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波夫的《大元帥斯大林》最近再版了。對于這樣一本由一位作家憑想象撰寫的著作在我國引起如此關注，是頗有中國特色的。中國上年紀的讀者對十月革命的歷史還沒有淡忘，都知道俄國十月革命是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實現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

        曾任蘇聯作家協會第一書記的卡爾波夫對此并不認同，他以作家的豐富想象力，為俄國革命編寫了這樣一個劇本：

        一個叫做托洛茨基的人，娶了一個富翁的女兒，獲得一大筆資產，這成了他以后的活動的資本。托洛茨基的財務贊助人是某猶太復國主義者，“他們”在得知俄國即將爆發革命的消息后，立即命令托洛茨基回國，同時命令他們的猶太復國主義的“第五縱隊”支持和服從他。于是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中得以擔任“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按：應是“彼得堡”。指出這一點并不是吹毛求疵，而是作為歷史著作應當具備的嚴謹）。1905年革命失敗后，“他們”（猶太復國主義者）又組織托洛茨基在歐洲旅行講演，以提高他的威望。“他們”為未來的革命培養自己的領袖并慷慨地資助托洛茨基的司令部和活動。1916年托洛茨基被法國驅逐，老板們把他們的寵兒介紹給美國的同行，托洛茨基開始在美國出版《新世界報》，當然用的是他同族的銀行家的錢。另一個反對列寧的人布哈林也開始同托洛茨基合作。（按：《新世界報》是俄羅斯人布哈林在美國創辦的，猶太人托洛茨基是在這以后抵達美國的，所以創辦這份報用的不是托洛茨基的錢，與所謂猶太復國主義無關）。俄國二月革命后，“他們”立即命令托洛茨基“迅速返回俄國，掌握革命領導權，以便實現猶太復國主義的意圖”。途中托洛茨基在加拿大被捕，臨時政府總理克倫斯基親自出面請求，托洛茨基才得以獲釋。作者認為，“這有力地表明，克倫斯基和托洛茨基的主子是同一些人。”（ 按：這就是說，克倫斯基也是猶太復國主義者！不過到底是哪些猶太復國主義者資助并領導了托洛茨基，卡爾波夫始終沒有指名道姓地說清楚。我們只能說，這是作家的想象或者虛構！）

布爾什維克黨成了猶太黨？

        為了替自己的猶太復國主義論提供論證，卡爾波夫連列寧也搭上了，他把列寧取道德國回國同托洛茨基取道美國回國相提并論，書中竟然出現這樣的說法：

        “有人指責列寧勾結德國軍方，說他和他的同志返回俄國是為了從后方瓦解沙皇的國家和軍隊，從而保證德國人取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

        “同樣可以這樣有把握地指責托洛茨基，說他是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的代理人，因為1917年他從美國歸國，而在美國時他與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交往，從他們那里獲得了必要的指示和資金。托洛茨基與列寧以及后來與斯大林爭奪權力的斗爭進行得很順利，包括貫徹了猶太復國主義的意圖。”（按：二月革命之后是有人指控列寧，但是還沒有見到有人提出托洛茨基拿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錢回國進行猶太復國主義活動的指控！托洛茨基受到指控被關進監獄也不是因為拿了外國人的錢。說托洛茨基從“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那里“獲得了必要的指示和資金”，“歷史學家”卡爾波夫應當說出他的根據來！）

        “托洛茨基在彼得堡（按：這時候應叫“彼得格勒”。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因為同德國打仗，所以把帶有德國味的“彼得堡”改名為純俄語的“彼得格勒”）組建了自己的黨，“但不久他（托洛茨基）確信布爾什維克控制了革命形勢，便忘掉了多年同列寧的分歧，申請加入俄共（布）。”（按：所謂托洛茨基組建的“黨”是一個叫做“區聯派”的小派別，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已經存在，也就是說在托洛茨基回彼得格勒之前已經存在，托洛茨基加入了這個派，而不是組建了這個派。托洛茨基的區聯派不是“申請加入”，而是同布爾什維克黨“合并”的，當時不叫“俄共[布]”，而叫做“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合并是在1917年7-8月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實現的，當時布爾什維克黨遠遠沒有能夠控制局勢，列寧和季諾維也夫為逃避臨時政府的搜捕而轉入地下，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等人被捕入獄。托洛茨基之所以能夠進入中央委員會，是因為他是區聯派的領袖，且在1905年革命中曾短期任彼得堡蘇維埃主席，在彼得格勒頗有聲望，最重要的是那時他的基本主張與列寧是一致的。這同什么“血統相同的人”即猶太人的支持不相干，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曾經有一個猶太人組織，叫“崩得”，托洛茨基與之無關，布爾什維克黨不是猶太黨！）

