可怕。

理由如下：

第一，在當前的產權制度下，國家層面的資產更多還是統計的概念，而且進入國家資產負債表范圍的資產如何界定，還是一個不小的問題，因為此點最終決定了國家凈資產的情況。例如，軍產、自然資源是否被納入進去。

第二，資產計價的問題。究竟以什么方法對進入資產負債表的各類資產計價入賬，實際上決定了國家凈資產的規模。而資產計價方法又和各類資產所處的市場活性有關，市場活性的變化決定了資產計價方法調整的頻率，如何做到準確、及時實際上是個復雜的系統工程。

第三，資產的處置問題。即便是資產能夠通過合理的計價入賬，并且能夠做到準確、及時的調整，但如果到了需要處置資產以緩解債務的時候，處置哪種資產、償還哪種債務實際上也是一個很難的問題。因為從數據統計的角度，你可以暫時繞過產權問題，但是真正要處置資產的時候，產權問題就不能被輕易地繞過去，需要給資產所有人有一個明確的交待。例如，通過處置國有資產可以填補社保、養老的缺口，但是如果用來填補地方政府投資失誤產生的債務就存在很大的問題。

第四，部門利益如何協調的問題。現實的情況是，納入國家資產范疇的資產的實際控制權分散在各個部門，而這些資產基本也都是這些部門實際功能的載體。因此，這些資產是否進入國家資產負債表，納入后要處置資產的時候，實際就演變成了各個部門職能調整的問題。而這些部門的職能又都和國家的經濟、社會、政治管理有關，可想而知在協調執行上會有多難。

目前已有的研究顯示，國家凈資產的年增量與GDP（經濟增量）還有不小的差距。換句話說，國家整體的經濟活動并沒有都轉換成國民的凈財富。當然，這一結論和上述四點造成的不確定/不準確有關，但大體上和我們的直觀感覺差不多，因為在經濟活動中總有一些經濟浪費（例如無效投資）。因此，就產生了國家資產負債表的第五個不確定的地方——宏觀經濟導向對于國家資產負債的影響更難衡量，其中還有評價標準、作用時間等要素的影響。

正是出于上述五點的不確定性，筆者認為，要慎用國家資產負債表的概念看待債務問題。因為我們的債務是確定的，而目前的債務置換只能起到適度降低債務財務成本和后移債務償還期的作用，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以時間換空間”。要解決債務問題，最終還得指望經濟重新回到上行期，各個債務主體有充沛的現金流償還債務。

也就是說，編制國家資產負債表的真正含義是完善經濟活動核算體系，而非定性債務問題，其目的在于優化資源的配置。事實上，資產處置本身就是資源要素配置結構的調整，還有就是潛在人口負債的填補（例如養老、社保、醫療、教育等等），最終都是為了推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負債變得更有效率，而不是更有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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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經濟學博士，本文僅代表其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