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準英年早逝，給我們留下了一大筆遺產。這些遺產不僅有他的著作，他的思想，他的精神，還有他身后發生的一些事件和產生的影響。

王元化向出版推薦顧準文集

顧準生前除早期出版的會計著作以外，正式發表論文一篇，譯文一篇，《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發表在1957年第3期《經濟研究》上；在孫冶方的支持下，《企業經營管理中總會計師的興起》 發表在《經濟學譯從》1962年第5期。其他論著均未公開和正式發表，因此，顧準去世以后，出版他的遺著，傳布他的思想，就成為中國思想理論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他的六弟陳敏之對先兄不可推辭的義務。

然而，顧準遺墨的面世卻是好事多磨，歷盡曲折。陳敏之在《我與顧準》中有多篇回憶，羅銀勝也對顧準著作的流布做過一個記述。為求完整，陳、羅著作詳細記述的地方，我們從簡，他沒有提到或者有新資料的地方，我們做一點補充。

在當時的情況下，顧準的譯著和歷史學著作的出版遇到的障礙不大，上世紀80年代先后出版。兩本譯著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和羅賓遜的《經濟學論文集》，由商務印書館分別于1979年和1984年出版。

顧準的專論《希臘城邦制度――讀希臘史筆記》，遺稿由吳敬璉保存，陳敏之整理重抄，1982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拿到書稿以后，編者“依據手稿對照整理稿作了校訂，將稿中的旁注、另頁，也酌情編入正文或者注釋中；對稿中大量的外文人名、地名、專用名詞和中文引文盡我們所能進行了校核，無以查對的則保留原文，以便讀者研考”。

陳敏之在“后記”中寫道，“這份筆記最后的命運怎樣，我無法預測和斷定。也許它會像歷史上并不鮮見的許多先人和他們的著作一樣，湮沒在歷史的洪流中；也許它可能在某種歷史條件下面，居然還能被人們所重視。”

1994年，《顧準文集》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是其中的一個部分。顧準在其中表述的理論思想才第一次與國內讀者見面。這時離顧準辭世已經整整20個年頭。其間還發生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據貴州人民出版社編輯楊建國在文章中講，1993年11月，他收到胡曉明轉來他老師王元化的一封推薦信，推薦該社出版《顧準文集》，信很短，也未對推薦作品進行評論。鑒于王元化的學問人品，楊編輯回信要把書稿寄來，并說明了出版文集的規格要求，即需要有真正的相當水準的學術創見。很快，陳敏之寫來回信，并寄來書稿復印件。

信中說明了書稿幾經周折未能出版的大概情況，并說明年是顧準20周年祭，如能接受，希望能應時出版。楊建國看完書稿，非常驚訝，認為寫得好，特別是后半部分，精彩無比。并反復掂量，最終決定出版，并準備承受一定風險。與陳敏之聯系后，陳也非常高興，鑒于學術著作需求量小，不好賣，主動提出不要稿費，并愿提供15000元出版補貼。這些錢在批選題上發揮了作用，后來全部退還陳敏之。在編輯加工后，楊建國寫下了編輯手記，列舉了出版該書的四大理由。書稿三審通過，北京有關方面也予以理解。隨于1994年9月出版發行。

《顧準文集》出版后，先是無人問津，在10月份武漢圖書定貨會上，沒有賣出一本。只好分別給陳敏之和張南（顧準女婿）運去二、三百本送人。后來又出現爆棚，三聯書店郝杰一次要了300本，萬圣書園劉蘇里要求獨家銷售，一次要了4000本。原因之一是10月下旬，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召開紀念顧準座談會，經濟所黨委書記于祖堯主持，社科院副院長王洛林高度評價了顧準在經濟研究方面的貢獻，出席會議的有張勁夫、杜潤生、雍文濤、徐雪寒、王元化、李慎之、林里夫、駱耕漠、吳敬璉、趙人偉、張卓元、何建章、劉軍寧等。與此同時，王元化、朱學勤、李慎之、陳樂民等有關顧準思想的評論和談話先后出現于各種報刊，迅速形成了“顧準熱”。