布列斯特和約問題

       同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問題在布爾什維克黨內引發嚴重的分歧。卡爾波夫是這樣敘述的：以托洛茨基為首的蘇維埃代表團來到布列斯特，他得到中央委員會和列寧關于無論如何都要簽訂和約的指示（按：托洛茨基率團和談的時候，中央委員會沒有明確的指示，并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央的多數是反對媾和的，如果有指示的話，也是反對媾和的。托洛茨基出發之前列寧的意見是盡量拖延談判，利用談判進行革命宣傳，到萬不得已的時候再簽訂和約。托洛茨基在談判初期的做法得到列寧的肯定。分歧發生在德國人發動進攻之后，托洛茨基仍然堅持“不戰不和”的立場）。

卡爾波夫說，最后“列寧帶領代表團到達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被迫簽訂了屈辱性的布列斯特和約”（按：大作家在這里是信口開河了，列寧沒有去布列斯特，更沒有“帶領代表團”去簽訂和約！）。

        布列斯特和約簽訂后，“托洛茨基還是被解除了外交人民委員的職務。他公開承認錯誤，并保證與列寧無保留地合作”（按：這是斯大林時期的思維，一個人既然“犯了錯誤”，自然應當被撤職，還要公開悔過，保證永不再犯。但列寧時期的邏輯不是這樣的。托洛茨基不是被撤職，而是主動辭職的，列寧還多次表示挽留。人們也沒有看到他“承認錯誤”的聲明。恰恰在這以后，托洛茨基擔任了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和陸軍人民委員。但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這是在“統一血統的弟兄們的支持”下得到的。如果像卡爾波夫所說的，“他對戰略戰術問題一竅不通”，那就很難理解，列寧和俄共中央怎么會把事關蘇維埃政權生死存亡的軍事重擔交給這樣一個“草包”，而蘇俄紅軍怎么能夠在這樣一個“草包”的領導下取得國內戰爭和抗擊外國武裝干涉的勝利。事實是剛剛組建的紅軍絕大多數是農民，沒有受過軍事訓練。不知道怎么打仗，在戰場上不堪一擊，為改變這種狀態，托洛茨基提出使用沙俄的軍事專家的主張，為防備這些專家倒戈，托洛茨基又提出在紅軍中設立政治委員制度，監督那些軍事專家。在那些轉向蘇維埃的舊軍事專家的指揮下，紅軍學會了作戰。托洛茨基這一做法，保證了國內戰爭中的勝利。而反對使用軍事專家的恰恰是斯大林這位后來的大元帥！關于托洛茨基的軍事才能，高爾基曾經記錄了列寧的一段評價：“你說，還有誰能夠在一年內組建一支幾乎是模范的軍隊，并且贏得軍事專家的尊敬。我們有這樣的人。我們什么都有。所以會出現奇跡。”）。

托洛茨基的猶太復國主義

        “1935-1938年的法庭審判揭露并證實卡普蘭行刺列寧和殺害沙皇全家都是根據托洛茨基的指示進行的。”（按：事實是，這兩件公案迄今為止仍然是懸案，俄國史學界仍有不同的看法。而1930年代的那三次大審訊完全是捏造的冤假錯案，則幾乎是一致的看法。）卡爾波夫還把矛頭對準也是猶太人的斯維爾德洛夫，認為他受了托洛茨基的猶太復國主義的毒害。書中寫道，“要是托洛茨基的猶太復國主義思想沒有毒害斯維爾德洛夫的話，那么斯維爾德洛夫留給人們的印象就會是一個忠誠的革命者和杰出的組織家。”1918年9月2日，為報復對列寧的行刺，斯維爾德洛夫領導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布實行大規模的紅色恐怖。“俄國的軍官、神父、官員、作家紛紛被殺害。只能把執行猶太復國主義關于從俄國土地上清洗俄羅斯人，肉體上消滅、處決哥薩克人的行為稱作種族滅絕。”（按：對紅色恐怖到底如何評價，可以暫且不論，但是把紅色恐怖同猶太復國主義聯系在一起，倒是卡爾波夫的一大發明。）

