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爾濟吉特·琦善（1786-1854）接替林則徐（1785-1850）任兩廣總督，率師與英軍作戰，戰敗，簽訂《穿鼻草約》，擅自割讓香港，不僅當時惹來一片罵聲，輕則“媚外”，重則“賣國”，亦因此被革職拿問，差點掉了腦袋，且禍延身后，迄今在中國歷史教科書里沒有好名聲。

        然而早在民國二十年，蔣廷黻先生撰《琦善與鴉片戰爭》，已用確鑿的證據和縝密的邏輯為他辯污，說他是“中國近九十年大變局中的第一任外交總長”，“審察中外強弱的形勢和權衡利害的輕重，遠在時人之上”。所謂“時人”，尤其包括正面典型林則徐。

        則徐所以有長盛不衰的聲名，據蔣先生的分析，無非運氣二字。倘在虎門銷煙之后，朝廷不撤則徐，仍然讓他在南疆獨當英國人，則“林不去，則必戰，戰則必敗，敗則他的聲名或將與（葉）名琛相等”。按，葉名琛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的兩廣總督，以“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著名，終被英國人綁去印度，死于加爾各答，為天下后世笑。以此，蔣先生說：“林文忠（則徐）的被罷是他的終身大幸事?！?/p>

        可又話鋒一轉，說這卻是“中國國運的大不幸”；因為則徐不僅在后世，即在當時，也已成為能抗外侮的象征人物，寄托了精英階層對“雖遠必誅”的想象，“他們說中國所以敗全由宣宗罷免林則徐而用琦善，他們以為林是百戰百勝的主帥，英人畏之，故必去林而后始得逞其志”。然而事實是則徐不在現場，琦善在現場，在廣東邊防被英軍輕松摧毀的現場，在炮口之下簽訂條約的現場。于是，中朝士大夫不調查，不研究，脫口而出曰：琦善這個狗漢奸，受英國人的賄賂，離間皇帝與林大人的關系，趕走忠臣，悍然賣國。謠言甚至傳到消息閉塞的內地，譬如當時還是民辦教師的左宗棠，并無“天線”，亦無確信，卻也道聽途說，在給師友的書信中明確指控琦善受了“島夷”的巨額賄賂。

        今天我們都知道，當年不管是林則徐還是琦善，再怎么不怕死不要錢，也絕對打不過英國人——或許“都”字用得不對，且置之。但蔣先生所謂“國運的大不幸”，思路又更上一層，他認為，“林敗，則中國會速和，速和，則損失可減少，是中國的維新或可提早二十年。”蔣先生未來學而優則仕，成為著名的外交家，于此而言“或可提早二十年”，他的判斷自有他的道理，究竟是非如何，猶可商榷。只是，若如尊論，則不論在已經發生的歷史，還是在可能發生的想象，琦善都討不了好，不做茍且偷生的漢奸，則是身死為天下笑的狗官。

        隨人笑罵沒意思，不如看琦善如何走到這般田地。他十九歲入仕，授刑部員外郎，二十五歲擢通政使司副使，三十歲任河南巡撫，三十六歲升兩江總督（從一品）。據說有人來不及改口，見了升任總督的他仍稱“小琦”。雖然失禮，但無論當時后世，都算官場佳話。五十歲，文淵閣大學士（正一品），直隸總督，已是民間所謂宰相，這就是他去廣東處理“夷務”時的正式身份（也是欽差大臣，兼署兩廣總督與粵海關監督）。

        琦善出身不一般，毋庸諱言。他生于世襲罔替一等侯爵之家，故能不經考試徑以蔭生授刑部員外郎，遠比辛苦參加科舉的讀書人輕松。不過，琦善未來能在史書占據一席之地，不論褒貶，原因在于他既有先天的地位，可也從不放松后天的努力。

        琦善承蔭去了刑部，可想而知，同事中既有羨慕他的，也會有從心里瞧不起他的。心里的鄙視，不必寫在臉上、出諸口中，但會體現在做事上，于是，如何應付各種刁難，成了琦善初入職場的最大難題。

        清末部胥間流傳一句話，云：“凡屬事者如客，部署如車，我輩如御，堂司官如騾，鞭之左右而已。”殆謂胥吏雖屬臨時工，往往父子兄弟相繼，盤踞部省，熟悉例案，而尚書侍郎以下，正途出身，固然體面，絕大多數僅有一肚子八股文法，實不勝任刀筆之職。因此，若將各部比作大車，則胥吏是趕車的人，尚侍等“堂司官”，反而只是挨鞭子的騾馬。

        于是，各部首長對本部胥吏都由衷尊重，小琦要告他們的狀，那是不懂事。小琦懂事，小琦不哭，小琦愛學習。他花三百兩銀子，請來一位刑部退休的老同志，咬緊牙關，苦學三年，學到“例案精熟”為止。有品官的地位，則未來有發展的空間，再有胥吏的本事，如虎添翼，則前途不可限量矣。為什么琦善在三十六歲成為兩江總督？這就是答案。

        1841年，當英軍兵艦到了天津，琦善臨危受命，去廣州處理“夷務”，在確信打不過對方的情況下，與英方簽訂《穿鼻草約》。他所以被稱為“漢奸”，即因這次簽約。然而，照當時的情勢，不簽約，又能如何？不過二十年，有所謂“第二次鴉片戰爭”，清廷不愿完全履行條約，結果是廣州被占領，圓明園被燒毀。或曰，歷史不能假設，二十年前后的事情不能用來互證。那好，且看事實：一年后，清廷雖不承認《穿鼻草約》，卻須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才能停戰。再看看《南京條約》與《穿鼻草約》條款的比較。前者同意完全割讓香港，開五口通商，后者規定割讓香港，然由中國保留在香港收取關稅的權利；前者賠款二千一百萬，后者只須補償煙款六百萬。于是，說到喪權辱國，兩者皆然。說到外交利益的得失，則琦善謀國，猶有多者。以此，蔣廷黻才說：“倘與《南京條約》相較，就能斷定《穿鼻草約》是琦善外交的大勝利。”

琦善與英國人談判

        下此判斷，實在不難。然而在當時，在晚清，以至其后的民國與共和國，出于各種原因，大家都不愿為琦善點個贊。僅就當時而言，皇帝事前到底如何授權，事后到底如何卸責，失地賣國的真正罪人到底是誰，就是一樁疑案。雖無確證，從琦善以擅訂和約得罪，革職充軍，不久即赦還，且很快又做回一品大員的事實來分析，可以相信，宣宗并未真把琦善當罪人。

        至于當時的輿論與后世的清議，不利于琦善，更易理解。鴉片戰爭后，琦善任陜甘總督，下屬張集馨在回憶錄里這么說：琦大人“天分絕頂，見事機警”，在刑部辦秋審（死刑復核），有“白面包龍圖”之號。在地方做官，辦案與用人亦非不徇人情，須情理相合方肯同意，總以“不貽害地方”為原則。也不是不受賄，但必須“公事結實可靠”，方肯收錢，而決不做買官賣官的勾當。若然，則琦善在有清一代官場，應能獲得中上評語。但是，張氏又說，琦善“性氣高傲，不欲下人”，對當時的“名公巨卿”基本上都瞧不起，不給面子（林則徐應在其列），以名公巨卿領銜的評論界，對他自然“毀多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