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曙光先生近年來一直在從事顧準政治哲學的研究。在這項研究(《逆境中探索和苦難中悟道--顧準的政治學和政治哲學思想》)付諸出版之前，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上海學者，有機會同張先生就這個話題進行了一場席明納（seminar）研討。張曙光對顧準在政治哲學上的理論貢獻，概括了以下數點：

一、關于民主政制和專制政制。顧準借助對希臘海上文明和大陸國家會出現不同政制的分析，解釋了人類民主制度的建立需要一定的歷史和現實條件。二、關于直接民主和代議民主。顧準分析了從直接民主到代議民主的發展和變遷。這為破除人們對于政治人物的迷信提供了有利的武器。三、關于資本主義和“異化”批判。顧準與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的定義最大的區別在于馬克思強調雇傭勞動，而顧準強調法權體系和合理經營。四、關于民主科學和進步史觀。顧準認為科學精神與民主是相一致的。中國的思想史中更多的是道德訓條，很難產生科學和民主。同時，他對歷史目的論持批判態度，主張進步歷史觀。五、關于理想主義和經驗主義。顧準對于絕對真理論和唯理主義持批判態度。

首先須要肯定的是，張曙光的闡述有著重要的價值--對顧準這位沒有系統著述的思想者，進行了一個系統性的思想梳理。這是一項并不輕松、須大量精力傾注的工作。然而，我的追問不在于張先生對顧準思想的闡述是否準確和全面，而首先是：為什么是顧準？

著名的“勞特里奇批判思想家”（Routledge Critical Thinkers）叢書里，每一本首章均為“為什么是XX？”（比方說"Why Foucault?""Why Lacan?"）。換言之，叢書的每位作者，在介紹某思想家之前，都必須先要告訴讀者：為什么在當下來談論該思想家？

這個做法之所以必要，乃是因為：一個思想被接受與否，不僅和思想文本（text）本身相關聯，而且也同其所處的歷史語境（context）緊密相關，就如浪漫主義（romanticism）能夠在十九世紀成為支配性的思想浪潮，而在前兩個世紀則不可能；又如晚近二十年來紅得發紫的思想家齊澤克，之所以能成功地從東歐第三世界小國殺入主流學術界，同他第一本在英語著作出版于1989年這個特殊時刻有著直接的關系。

回到顧準。熟悉晚近二十年中國思想學術界動態的人們都應會記得，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曾經有過一個“顧準熱”，當時包括《顧準文集》《顧準日記》《顧準尋思錄》等關于顧準的一批書籍都非常熱銷。而今天的思想界，和十多年前對比起來，有著怎樣的不同呢？惟有先正面處理這個問題，才可能去把握，顧準思想在當下會遇到如何的對待。

在我看來，這個思想氛圍上的不同，主要存在于以下兩個面向上：

首先是思想話語之有效性的衡量標準發生了顯著變遷。在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里，思想寫作的專業化或者說“專學化”趨勢一路高歌猛進，尤其是古典學（特別是施特勞斯的古典政治哲學）成為顯學后，思想寫作的有效性逐漸依賴于大量的學術術語和“黑話”（jargons）來進行支撐。一方面，這一趨勢使得思想寫作趨于嚴謹細密、注重學理基礎，另一方面，也造成劉擎先生所說的“黑話公社”的泛濫，“晦澀艱深”、“佶屈聱牙”的文體逐漸轉變為唯一有效的思想“言說”。

而顧準的寫作方式，卻恰恰既非條理細密、體系整全，也不引經據典，富含學術術語。那么，我們就不得不追問，這樣的話語在今天的思想界，還能否有效地吸引到讀者？我特地去問過身邊不少年輕的學界朋友，了解他們關于顧準著作的看法。而得到的反饋，卻是驚人地一邊倒--“不堪卒讀”、“過于淺薄”、“如白開水般無味”……

第二個面向是，思想話語的氛圍發生了巨大變化。九十年代中后期，按照許紀霖先生的觀察，“在民間思想界，自由主義到九十年代取得了全面的勝利，甚至這一名詞本身像民主與科學一樣，也獲得了某種神圣性。”“顧準熱”，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下得到興起，并成為九十年代自由主義話語的一部分。然而時至今天，支配性的思想氛圍已轉換成為國家主義--四溢、充盈于當下學界的，是各種“大國崛起”、“中國模式”的敘事……而顧準的思想路向，則顯然同今日的思想氛圍完全格格不入。