        “總之，托洛茨基在其一生的各個階段（革命前和參加布爾什維克黨之后）都是反對派分子，都為奪取黨和國家的權力，確切些說是為奪取俄羅斯而斗爭。托洛茨基的整個活動清楚地顯示了他直接聽命于豢養他的猶太復國主義的財政上和政治上的主人。而且連托洛茨基關于世界革命的理論（由其猶太骨干實施）也是和猶太復國主義控制俄羅斯的意圖直接連接在一起的。在這方面二者之間可以畫上一個大大的等號。”（按：這樣，在卡爾波夫筆下，十月革命后布爾什維克黨所主張的世界革命理論也成了由“猶太骨干”實施的猶太復國主義的理論！）

        卡爾波夫引丘吉爾1919年11月5日在下議院的講話為證：“沒有必要夸大猶太國際主義無神論者在締造布爾什維克主義和真正參加俄國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不僅如此，主要的鼓舞力量和動力來自猶太族的領袖們。在蘇維埃機關中猶太人多得出奇。在肅反委員會實施的恐怖體制中猶太人（某些情況下還有女猶太人）起了主要作用……”（按：資產階級人士愛怎么說就可以怎么說，但是難道可以把俄國革命和蘇維埃政權的主要鼓舞者歸之于“猶太族的領袖們”？）

        書中所透露出的反猶情緒太多了，卡爾波夫不得不聲明：“有必要指出，我從來不是反猶太主義者”，“我嚴格區分反猶太主義者和猶太復國主義者。”（按：他當然知道，反猶太主義是種族歧視，是不能明目張膽地說出來的。但是如果把反猶太主義改稱反猶太復國主義，那就一切都名正言順了：“反猶太主義是猶太復國主義者錯誤理論和實踐造成的后果。”）

用猶太復國主義解釋蘇俄黨內斗爭

        關于1920年代的黨內斗爭，卡爾波夫同樣用猶太復國主義來解釋。“猶太復國主義向包括共產黨即布爾什維克黨在內的各政黨和政治運動派去了密使，當時的共產主義的革命事業和改造中都加入了可以明顯覺察到的猶太復國主義的腔調，托洛茨基分子和斯大林分子爭奪權力的斗爭就帶有這種性質。”（按：誰是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密使”，卡爾波夫同樣指不出名字來！）

        “由于列寧患病，托洛茨基主宰政治局。”（按：完全不符合事實。列寧臥病期間和去世之后相當一段時間里主宰政治局的是為反對托洛茨基而聯合起來的“三駕馬車”——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事實上，托洛茨基始終沒有能夠“主宰”政治局。）

        “根據列寧時代確立的傳統，政治局會議都是由人民委員會主席加米涅夫主持。”（按：錯誤。列寧生前政治局確實是由列寧主持的，但顯然不是因為他是人民委員會主席，而是他的不言而喻的在黨內的領袖地位。那時，如果列寧缺席，則由加米涅夫代為主持政治局會議，加米涅夫從來沒有擔任過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逝世后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的是李可夫，但沒有資料說明由他來主持政治局會議，在一段時間內仍然由加米涅夫主持。可見并不存在這種傳統。）

        1924年1月列寧逝世。卡爾波夫寫道：由于托洛茨基沒有回來參加葬禮，“斯大林就成了與黨的領袖告別儀式上的第一人。雖然在此之前托洛茨基比斯大林更有聲望”。“1月26日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的追悼大會上斯大林代表布爾什維克黨發表了史稱‘宣誓’的著名講話，這個講話成了獨特的黨的綱領性文獻和斯大林畢生的個人誓言。”（按：托洛茨基沒有趕回來參加葬禮，當然是一個極大的失策，他沒有看到，“王位空缺”的時刻是權力斗爭的關鍵時刻。卡爾波夫關于斯大林“宣誓”的評價是后來炒作的結果，我國年長一些的人也許還記得蘇聯影片《宣誓》，正是這部影片給斯大林畫上列寧接班人的光環。查1924年1月27日的《真理報》，上面刊發了關于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追悼會的消息，依次報道了大會各人講話的摘要：加里寧（主席）、克魯普斯卡婭、季諾維也夫、斯大林、布哈林、蔡特金，最后是加米涅夫的講話全文。斯大林的講話只用幾句話一帶而過，沒有任何特殊之處。直到1月30日，才把包括斯大林在內的各人講話全文公布。可以看出，這時候斯大林還不是“告別儀式上的第一人”。斯大林的誓言共六條，這里不準備全面評論這些誓言得到信守的程度，至少最后一條所說的“我們一定奮不顧身地來鞏固并擴大全世界勞動者的聯盟——共產國際”，斯大林并沒有做到，他親手解散了共產國際！）