1997年，由陳敏之、丁東編輯，經濟日報出版社出版了《顧準日記》，為人們了解顧準的經歷和思想提供了更豐富的材料。

2002年，由陳敏之和顧南九（高梁）編輯，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出版了《顧準文存》一套四卷，《顧準文稿》、《顧準筆記》、《顧準日記》和《顧準自述》。顧準著作的出版工作基本上得以完成。

顧準著作的出版和思想的傳播，陳敏之有不可磨滅的功勞，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它說明，真理能夠深入人心，抓住人心，引起共鳴，激起反響，顧準雖死猶生，仍然活在人們的心間。

顧準著作出版后的反響和評論

顧準的著作出版以后，引起了學界的重視和討論，筆者在網絡上搜索，在書店中采購，得到有關顧準的傳記兩種，研究著作一部，顧準尋思錄和顧準再思錄各一部，評論和紀念文章也許不下數百篇。總體來看，一般議論者多，認真研究者少。在一般性評介中，李柏田和解洪興的“顧準史學思想述評”一文，從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如何看待西方文明，如何通過歷史認識現實和展望未來等四個方面，概括了顧準的史學思想。這一概括還比較準確。下面我們打算討論一下對顧準著作和理論的評論。

圍繞著《希臘城邦制度》，曾經出現了不同意見。修海濤認為，“顧準同志的遺著《希臘城邦制度》是我國城邦史的開山之作，它以嶄新的面貌和獨到的見解為城邦史的研究增添了一朶奇葩”，“顧準同志的可貴之處在于他用歷史的眼光看待希臘城邦制度。他是我國第一個比較系統地觀察了城邦制度對西歐中世紀乃至近代歷史影響的學者”。

吳敬璉認為，顧準“寫作《希臘城邦制度》，就完全不是‘發思古之幽情’的結果，而是為了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樣’的問題”。并以此作為顧準偉大的人格及其對民族、對人民高度的責任感和為人類爭取更美好的未來的使命感的例證。

李慎之討論了顧準研究《希臘城邦制度》的起因和方法，他說，顧準“是一個極其熱忱、甚至狂熱的理想主義者，但是50年代以后，個人的遭遇，國家的命運，不可能不使他要努力弄懂民主是怎么一回事。當他意識到民主起源于古希臘與羅馬的城邦國家以后，就下決心要用十年時間，先研究西方的歷史，后研究中國的歷史，進而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對人類的未來進行探索”。“他為弄清楚希臘城邦制度，從地理到歷史，從人種到字源……一點一滴地搜羅材料，排比材料，分析材料，打破了許多中國人僅僅憑中國自己的歷史而對外國所作的想當然的了解，他終于弄清楚了只有希臘那樣的地理、歷史、文化條件，才能產生在古代世界是孤例的民主制度”。

廖學盛則對城邦制度的特殊性提出了異議，他認為，“城邦絕非希臘所特有，而是古代歐洲、非洲、美洲曾經存在過。在神州大地，它也存在過”，“按照我們的認識，城市是人類社會最早自行瓦解的原始公社演化出來的一種公民集體的經濟、政治、社會、宗教和意識形態的統一體。原始公社的普遍性決定了城邦制度的普遍性”。

文章沒有提出史實予以論證，說明古代大陸國家的城市是如何建立、發展和治理的。其實，城市和城邦制度并不是一回事，在大陸國家中，城市不少，也許不比希臘、羅馬小，但歷史上并沒有出現過那一套“主權在民”和“輪番為治”的“自主自給”的直接民主制度。不過，對于他的批評精神我們還是應當肯定，這也許比那些簡單地贊揚要好許多，它可以推動我們進一步的研究和思考。

