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王奇生（北京大學歷史系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汪朝光（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謙平（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徐思彥（社科文獻出版社首席編輯）等學者就“抗日戰爭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在復旦大學舉行了一場座談。

        學者們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抗戰近年來重新成為研究熱點，以更加學術的態度研討中共在抗戰時期的所作所為、敵后根據地的具體情況，將揭示歷史更多紛繁復雜的面相。

       

        就中國近現代史而言，抗日戰爭這一段，可能是目前官方話語、民間聲音和專業史學這三者最為糾結的，也是最容易扭曲的一段。

        民間對這段歷史非常有興趣。從網上看，老百姓對其他時段的關注很少有超過抗戰的。主流話語現在對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也都淡化了，唯獨對抗戰很重視，強調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而民間興趣和官方聲音有所不同，尤其是許多“國粉”，并不太關心中共的抗戰。

        近二十多年來專業史學有關抗戰的研究成果，無論專著還是論文，數量其實很多。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最近數年間，有關抗戰時期的中共、敵后根據地又呈現新的研究熱潮。尤其是一批青年學者進一步挖掘資料，包括大量地方與基層檔案，更加深入細致地研討中共在抗戰時期的所作所為，揭示出更多紛繁復雜的面相。

中共動員農民，必須依靠土地改革嗎？

        我在跟學生討論論文以及閱讀的過程中，發現很多“老”問題也仍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比如減租減息，是個老問題。過去我們講，抗戰時期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有變化，民族矛盾上升、階級矛盾下降，中共政策從激進走向溫和。從土地革命轉向減租減息即是這一變化的重要表征。既如此，中共在華北農村推行減租減息應是一個很順利的過程。但仔細看材料的話，在具體操作層面仍有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減租減息相較于之前的土地革命確實溫和了很多，但問題是，華北地區沒有經歷過土地革命；對于華北的地主來說，要減他的租、減他的息，他還是一百個不樂意——所以減租減息政策最初推行的時候阻力很大，在有些地方甚至根本推行不下去。后來沒辦法，還是只能采取斗爭的方式，揪斗一批地主典型，把地主的威風斗下去，地主才服服帖帖同意減租減息。

        過去我們強調土地問題對中共動員農民的重要性，但其動員機制可能比我們想象的要復雜得多。1927年以前的大革命時期，土地問題沒有提上議程，但是廣東、湖南、湖北等省的900多萬農民被發動起來了——可見，農民能否發動起來，土地問題未必是唯一因素。我們讀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可知湖南早期農民運動的關鍵，恰恰不是土地，而是斗爭，或者說是只打土豪，不分田地。通過急風驟雨般的斗爭，形成強大的震懾力。被“斗”的只是少數地主，但其示范性、儀式性的效應，產生一種強大的社會威懾力量。一般農民其實并沒有從運動中得到多大實際好處，但他們恐懼失去，或恐懼成為革命的對象，怕被打入“另冊”，用大革命時期流行的話講，“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后來的歷次政治運動，包括“文革”，其內在機制具有相當的延續性。

        1946年以后的土改與國共內戰的關系，也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過去學界強調翻身農民為了對共產黨報恩，也為了保衛自己在土改中獲得的果實，而積極主動參加中共軍隊。近年來，開始有人對土改與農民參軍的關系提出不同看法，認為翻身農民參軍，主要緣于中共基層政權和黨組織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如青年學者齊小林在進行實證考察后發現，農民因階級覺悟或者出于報恩的思想而參軍者為數極少，大多數農民的參軍與減租減息、土地改革、階級劃分沒有直接的必然的聯系；對大多數農民而言，參軍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中共基層政權的有效運作是參軍任務順利完成的有利保障。另一位青年學者王友明也認為，并不是農民分到了土地，就積極主動地參軍支前，而是通過黨的各級組織的細密動員實現的。

        與此相關的問題是，國共內戰時期，中共兵源到底有多少來自“翻身農民”，多少來自國軍俘虜（解放軍將俘虜轉化過來的戰士稱作“解放戰士”）。若能對中共兵源做一量化分析，大致能判斷土改與中共武力的直接關聯性。劉統教授曾對此有過研究。