        列寧是國際主義者，當時參加俄國革命和蘇維埃政權建設的不僅有俄羅斯人，還有外國人，其中有人還擔任重要職務。例如，捷爾任斯基是波蘭人，擔任了要害部門全俄肅反委員會主席，后來又擔任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列寧周圍的領導人中有不少猶太人——斯維爾德洛夫、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都是猶太人，這些人都是當時最高層次的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并且地位都在斯大林之上。列寧同他們合作共事得很好。

托洛茨基的“猶太敏感癥”

        托洛茨基在革命中是非常注意自己的猶太出身的，擔心自己的出身被敵人用來損害革命事業，在承擔要職時主動提醒列寧注意這一點，以免授人以柄，此事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曾多次談及。

        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曾經要托洛茨基領導內務部門。托洛茨基提出異議，他寫道：“在列舉的許多理由中，我提到了民族因素：如果讓敵人抓住我是猶太人這一點作為補充武器，這是否值得？列寧幾乎生氣了：‘我們正在進行一場偉大的國際革命，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有什么意義？’于是我們就這個問題展開了半開玩笑的爭吵。‘革命倒是偉大的，’但我回答說，‘但傻瓜還是不少。’‘但是我們總不能向傻瓜看齊吧。’‘我們倒不是向他們看齊，但有時候難免要向愚蠢做一點讓步，我們何必一開始就給自己增添不必要的麻煩呢？’”托洛茨基是很有政治頭腦的，他接著說：“如果說在1917年及以后，我有時提及自己的猶太人出身作為拒絕某些任命的理由，那純粹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298-299頁）

        托洛茨基在另一個地方又回到這個話題上來。他寫道：“革命勝利的第二天，我以種族因素等為理由，拒絕擔任內務人民委員。在軍事方面，這個問題似乎比民事管理問題引起更多的糾葛。結果證明列寧是正確的。在革命高漲的年代，這個問題是無足輕重的。誠然，白軍企圖在紅軍里利用反猶主義進行鼓動，但一無所成。在白衛報刊上可以找到不少有關這方面的證據。”托洛茨基指出：“只有在開始對我施加政治迫害后，我的猶太籍問題才起作用。反猶主義是和反托洛茨基主義同時展開的。兩者的根源是相同的，都是小資產階級對十月的反動。”（同上書，315-316頁）

斯大林有沒有反猶情緒？

        不過，反猶主義活動始終是悄悄進行的，只是沒有明目張膽地打出這面旗幟。

        斯大林本人有沒有反猶情緒？卡爾波夫竭力為他申辯。他的一個論據就是“斯大林的許多戰友娶了猶太人為妻，他要是反猶主義者的話，憑他的權勢，完全可以禁止他們這樣做”（按：斯大林倒是沒有禁止他們結婚，他們結婚的時候斯大林也還未必擁有“禁止”的權力。不過后來卻有權拆散他們——例如，莫洛托夫的妻子熱姆丘任娜[猶太人]、加里寧的妻子洛爾別格[猶太人]都被斯大林關進監獄，罪名都是莫須有的。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加里寧、曾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莫洛托夫都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猶太人妻子。至于加米涅夫的妻子勃朗施坦[托洛茨基的妹妹]的命運，那就不必說了。不知道這算不算反猶行為？）。