對《希臘城邦制度》批評最嚴厲的要算仲維光先生，他在寫給許良英先生的一封信中，從理論到方法完全否定了顧準研究的價值。他說，“在學術思想領域中，顧準的那本書應該說基本上是沒有什么價值。如果把顧準的書翻譯成西方文字，會讓這里的學界哭笑不得。他從概念到對材料的運用都是非常有問題的。如果真的研究例如希臘城邦制，那就要去讀與此有關的原始文獻，和這方面專家的研究。顧準涉及的文獻都不過通俗讀物，對于‘治史’和作學術研究的人，如果限于這些資料，那么只能說明自己還沒有完全進門”。

《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出版以后，基本上是一邊倒的贊頌意見，這是有道理的。我認為，其中最好的要數王元化先生的序文以及朱學勤和劉智峰先生的評論。

王元化說，“這是近年來我所讀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華橫溢，見解深邃，知識淵博，令人為之折服。許多問題一經作者提出，你就再也無法擺脫掉。它們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檢驗由于習慣惰性一直扎根在你頭腦深處的既定看法。這些天我正在編輯自己的書稿，由于作者這本書的啟示，我對自己一向從未懷疑的某此觀點發生了動搖，以至要考慮把這些章節刪去或改寫。這本書就具有這樣強大的思想力量”。

王先生在具體勾勒了從中得到的教益以后，繼續寫道，“不僅由于稟賦聰穎，好學深思，更由于作者命途多蹇，經歷坎坷，以及他在艱苦條件下追求真理的精神。這使他的思考不囿于書本，不墨守成規，而滲透著對祖國對人類命運的沉思，處處顯示了疾虛亡求真知的獨立精神”。

序文概述了顧準的遭遇，借司馬遷的“報任安書”和魯迅對屈原《離騷》的評論贊揚了顧準的堅強毅力和意志，繼續評論道，“在造神運動席卷全國的時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對個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風靡思想界的時候，他是最早沖破教條主義的人。僅就這一點來說，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樣的人，整整超前了10年。在那時代，誰也沒有像他那樣對馬克思主義著作讀得那樣認真，思考得那樣深。誰也沒有像他那樣無拘無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膽的質疑。照我看，凡浸透著這種精神的所在，都構成了這本書的最美的篇章”（《顧準文集》，第225－227頁）。

王元化是國內著名的學者，有所謂“南王（元化）北李（慎之）”之說，他的序文其所以寫得好，也在于他把自己擺了進去，是飽含著感情來評介的。

在《探求歷史的真實》一文中，劉智峰從四個方面評論了顧準的思想。

一是顧準進行世界史和中國史比較研究的目的。在西方思想史上，知識與信仰的界限是被嚴格區分的：前者是思想和科學的領域，后者是神學、宗教和道德的地盤。而中國人在這方面從古代便沒有嚴格的區分，因此中國古代自然科學不發達，思想領域被政治化、倫理化了。學習知識的目的不是追求真理，而是實用，于是知識淪為信仰或行動的工具和手段。顧準的思想在這方面是個重大的突破。他“把演變為主流意識形態的、被人們作為信仰而接受的理論還原為經驗性的客觀知識，并拿歷史的事實來檢驗這些的真理性。

他把批判的鋒芒指向理論產生的歷史根源和具體歷史環境”。如果忽視理論的歷史性，就會把某種理論奉為普遍適用的唯一真理，便使它變成束縛人們思想和科學發展的僵死教條。

二是顧準對目的論歷史觀的批判。目的論史觀長期以來一直在中國史學界居主導地位，這種歷史觀在實踐上的后果是，人們以為能夠按照某種美好的目的去改造社會，但歷史事實一再證明了它的天真。

“顧準突出了歷史事件形成的復雜過程，強調了多種客觀因素及偶然性的作用。說明了歷史只是逐漸地演變，并沒有什么必然的規律在起支配作用，駁斥了帶有歷史宿命主義色彩的目的論史觀”，進而拋棄了終極目的和一元主義，走向了人類進步和多元主義。顧準的這些思想與自由主義思想家有許多共同之處。