        我最近看到的一套內部資料中有關國軍俘虜的記錄非常詳細，如西北野戰軍在1947－1948年間所補充的兵源，幾乎全部來自國軍的俘虜兵，以至于彭德懷不無得意地說：“當前主要兵源補充是靠胡宗南的兵打敗胡宗南”。另據華東軍區的報告，戰爭第一年，華東軍區補充兵員十分之三是翻身農民，十分之七是“解放戰士”。部隊指揮員愿意要“解放戰士”，不要翻身農民，因為“解放戰士”聽指揮，有戰斗經驗。有些部隊以翻身農民同別的部隊換“解放戰士”。

        淮海戰役中，對俘虜是即俘、即查、即教、即補、即戰。俘虜過來后只要個把鐘頭，即可變為解放軍的作戰成員送上前線?；春鹨坶_始時解放軍投入42萬人，戰役中傷亡失蹤10萬余人，但到戰役結束后全軍增加到46萬人。這就是說，在連續兩個月的激烈戰斗中，補充兵員達14萬之多。這些兵員幾乎全是國民黨軍的俘虜。

        不可否認，土改為新政權的建立贏得了民心，但不宜過分夸大土改對中共兵源的重要性。與此相關的另一問題是，內戰中，數百萬翻身農民為中共軍隊作后勤。僅淮海戰役就有543萬民夫“支前”。在傳統革命史的敘述中，民夫“支前”被強調為土改后翻身農民自覺與革命結合在一起，為革命作奉獻。而據最近黃道炫教授的研究，中共發動民夫“支前”其實遭遇種種困難，并非一呼百應，更多地還是依賴中共基層組織卓有成效、細致入微的組織動員。恰恰是這些方面，體現著中共作為一個獨特政黨的真正力量所在。

征兵難，為何中共的戰爭動員更有效？

        最近重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仍有新體會。比如毛講中共的政治工作，有三條基本原則：“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边@三條原則早已耳熟能詳。但毛接著還說，這三條不是制度問題，也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態度問題。態度就是兩個字：“尊重”。尊重士兵，尊重百姓，尊重俘虜的人格。仔細斟酌，“尊重”確是中共政治工作的精髓。要知平民、士兵、俘虜處于社會的底層，常常是受欺負、受虐待的對象，尊重其人格，就會改變與提升他們對軍隊的情感、效忠、凝聚力。我們記住了毛講的三條原則，卻往往忽略了“態度”。

        與此相關的，還有征兵問題。一個前現代國家，沒有戶籍、地籍的嚴謹管理制度，無論國、共，征兵、征糧都是難題。眾所周知，國民黨的征兵就很失敗，最終淪為“抓壯丁”，而且效率極低。1941年，蔣夢麟以中國紅十字會會長的身份，對國軍的兵役狀況作過一次實地考察，考察結果令他心悸神傷，終生難忘。事后他寫了一份考察報告給蔣介石。據蔣夢麟的描述，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被征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數百里，才能到達指定的部隊。在這一過程中，新征壯丁因徒步遠行、饑餓、疾病而死于路途與逃亡者十之八九。我數年前閱讀蔣夢麟的報告，還表示懷疑。因為十之八九的比例，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后來從國軍將領的日記中發現有相似記載，完全印證了蔣夢麟的報告。

        抗戰初期，中共同樣面臨征兵問題。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這和中共的體制有很大關系。中共的武裝體制是金字塔式的多層級體制，上層是正規軍，中層是地方武裝，底層是民兵、游擊隊。這個金字塔設計非常有合理性。老百姓不樂意當兵，但讓其當民兵，保衛家鄉，不離開土地，不脫離生產，阻力就小多了。對中共來說，民兵大體能自給自養，不會加重財政負擔。等經歷一定階段，通過一定的思想、政治工作，民兵的思想覺悟逐漸提高了，并受到了初步的軍事訓練，必要時可升級為地方武裝。地方武裝是半正規化的軍隊，財政主要由地方負擔。需要時地方武裝可升級為正規軍。精兵簡政時，為了減輕財政負擔，正規軍也可轉換為地方武裝。這樣的金字塔多層級體系不僅緩解了征兵的阻力，也減輕了財政壓力。