要在一個同當下思想氛圍格格不入的環境下進行言說，這就涉及到拉克勞所說的話語領導權斗爭的問題。用更通俗的話說，就是要在一個“時尚的流行坐標”非常不利的情況下，去爭奪在學術市場中的份額。

然而在今日學術市場中，關于顧準思想的話語之受眾會是誰？或者說：在專學導向和國家主義的兩個面向沖擊下，顧準思想怎樣被接受？此乃從“客體性”角度來提問題，而從“主體性”角度來提的話，問題于是就是：今天，如何來談顧準？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必須被今天的顧準研究者所嚴肅正視的問題。

我們看到，張曙光對顧準思想的闡釋，已經是在想辦法跟上“時代的步伐”。比方說，他特地采用“政治哲學”這個詞，來“定位”顧準的寫作。根據劉擎最近的一個關于當代思想史的經驗研究，“在中國改革開放起步之后近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年左右的時間，政治哲學一直是‘沉寂’的，學術界很少有人使用‘政治哲學’這一術語，幾乎沒有自覺地以政治哲學的視野來處理和研究問題；而這個沉寂的狀況在2000年左右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是以，從對顧準思想的這個“定位”上就已經看出，張曙光正努力使顧準思想接上當下主流學術的最新話語潮流。然而問題在于，當年顧準本人的非系統性的寫作，在今天的學術有效性標準下，始終是十分“不學術”的。

進而言之，顧準的寫作里面，也似乎沒有提供出一套強有力的規范性方案，來回應今天思想界的核心問題。熟悉中國思想動態的朋友都知道，近十多年來中國思想界處于核心地位的，是一個所謂的“現代性的問題”。而在這十年間，古典派（施特勞斯派、“制度儒學”派等）、國家主義、“新左派”，在現代性的反思和批判這個議題上，形成了一個“態度的同一性”。而在對（西方）現代性的態度上，顧準的思想則恰恰是完全處在學術潮流的另一面，于是在今天讀者面前就只會呈現為一個完全“落伍”的形象……在今天談論顧準，用時下流行的網絡用語來說，是完全"out"了。我們讀到，張曙光對顧準思想的闡釋里，仍充盈著這樣的陳述：“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科學的批判”、“對歷史進步充滿信心”……這些話語，在十幾年前仍可能對讀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然而，自九十年代晚期起，科學主義、進步主義都在“現代性的問題”之反思中相繼受到了嚴峻的檢視與批評，它們在學理層面上的有效性早已陷于困境。讀到這類的論述，相信今天的讀者立刻就會追問：憑什么說顧準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就是“科學的”？對“歷史目的論”持批判態度的同時，怎么又可能會對“對歷史進步充滿信心”？……

當然，使顧準的聲音被聽到，在今天仍然有一個相對還算有效的方式，那就是，訴諸“生命的苦難”：顧準的生命遭遇那樣悲慘，反復經受嚴酷的精神與肉體迫害，發妻與之離婚并最終選擇自殺，所有子女宣布與其斷絕關系、并斷絕一切來往……就在這樣的遭遇下，這個人還堅持獨立的思考與寫作，還能持續不懈地寫出那么豐碩的思想筆記！這種訴諸生命苦難的方式，在今天還是使不少年輕人知道了有顧準這樣一個思想者。譬如，中央電視臺知名主持人柴靜，就被顧準那沉沉的苦難生命所震撼，晚近在博客上寫下多篇祭奠這位思想前賢的文章。“他在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樓里工作過，我才知道他離我住的地方這么近，不過現在那里看門的人根本不知道顧準是誰，住過哪間房子了。他的骨灰有一半就撒在我家附近的河里，因為暮年時，他常常在這條河邊上漫步，他那時仍然穿著背帶褲，一直戴著一頂從舊帽子上拆下來的白布襯里，沒人知道為什么，也沒人問過，我猜他也許是為妻子服喪。不知道在這條河的邊上，在他的頭腦暫時歇息的時候，暮色四合中，他一個人走回去的時候，是怎么樣的無望和悲愴？很多次從電腦前直起身，看到窗外那條河的方向，我都想起顧準--如果他有一個還算平靜的時代，有一張書桌，他將能創造出什么？”