三是顧準批判了真與善、歷史與邏輯統一的思想。歷史目的論的一個重要的思想預設，即認為真與善、邏輯與歷史是統一的。這種一元主義與目的論史觀一脈相承。羅素認為真與善是不相干的，康德進行純粹理性批判的目的在于劃定理性的認識界限，認為人的理性不可能認識先驗的本質的東西（即“物自體”），黑格爾反對康德的二元論，堅信人能夠證明上帝的存在，能夠發現歷史的必然性。

顧準對黑格爾的一元主義進行了深刻的剖析，認為它的核心就在于真、善一元論。進而指出，馬克思對黑格爾加上了極重要的培根主義改造，把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變成了客觀唯物主義。歷史與邏輯統一的思想在黑格爾那里的意思是，歷史的發展過程與“絕對理念”在概念上的演化邏輯是一致的，或者說自然和社會的進程乃精神的外化。它的實質是以邏輯的合理性取代歷史的真實性。馬克思從方法論的角度繼承了黑格爾的這一思想，并成功地應用到《資本論》的研究中。

真與善、歷史與邏輯統一的一元論思想實質上包含著人類理性的膨脹。一方面認識超出了它所能認識的界限，導致理性的狂妄；另一方面，容易導致自大狂式的獨斷論，即以為人能夠掌握絕對真理，而且自己發現的理論是科學的真理，對其他理論一概排斥。這兩種傾向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有深厚的根基。顧準較早地覺察到這一點，并做了深入的自省和批判。

四是顧準對唯物史觀的質疑和批判。唯物史觀是復雜的，其獨特性不僅僅在于是學術理論，而且主要是改造世界的理論指南，這種實踐性使它常常表現出出于權宜考慮的自相矛盾。其一是深信五階段歷史模式的必然性，雖然馬克思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其二是馬克思的階級概念和國家學說，它直接來源于對古希臘歷史經驗的概括，但在專制政治下，代表統治階級的國家政權便是社會斗爭的一方，而不是凌駕于各階級之上。

顧準對國家起源的階級斗爭說和五階段論中的主要范疇進行了追本溯源式的批判。顧準的研究完全從事實入手，拋開一切教條的束縛，既指出了五階段說的牽強和矛盾，也說明了教條式地搬用馬克思的階級分析完全是徹頭徹尾非歷史的。我們其所以對劉智峰的評論做了比較詳細的評介，主要是由于他的分析有助于我們理解顧準的理論。

李寒秋先生指出，顧準在《僭主政治與民主》一文中把李卜內克西和羅森堡所建立的“斯巴達克同盟”誤作“斯巴達團”，“顯然弄錯了”。

關于顧準對史官文化的批評，也有不同意見。《顧準全傳》的作者高建國在強調人文精神的重建時，指出顧準使用史官文化有以偏概全的缺陷。他說，“顧準鞭辟入里地指出，中國傳統文化之大弊在于‘服從政治權威’時，曾因缺乏大量第一手資料，誤以‘史官文化’涵蓋傳統文化，造成批判的武器偏宕。但他絕不主張‘全盤西化’，更鄙視食洋不化的照搬學風”。

據高建國對筆者說，王元化也持這一看法。這一評論是正確的。從顧準對老子、孔子和韓非的徹底否定中，就可以得到證明。其實，無論是對老子和孔子，還是對韓非，都應進行分析，批判地繼承其優秀的思想成果。

筆者前面在評價顧準理論貢獻時，也發現了一些缺點，挑出了一點毛病，提出了一些批評。相對于顧準的創造和貢獻，這些缺點和毛病可以說是九牛一毛，但是作為嚴肅的學者和真正的學術思想史，還是值得重視的。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節選自其著《顧準：逆境探索的思想家》，有刪節，標題為編輯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