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準給1990年代的知識分子帶來的巨大沖擊自然與時代有關。1957年以后，中國“思想者”的集體“失蹤”成了“文革”后中國知識分子難以言說之事。80年代中期，伴隨著新啟蒙運動的興起，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問題被提出來了，在中國思想學術界形成了一個規模不小的以研究知識分子為內容的“知識分子熱”。《顧準文集》出版了，一個獨立的、在逆境中、“地獄里”進行思想的知識分子———顧準呈現在正在“尋找精神家園”的當代知識分子面前。

然而，1997年出版的《顧準日記》卻使這個“榜樣”遭到了質疑，它直接引發了“兩個顧準”的爭論。

《顧準日記》包括顧準三個時期的日記：“商城日記”（1959年10月～1960年1月）、“息縣日記”（1969年10月～1971年9月）、“北京日記”（1972年10月13日～1974年10月15日）。其中的《商城日記》的文字里所表現出來的顧準的內心活動與《顧準文集》所塑造出來的顧準是相呼應的。而1969年至1971年間的“息縣日記”，顧準自己把它定名為“新生日記”，接受“改造”、爭取“新生”取代了以往的學者情懷和獨立思考。人們困惑了，這兩個完全相矛盾的顧準，哪一個才是真的顧準？        

作家沙葉新提出了兩種解釋：一是顧準擔心日記被抄，故意寫的一本很緊跟“革命”形勢而沒有批判性的偽日記；二是顧準在種種壓力下的確改變了，他放棄了原來的“獨立品格”要“重新做人”。學者林賢治則著文《兩個顧準》，認為在“文革”時期，“顧準已經失卻了免疫力，相當嚴重地感染了流行的‘猩紅熱’”。此論一出，李慎之便立刻著文否定，支持沙葉新的第一種解釋，強調顧準只有“一個”。

顧準的學術價值也遭到了質疑，學者仲維光認為顧準并不成體系，“從概念到對材料的運用都是非常有問題的”，而朱學勤等學者認為，仲維光的看法是“以自己在海外所接觸的所謂西方‘學術訓練’為標準，貶境內思想前驅的歷史地位”，是一種“知識傲慢”。顧準當年“是在思想的隧道中單兵掘進到與當代自由主義思想可以對話的程度?！?/p>

而學者吳冠軍則從歷史語境的角度比較顧準的價值：如今思想話語的氛圍與上世紀九十年代相比，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90年代是自由主義的時代，“時至今天，支配性的思想氛圍已轉換成為國家主義——四溢、充盈于當下學界的，是各種‘大國崛起’、‘中國模式’的敘事……而顧準的思想路向，則顯然同今日的思想氛圍完全格格不入”。

不過，吳冠軍亦認為，顧準晚年思考的核心問題——革命之后怎么辦（娜拉走后怎樣），“這并非是一個可以消解掉或擱置起來的問題。恰恰相反，今天的激進左翼政治哲學（從巴迪歐到齊澤克），都是旨在回應這樣一個問題，用齊澤克的獨特表述來說就是，‘9. 12比9. 11更重要’……顧準所提出的問題，同樣是今天政治哲學所面對的問題。”

前同事張曙光回憶顧準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曙光和顧準是同事。在顧準百年誕辰的前一天，張曙光接受了澎湃新聞的專訪，分享了他和顧準的交往及顧準的學術貢獻。

在他看來，顧準的問題意識極強，學術研究和他的人生經歷密切相關。他不同意社會學家李慎之將顧準單單看做一個思想家，也不同意學者林賢治把顧準分為官方話語中的顧準與思想家顧準。張曙光認為，有兩個顧準，一個是思想家顧準，一個是常人顧準。“他最后為了要見親人，含淚在平反書上簽字?！?/p>

張曙光第一次和顧準接觸是在1964年，當時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在搞四清活動，工作組將顧準外甥宋德楠組織的馬克思學習小組認定為是“反革命小組“。工作組認為背后有顧準支持，就把顧準隔離起來。張曙光等六個所里的年輕人被吩咐監視顧準，記錄顧準的日常談話?！斑B他的夢話都要記錄。”張曙光告訴澎湃新聞，其實他們并沒有發現什么。最后問顧準交代不交代，顧準說不交代。

1970年左右，張曙光被下放到“五七干?！?，在飼養班養豬，顧準也被下放到該地。當時他們是上下鋪，進一步熟悉起來。

1972年張曙光和顧準都回到了北京，張曙光住在中國社科院經濟所8號樓的食堂。因為住的地方沒暖氣，允許他生爐子。住在8號樓房間的顧準經常到張曙光那兒做飯。時值尼克松訪華，張曙光開始學英語并搞了一些翻譯。他翻譯庫茲涅茨（編注：美國經濟學家，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獲得者）獲諾貝爾獎的演講稿。翻譯好后，讓顧準幫忙修改。張曙光還記得顧準幫他修改的一句話：“城市化過程中農民要從農村拔掉老根?！睍r隔多年，張曙光仍然對這個譯法贊賞不已。

