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紀的六位俄國沙皇中，有著“解放者沙皇”之稱的亞歷山大二世算得上是一位思想開明、見識遠大的君主了。但“解放者沙皇”這一名稱本身就是一種矛盾的組合。它暗示了沙皇在廢除農奴制之后很快就面臨的困境：保守派認為他作為一個“解放者”，走得太快太遠以至于會危及羅曼諾夫王朝；社會上的進步輿論認為，農奴制廢除后，農民赤貧依舊，城市貧富差別拉大，這一切罪惡的源頭就在于沙皇的存在。于是，亞歷山大二世面臨的問題就是：“開始改革是危險的，但是停止改革會更加危險。”

        俄國當代史學家愛德華·拉津斯基（1936- ）2005年推出的《亞歷山大二世：最后的偉大沙皇》就生動地描繪了這位改革者的坎坷一生。全書雖為傳記，但實際上分四個部分講述了沙皇的家譜、沙皇的改革與停滯、地下俄羅斯的情況，相當于一部縮略版的十九世紀俄國史。拉津斯基在俄國屬于知名暢銷書作家，其所寫傳記雖然學術性不強，但有不少八卦，讀起來興致斐然。

亞歷山大二世

亞歷山大情史

        一般讀者總是對名人緋聞喜聞樂見。亞歷山大二世婚前婚后的情史，也是該傳記談得較多的部分。1839年5月，還是皇儲的亞歷山大二世訪問英國。那時維多利亞女王年方二十，“長著一雙蔚藍色的眼睛”。她在日記里寫道：“我非常喜歡皇太子，他落落大方，易于相處。……他如此坦誠，如此年輕和可愛，面色和藹開朗，笑容甜蜜，身材魁梧，外表充滿陽剛之氣。”他們一起看戲，跳舞，閑聊，亞歷山大還把自己的小狗卡茲比克送給了女王。只是尼古拉一世不愿辛苦培養起來的繼承人成為英國女王的丈夫，所以才棒打鴛鴦，一道命令將其召回俄國。歷史無法假設。假如亞歷山大取代了阿爾伯特親王做了女王的丈夫，英國是否還會出現維多利亞盛世？俄國還會不會出現農奴制及司法制度等改革？但從中可確定的是：亞歷山大二世的性格比較軟弱，容易受到外界的影響。要知道，他見到女王之前已把黑森-達姆施塔特公國的公主作為未婚妻向父親匯報了。

        1867年5月，亞歷山大二世赴巴黎參加博覽會期間，午夜時分帶著十萬法郎走上巴黎街頭與情人幽會去了。這位情人出身于俄國名門，與沙皇差三十一歲，十三年后的1880年7月6日，皇后去世后的第四十天，沙皇與她秘密結婚。但婚禮遭到了宮廷內外的極力反對，有的宮廷女官甚至以辭職來表示不滿。但這回一向優柔寡斷的沙皇表現得極為堅定，對她及她生的三個孩子寵愛有加。在1880年的9月，還特地贈予妻子三百三十多萬盧布，并囑咐皇太子必須好好照顧她和她的孩子們。

青年時代的亞歷山大二世

改革與反改革

        當然，亞歷山大二世首先是一位政治家，其次才是一位情人。作為沙皇，使亞歷山大二世流芳百世的是他即位后所做的一系列改革及隨之而來的反改革。這也是本傳記重點要講述的地方。

        1855年克里米亞戰爭把一向自詡為“歐洲憲兵”的俄國打得落花流水，徹底暴露出后者外強中干的本質。急于改革的沙皇在1856年3月的貴族聚會上宣稱：“我決定行動了，先生們。如果我們不從上給農奴以自由，他們就會從下奪取自由。”但沙皇猶豫不決的性格使得這件事一直拖延到1861年2月才正式實施。值得一提的是，他推行改革所仰仗的力量還是沙皇的絕對權威，而這恰恰是他父親尼古拉一世確立的。用保守的力量去推動改革，這為今后保守派的反擊留下了伏筆。

        宮廷保守派對改革的反對在歷史上淵源已久。早在彼得大帝時代，就有以皇太子阿列克賽為代表的反改革派。到十九世紀上半期，社會上又有斯拉夫派為維護俄國文化特色、反對改革而呼吁。亞歷山大二世提出廢除農奴制，推動司法制度改革，從根本上觸動了農奴主的利益。很多尼古拉一世時代的貴族元老已習慣于“正教、專制和民族性”這三位一體的意識形態。在他們眼里，亞歷山大二世的行為最終會導致俄國走上西方的道路，終結獨裁統治。