        抗戰結束時，中共野戰部隊與地方部隊各60多萬，民兵超過200萬。蔣介石只盯著中共正規軍，要限制其數量。兩黨一直在討價還價。中共最終接受了國軍50個師、共軍10個師的整軍方案。中共之所以愿意接受這一方案，周恩來私下說了實話，因為蔣介石不知悉也沒有限制中共的“人民武裝”。當國共內戰一起，中共武裝力量迅速膨脹，令蔣介石深感意外。

        抗戰時期，中共的“人民武裝”與游擊戰，令日本軍隊窮于應付。當時日本陸軍的軍事教育和訓練是以對蘇軍的常規戰斗為中心的，在組織、訓練上都不具備反游擊戰的經驗與能力。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日軍難以適應中共的游擊戰。日軍認為遭遇了一種“獨特的戰爭”，獨特之處是敵人的性質模糊不清，敵我戰線也不明確。

        這些年來我們做的抗戰史研究，主要是“抗戰時期史”。有關這一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已經鋪天蓋地，但恰恰是抗日“戰爭”史的研究大大滯后。專業史家很少有人研究戰爭史、軍事史。這可能因為研究者是文人書生，對戰爭外行，也缺乏興趣。

        而民間，恰恰有一批發燒友對軍事史、戰爭史極有興趣。前幾年有一位叫余戈的作者寫了一本書，專門研究1944年的松山戰役，研究極為細致，也極為技術化，當時三聯書店讓我審稿，在我看來非常枯燥，實在沒有閱讀快感。當時我和三聯的人說，這本書雖然我讀不下去，但是這類書太少了，你們可以出。出版社開始也有些猶豫，說這類書誰看啊。但萬萬沒有想到這本書出來以后非常暢銷（《1944：松山戰役筆記》）。作者也一舉成名，去年又出了第二本（《1944：騰沖之圍》），仍然暢銷！可見確有一大批發燒友，對戰爭軍事非常感興趣。

        不僅抗日戰爭，中國近現代史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部戰爭史，內戰、外戰幾乎沒有間斷。專業史家若不研究戰爭，無疑是一大缺失。日本學者也感慨，他們的戰爭史研究做得很不夠。但仍比中國學界的相關研究要出色得多。

        

應從中日戰爭的視角來研究抗日戰爭史

        過去批評國民黨片面抗戰，而現在我們的研究其實也是“片面抗戰”。戰爭本是一場敵我雙方步步推進的互動博弈。戰爭中的一方往往是知己而不大知彼，在對敵方的戰略與策略茫然無知或所知有限的情況下，要作出準確的預判與應對，并非易事。在博弈過程中，雙方都會根據對方所下的每一步棋而不斷調整自己的應對策略，直到雙方局勢逐漸明朗化以前，誰也無法預料最終的結局。與戰爭的參與者不同，歷史學者具有“后見之明”的優勢，可以綜合戰爭雙方所留下的資料，對雙方的戰略戰術及其互動具有全盤了解的可能性。

        然而，我們的研究長期局限于“抗日”戰爭史，只研究中國一方是怎么“抗”的，而對日本一方是怎么“侵”的，卻缺乏切實的探討，對日本一方的認知，仍停留于戰時中方對日方簡單乃至錯誤的判斷。我們的抗日戰爭史研究，如同電視直播排球賽事時，鏡頭只對著一邊，講解員也只看一邊講解，勢必讓看的人一頭霧水。當年這場戰爭從中國的角度叫“抗日戰爭”，而今天的研究者卻不能僅研究“抗”戰，必須著眼于“中日戰爭”的視角。同時也有必要關注日本學界的相關成果。我和日本中央大學的深町英夫教授正在合編一本書，擬將日本學界有關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的研究成果，介紹到中國來（《日本學者筆下的二戰史》，即將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