“顧準的生活和那個年代的人是不一樣的，他經常穿背帶褲。他研究的東西，如希臘史也是我們很少接觸的，他年輕時在上海生活，對市場非常敏感，當時我們都沒這樣的意識?！睆埵锕庹J為，顧準的生活方式及思想，在當時是比較西化和開放的。他回憶，當時他經常帶大女兒到顧準家串門，一去女兒就說“顧伯伯我要喝黑水（咖啡）”。

1974年顧準患肺癌住在協和醫院，張曙光去探望，“我告訴顧準要好好養病。他告訴我，他已經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大概也治不好了?！?/p>

張曙光從2009年開始花了五年時間做經濟所所史，寫了一本書，涉及到15位經濟學家，顧準排在第一位，因為他是“那個年代思想突破最大”的那個人。

【對話張曙光】

澎湃新聞：你的書中為什么把顧準排在第一？

張曙光：單從經濟學來說，當然應該是孫冶方排在第一，但那個年代思想突破最大的是顧準。

澎湃新聞：目前市面上對顧準的介紹，主要集中在他傳奇的人生及他承受的苦難上，一定程度上還有將他的苦難悲情化、美學化的傾向，很少有人能在思想上介紹顧準，顧準誕辰百年，你認為該如何介紹顧準？

張曙光：一方面就講顧準探索的過程。一個“反革命”在妻離子散、一直戴著“右派”帽子的情況下還在關注有關人類命運的問題。他的這種精神，說實在的是相當可貴的。你要知道他不光思想上、生活上沒有自由，學術上可參考的材料也有限，在這樣的情況下真正能夠把問題弄清楚很不容易。如果給顧準的時間更長一點，顧準的貢獻會更大。

澎湃新聞：他關注的是什么問題？

張曙光：他關注的問題是“娜拉出走以后”，這個問題來自于易卜生的話劇，在中國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魯迅，主要針對的是婦女解放的問題。

顧準關注的問題是革命勝利以后該怎么辦，是針對一個群體發問的。比如蘇聯很多老革命，革命成功以后自己成了反革命。顧準也遇到同樣的問題。在當時的中國和世界上，沒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偉大的事情。連王元化在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作序時，都說他自己沒有想到這個問題，經顧準這么一提，他過去的一些說法需要修改。

澎湃新聞：經濟學家吳敬璉說顧準是“中國市場經濟第一人”，你怎么認為？

張曙光：這是有道理的。顧準在1958年發表的文章中就講到價值規律既調節消費品的生產也調節生產品的生產。他的思想是很清楚的。

澎湃新聞：他一直處在時代思想的前沿嗎，有沒有局限性？

張曙光：當然，由于時代所限他也有局限性。他指出方向，《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講了一些民主的代議制度，但問題在于他指出了方向但沒有解決，不光沒有解決，在他的認識框架里也沒法解決。顧準思想家的地位是肯定的，但是思想家不是完人。

澎湃新聞：他的經歷很豐富，他的思想更為重要，但這個很有難度，所以對他思想方面的評價較少。

張曙光：他的理論之所以能夠突破，是因為他能夠將實踐和理論相結合。比如他的饑荒理論，雖然他沒有寫出來，但在顧準的《商城日記》里，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要素都有了，他就是沒有給這樣一個名字而已，這比提出該理論的學者阿馬蒂亞·森早了二十年。顧準之所以能達到這樣的水平不是學出來的，是悟出來的，不是讀書讀出來的，而是和他的經歷、感受關系很大。

如果他沒有被打成“反革命”，他不會反思這些問題。所以人們對某些問題有真正的認識，是你有自己的經歷和感受然后再看書，才會有升華。這樣的所得才是真正有價值的。

他對市場的理解，和他在上海的經歷有關。顧準早年在上海著名會計學家潘序倫的學校任職，當時留美回來的潘序倫完全按照業績來管理，所以顧準16歲可以登臺講課。不要神話顧準，就是這個意思。

澎湃新聞：如何做到不神化顧準？

張曙光：關于顧準的評價上就有這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甚至批評過李慎之。李慎之認為只有一個顧準，那就是作為思想家的顧準。林賢治說有兩個顧準，一個是思想家顧準，另一個是主流話語體系中的顧準，但問題在于這能不能反映顧準的實質。

我也認為有兩個顧準，一個是思想家顧準，一個是常人顧準。顧準也有常人的一面，他最后為了要見親人，含淚在平反書上簽字。

這個問題就反映出來顧準作為常人的一面，常人都有七情六欲，有七情六欲就會做出違心的選擇。這樣理解以后你就可以真正理解他了。

澎湃新聞：100年后，大家對顧準的認識是怎樣的情況，有沒有所謂的蓋棺論定？

張曙光：現在學界對顧準的認識也不一致，一部分認為過去的很多問題需要重新看，前三十年走了彎路，有些人前三十年走的路是對的，秉持這兩種觀點的人對顧準的認識就是不一樣的。但學界絕大部分人對顧準的貢獻是有共識的。

澎湃新聞：如何學習顧準？

張曙光：我倒覺得學顧準，一方面學他的精神，另一方面是學他的治學。他是一步一個腳印從實踐到理論做研究的。

澎湃新聞：如果簡單概括，他在思想方面有哪些創建？

張曙光：一當然是市場經濟，二是饑荒理論，三是他的政治學和政治哲學理論，政治理論就是講民主憲政這一套東西，《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全是講這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