        反改革派最突出的代表就是皇太子的導師К. П. 波別多諾斯采夫（他也擔任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導師），在他的熏陶下，以后的亞歷山大三世即位后采取的政策與其父背道而馳。整個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俄國似乎被冷凍住了，一切革命、改良都無從談起。沙皇的侍從將軍奧列格·里希特說：“我看到的這個國家就像一個巨大的發酵罐，大家都手持錘子圍著它。一旦它出現哪怕是一小條裂縫，他們就趕緊把它釘牢。但是終有一天里面的氣體要爆炸，威力是如此之大，以致根本無法再將它釘住，我們都會窒息而死。”多年以后，魯迅先生提出了“鐵屋子”的比喻，并且說“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發”。壓迫與反抗，古往今來，概莫能外。

芬蘭赫爾辛基的亞歷山大二世銅像       

俄國革命者的故事

        在亞歷山大二世的時代，革命者往往是一種反改革的力量，他們與宮廷保守派一起以不同的方式阻止沙皇的自由主義改革。只不過隨著二十世紀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勝利，俄國革命者在官方史學中越來越成為一種反抗的象征。這本傳記也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講述了俄國革命者的故事，只不過與我們平時所了解的革命事跡大相徑庭，頗有消解神話的意味。

        比如，1869年初，革命女杰査蘇利奇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上說他在瓦西里島上散步時撿到一馬車上扔出的紙條，要求撿到者送交査氏。紙條是涅恰耶夫扔的，通知同伴他已被關押于彼得保羅要塞，請設法營救。聽起來很刺激、很傳奇，可惜這都是涅恰耶夫編的，為了打造受難者的形象。時隔不久，他就帶著革命者光環到瑞士拜見革命前輩巴枯寧了。他對巴枯寧吹噓說已在俄國建立革命委員會，成員無數，就等著國外的支持和命令了。涅恰耶夫還提供了三百個成員的名單請巴枯寧郵寄禁書以核實其真偽。結果這三百名普普通通的大學生大多因收到禁書被警察逮捕，從而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涅恰耶夫說只有通過這種方式他們才會被逼著成為革命者，而不至于淪落成庸俗的市民階層。吹牛一輩子的巴枯寧沒見過比他更能吹的人，不幸中計，很長一段時間內頗受打擊。這種做法在“伊凡諾夫事件”中達到了頂峰，后來還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寫到小說《群魔》中去了。

        1879年4月2日早8點后，亞歷山大二世出門散步，遇到一個青年。沙皇不由扭頭多看了他一眼，結果看到對準他的槍口，六十歲的沙皇嚇得走之字形狂奔起來。對方共開了五槍，僅最后一槍打中腿部。5月28日，刺客亞·索洛維約夫被處以絞刑。次日，革命黨的宣戰傳單在首都流傳，官方則采取更為嚴苛的手段予以反制。時隔不久，民意黨人再度發起刺殺行動，有一次甚至將沙皇隨行列車炸飛了，車上還載著從雅爾塔帶回來的水果。結果，有一陣子從莫斯科到圣彼得堡長達六百多公里的鐵路兩邊站滿了警戒士兵。但民意黨人派木匠哈爾圖林混入冬宮，偷偷在地下室里積攢了數百磅炸藥，趁沙皇家庭聚會之際炸毀冬宮餐廳，五十多名衛兵被炸死。先是不能散步了，然后不敢坐火車了，接著連皇宮也不安全了。亞歷山大二世哀嘆：他們為何像野獸一樣對我窮追不舍？

        民意黨人要什么？他們的宣言里說：“我們再次向亞歷山大二世宣布，我們將繼續戰斗，直到他把權力歸還給人民，并將社會改造的權力交給一個全國制憲會議。”沙皇對此的反應是設立最高行政委員會，任命亞美尼亞裔的洛里斯-梅利柯夫伯爵擔任主席。他呼吁社會與政府團結起來與恐怖分子作斗爭，甚至親自與幾家主要報刊的編輯面談，請他們不要給民眾火上澆油。對于大學生，洛里斯-梅利柯夫也采取懷柔政策，允許集會、辦俱樂部和閱覽室等等。一時之間，俄國安靜下來了，沙皇也開始著手推動國務委員會的立法工作。這時候感到緊張的是民意黨人。包括熱利亞波夫在內的核心人物紛紛被捕，民眾對他們越來越不感興趣。以索菲亞·佩羅夫斯卡婭為首的幾個民意黨人在1881年3月1日做了最后一搏，終于干掉了亞歷山大二世，使得整個俄國政治形勢發生了大逆轉，官方和社會陷入徹底的對立之中。