        眾所周知，蘇聯在集體化過程中大搞強迫命令，使用暴力措施。卡爾波夫是怎樣為斯大林開脫的呢？他寫道：“反對派分子除了組織大規模暴動外，還在農民中開展挑起不滿的廣泛運動。”“托洛茨基分子和猶太復國主義者不僅鎮壓富農，而且還鎮壓中農和貧農。”“托洛茨基分子和猶太復國主義者對全國各地的居民實行了種族滅絕。成千上萬的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韃靼人和其他民族的人被投進監獄和勞改營。幾乎每一個農村家庭的人至今提起集體化仍極為氣憤，而這應該由反對派分子負責。”（按：卡爾波夫這里承認了集體化期間曾經實行過“種族滅絕”，引起民眾的氣憤，但認為不應當由總書記斯大林負責，而應當由已經被粉碎、已經不存在的反對派負責。或者退一步——“在實施集體化的過程中取得的成績和犯下的錯誤應當由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分擔。”不過，要知道，在斯大林進行全盤集體化的時候，托洛茨基已經被驅逐出國。集體化的“成績”肯定與他無關，已經不在國內的托洛茨基怎么能為斯大林分擔錯誤呢？）

        可以總結一下卡爾波夫關于俄國十月革命的新說法：一個猶太復國主義組織資助和派遣猶太人托洛茨基回到俄國從事猶太復國主義活動。托洛茨基不負眾望，不僅打入布爾什維克黨，而且在蘇維埃政權中爬到第二把手的位置，糾集一幫猶太人如斯維爾德洛夫、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把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變成猶太復國主義的運動。列寧讓一幫猶太復國主義者進入黨的政治局，篡奪黨政大權，多虧斯大林明察秋毫，看穿了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陰謀，進行了頑強的斗爭，拯救了蘇維埃國家和布爾什維克黨。1920年代布爾什維克黨的黨內斗爭乃是一場斯大林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斗爭！

        斯大林確實同各種反對派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但是像卡爾波夫所描繪的那種斗爭，恐怕連斯大林本人也不敢認同，至少在《斯大林全集》中是找不到此類言論的。

        但是卡爾波夫還是高度評價了所謂斯大林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斗爭，認為斯大林的偉大功績就在于，“他發現了、明白了以‘世界革命’為旗號的猶太復國主義的進攻，并且敢與之作斗爭”，“斯大林拯救了國家，打退了猶太復國主義的進攻……他的這一勝利可以與戰勝1941-1945年德國入侵的勝利等量齊觀”（按：我們見過托洛茨基犯有“N宗罪”的指責，但卡爾波夫加之于他的猶太復國主義罪，則是頭一回聽說；我們見過歌頌斯大林偉大功績的各種說法，但是歌頌斯大林“戰勝猶太復國主義”的“偉大功績”，并且認為其意義等同于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這還是第一次。讀者應當感謝這位大作家的“偉大發現”！卡爾波夫更偉大的發現是把十月革命后列寧推行的“世界革命”變成“以‘世界革命’為旗號的猶太復國主義的進攻”！）。

文化界班頭睜眼說瞎話 

       這樣一部“嶄新”的俄國革命史、蘇維埃國家史，讀者能夠相信嗎？然而，就是這樣一本書，卻在我國曾被大吹大擂地說成“迄今為止比較全面客觀地描寫斯大林的作品”。最近《大元帥斯大林》再版了。有人花了一個半月的時間仔細閱讀了這本書，寫了一篇書評，“鄭重推薦《大元帥斯大林》一書”。想來他也在“鄭重推薦”卡爾波夫這一奇特的十月革命觀！

        卡爾波夫在斯大林時期曾遭逮捕的一段插曲成了他客觀公正書寫歷史的一個“證據”。卡爾波夫確實坐過斯大林的監獄，但是不要忘記他不久得到了平反，不僅如此，他還擔任了蘇聯作家協會的第一書記。不要輕視這個職位，這是文化界的班頭，是“在冊權貴”。他享受了一個“在冊權貴”所應享受的一切，他享受了一般文人所無法享受的特權！評價一本書的好壞不能依據作者本身的經歷，而應當考察作品本身的優劣，作為一本史書，更應當考察所舉事實是否有根據，是否符合歷史實際。

        俄國著名歷史學家達尼洛夫對此書有一個說法：“卡爾波夫在《大元帥》中對斯大林及其全部活動的頌揚是不能用無知來解釋的。他在衛國戰爭期間被授予‘蘇聯英雄’稱號。但是任何稱號都不能為這位眼睜睜地說謊，不惜偽造文件的作者開脫。”（達尼洛夫《斯大林主義與蘇聯社會》，載《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