柴靜文字里，所記載的是一個當代媒體人的靈魂震撼。而這份震撼的來源，恰恰不是思想文本（顧準作為作者）的厚度與強度，而是生命體驗（顧準作為生活在中國的一個個體生命）的直接觸撞。然而問題就在于，若僅僅通過個體生命的受難史，來吸引今天學術界的讀者（特別是年輕的學人），卻恰恰已不太可行了。

于是，包括張曙光在內的研究顧準思想的當代學者所面對的任務是，必須要用新的學理語言，來對顧準的思想進行重新發掘，使其同當下這個時刻發生關聯。德勒茲曾提出一種思想人物的研究路徑，就是將思想家的作品拉出其歷史性的語境，將他從其“時代性形象”中推出來，使其理論性內核向“永恒”打開。在德勒茲看來，盡管很多文本埋藏在地層學的底層，但是它們卻以疊置的方式同樣存在于當下。福柯所說的“知識考古學”，就正是將這樣的埋在地底的文獻檔案，重新讓它們存在于當下。而德勒茲主義的閱讀，則是德氏對福柯本人沒有繼續下去的這條考古學路徑的發展。

就具體方式而言，德勒茲主義閱讀，就是深入被研究人物的理論內部，沿其自身的脈絡與進路而發掘出它最內核的論旨，并努力將它從時代性的重重“話語包裹”中抽取出來。對于一個思想家的作品，德勒茲主義的閱讀，恰恰是將該思想話語得以型構的歷史性狀況去除掉，即，將它的時代印記和誕生的語境去除掉，而內在地（immanently）追索其思想之真正的構成性核心。根據德勒茲，新（the New）出現的時刻，就是一個作品克服并越出它自身歷史性語境的時刻，就是永恒在時間中顯現的時刻。也正是在這個德勒茲主義意義上，我們才能貫透性地理解孔子所說的“溫故而知新”：一個過去的文本，當越出其歷史語境的框限而從地層底部刺入到當下的地表時，它恰恰就是新。“溫故而知新”，才是真正哲學性地閱讀。對于德勒茲，哲學就是去創造、發明概念，或使概念在全新的方式下工作。因此，當我們用新的語言、新的概念來重新闡述顧準的寫作時，我們就在真正地進行“溫故而知新”，真正地在從事哲學寫作--用德氏的話說，“哲學史就是哲學本身的再生產。”

顧準寫作的歷史性語境，同“全球化資本主義狀況”下的目下，當然有著巨大的不同。那么，顧準的思考，是否在今天已經全然“過時”，全然"out"了呢？盡管我本人未像張曙光先生那樣曾專門地從事于顧準思想的研究（是以對此問題并沒有真正發言權），但就我閱讀所及，顧準的思想，在我看來仍然于當下這個時刻是具有著關切性的，特別是顧準晚年思考的核心問題--革命之后怎么辦（娜拉走后怎樣）。這并非是一個可以消解掉或擱置起來的問題。恰恰相反，今天的激進左翼政治哲學（從巴迪歐到齊澤克），都是旨在回應這樣一個問題，用齊澤克的獨特表述來說就是，“9. 12比9. 11更重要”。在今天，想象一個徹底打破之前現實秩序的事件--通過本雅明所說的“神圣的暴力”（divine violence）--已然不再困難，然而，打破之后怎樣？這才是真正關鍵性的政治哲學問題。是以，顧準所提出的問題，同樣是今天政治哲學所面對的問題。

今天，讓顧準的寫作在學界重新被聽到（“被聽到”實是一個很艱巨的話語再闡述和話語斗爭的過程），需要研究者進行創造性的闡釋工作，即，不再使用“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科學的批判”這樣的論述，而致力于去探索新的進路、新的語言，來發掘顧準的思想。如若不進行話語層面的再創造的話，那么，張曙光先生傾注心血的顧準政治哲學研究著作即使問世了，可以想見，在今日的學界仍很難真正激起波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