        沙皇之死，第三廳難辭其咎。第三廳在十九世紀俄國歷史上是一個可怕的名詞，有點像后來蘇聯的盧比揚卡或上海的76號特工總部。從尼古拉一世在1826年建立到亞歷山大二世1880年撤銷，第三廳的歷任長官多數聲名不佳：А. Х. 本肯多夫，П. А. 舒瓦洛夫等，都以反動、兇殘著稱（這里面也不排除受迫害文人的夸張渲染）。不過拉津斯基告訴我們，第三廳其實沒那么可怕。它的第六任長官 Н. В. 梅岑索夫被人在家門口刺死，身邊只有一位陪同的老朋友拿著雨傘跟刺客搏斗；繼任者А. Р. 德林泰恩在朋友家看到革命派雜志說寫得很好，唯印刷略差，次日就有革命黨信件置于他辦公桌，說感謝夸獎，一定改進印刷。未幾，德林泰恩也遭到刺殺。

        出人意料的是，刺殺者并非革命黨，而是聽說自己的未婚妻崇拜暗殺梅岑索夫的舉動，因此醋意大發，決定以刺殺新的第三廳長官來奪回美人芳心。對年輕人而言，革命與愛情，本來就是密不可分。難怪二十世紀初的安德列·別雷在他那本著名的《彼得堡》里，談到象征革命的“紅色斗篷”在圣彼得堡上流社會流傳，弄得人心惶惶，究其實不過是主人公情場失意后的任性之作，與革命沒太大關系。

[俄]愛德華·拉津斯基著，周鏡譯 ，《亞歷山大二世：最后的偉大沙皇》，新世紀出版社，2014年10月第一版   

歷史作家拉津斯基

        拉津斯基是當前俄羅斯史學界的知名作家，出身書香門第，1958年就開始發表作品。1964年因創作了劇本《關于愛情的104頁》而一下成名，此后一直在戲劇影視方面發展。蘇聯解體后，拉津斯基轉變創作方向，開始以俄國歷史人物或事件為對象，創作了包括斯大林、尼古拉二世、亞歷山大二世等人在內的名人傳記作品，并被譯成多種文字出版，影響很大。從整體來看，他的作品多半屬于一般的歷史普及讀物，簡單易懂，其中不乏令人思考的亮點，但有些地方也談不上嚴肅。

        比如在這本《亞歷山大二世》中，作者在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鵝之作《卡拉馬佐夫兄弟》時，便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構想是要讓小說中的阿廖沙去成為一個革命者，甚至弒君者。“這是生活的事實，陀思妥耶夫斯基無法回避：阿廖沙·卡拉馬佐夫分子——當時最優秀的青年——正在轉變成恐怖分子和弒君者。那是亞歷山大二世統治時期最后十年的悲劇性結局。”但從陀學研究的角度來看，阿廖沙成為革命分子只是一個階段，陀思妥耶夫斯基實際上打算塑造的是一個真理追尋者的形象。阿廖沙或許會成為革命者，但其用意肯定不是如拉津斯基在這里所說的那么簡單化。

        拉津斯基在文末提了一個有趣的問題，竊以為這也是這本傳記最值得思考的地方。在暗殺和鎮壓之間，“或許會有一條出路”？這個出路在于寬恕。第一個刺殺沙皇的卡拉科佐夫在獄中不斷給沙皇寫信，不停祈禱，請求沙皇的寬恕，“像男人與男人之間，基督徒與基督徒之間那樣”，但是他死了。當有人暗殺洛里斯-梅利柯夫未遂時，作家迦爾洵曾請求伯爵寬恕刺客，結果刺客被處死，迦爾洵后來也發瘋了。大哲學家索洛維約夫曾上書亞歷山大三世，請他寬恕那些弒君者，新沙皇的回應是：“神經病。”在那些被處死的弒君者中，年僅十九歲的雷薩科夫在獄中懺悔，說要“盡一切可能來阻止恐怖主義”，但他已經沒有機會了。

        再八卦一句，年近八旬的拉津斯基因2013年在一起事故中撞死了一位二十四歲的姑娘，最近被法院宣判賠償兩百萬盧布。所以，我估計老先生還得再寫點傳記出來掙點稿費，否則怎么對得住比他小二十四歲的第三任妻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