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來自美國財政部的消息引起了眾人的興趣：2020年起，面額10元的美鈔將印上一位女性的頭像。

        公布這一消息的美國財政部長杰克·盧向外界表示，其實早在2013年，美國政府就定下了把女性頭像印到紙幣上的計劃。而具體是哪一位女性將在10元美鈔上替代美國首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將在這個夏天廣泛征求民意后，于今年秋天決定。

        為了收集公眾的建議，美國財政部在推特上發布了#TheNew10#標簽，還將舉行專門的市政廳會議。目前，網絡上呼聲最高的人選，是在美有著“黑摩西”之稱的女性廢奴主義者哈麗雅特·塔布曼（1822-1913）。

在世界各國貨幣上的人物肖像中，男性占有統攝性的絕對多數，這一現象也是對上千年男權社會與人類歷史的真實寫照。只有極少數、極著名的卓越女性，才有可能登上作為國家名片的官方貨幣。

        不過話說回來，美國人這會兒才宣布要將女性形象印上官方貨幣，已居于人后。它的“好基友”英國，早就將伊麗莎白二世的肖像印上了每張英鎊的正面，還試圖讓更多的英國女性出現在英鎊的背面。2013年4月，英國央行宣布英國戰時首相丘吉爾將取代19世紀女性社會改革家弗賴、成為5英鎊的新代言人，引起許多女權人士的不滿；幾番抗議之后的結果是，簡·奧斯汀將出現在10英鎊面值的紙幣上，替代著名的科學家查爾斯·達爾文。

        事實上，自新千年以來，全球紙鈔界最引人注目的變化之一，便是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女性面孔。比如，2004年，日本銀行就將十九世紀日本優秀女作家樋口一葉（1872-1896）印上5000元面額的日本紙幣，這位“明治紫式部”也由此成為第一位出現在日幣正面的女性肖像人物。

        韓國緊隨其后。2009年，韓國銀行發行的5萬韓元紙幣，正面肖像是韓國著名書畫家申師任堂（1504—1551），背面則是她的名畫月梅圖及風竹圖。

        以色列在設計新謝克爾鈔券時，就確定了采用詩人、而非政治家肖像的格局，并將人選定為兩男兩女。其中，20面值上的拉赫爾·布勞斯坦（Rachel Bluwstein，1890-1931），是以色列第一位用希伯來語創作的女詩人，在該國民眾心目中擁有崇高的地位；而100面值上的女詩人 李·戈德堡（Leah Goldberg，1911-1970），作品多為結構古典和韻律工整的史詩體，表達出現代猶太民族在出生地與新國家之間那種“兩個家園的痛苦”。

        甚至土耳其這樣將星月印上國旗的國家，在將女性印上鈔票這一點上，都比美國先行了一步；該國央行發行于2009年的“新里拉”，其中50面值紙鈔的背面是作家、翻譯家、女權主義者艾利耶（Fatma Aliye，1862-1939）。而敘利亞2013年發行的新貨幣中，則出現了四位古代女樂師的曼妙身影。這幅圖案是一副羅馬時代馬賽克嵌畫的局部，文物原件于上個世紀50年代在敘利亞烏加里特出土，現藏于敘利亞哈馬博物館。

        連歐元也來湊這份熱鬧。自2013年開始陸續上市的第二代歐元（被命名為“歐羅巴”系列），盡管延續其只印建筑物、不印人像的傳統，但人們卻可以在紙鈔的水印和防偽條上，看到以羅浮宮藏品為藍本的歐羅巴女神！

        再比如，阿根廷比索100面值的紙鈔上，是那位“阿根廷別為我哭泣”的伊娃·貝隆（María Evita Duarte de Perón，1919-1952）；墨西哥最新版的500比索紙鈔，正面是畫家迭戈·里韋拉，背面則是他的妻子、同時也比他有名得多的藝術家弗里達（Frida Kahlo，1907-1954）；而聞名于世的居里夫人，則先后出現在兩個國家——法國與波蘭的官方貨幣上。

        可以想見的是，在那些女權相對發達的國家——主要是北歐四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其官方貨幣上會出現更多的女性肖像。像新版瑞典克朗六個不同面值的紙鈔上，男性（吟游詩人陶布、導演伯格曼、外交家哈馬舍爾德）和女性（兒童文學作家林格倫、演員嘉寶、女高音尼爾森）就各占三席。

        澳大利亞干脆用一種頗為機械的模式，保證男女兩性在官方貨幣上的絕對平等。該國除了5澳元（正面為伊麗莎白女王二世，反面為澳大利亞國會山）之外的所有面值，都在正反兩面分別印上一男一女，并且注意不讓一種性別單獨占據正面（或反面）。于是人們看到了男女詩人的和諧共處（10澳元），土著作家和女議員的相得益彰（50澳元），當然還有企業家和牧師（20澳元）、歌唱家與軍事將領（100澳元）這樣的奇異組合。

        乍看之下，今天中國官方貨幣上的人像，距離“男女平等”有點遠。事實上，在不同面值的紙幣上印同一個男人頭像的國家，都集中在亞洲，比如印度盧比（一水兒的甘地）、越南盾（一水兒的胡志明）、蒙古圖格里克（一水兒的成吉思汗）、馬來西亞令吉（一水兒的東姑·阿布都拉曼）、巴基斯坦盧比（一水兒的穆罕默德·阿里·真納）。

        但在并不遙遠的過去，女性還是人民幣上的常客；而且，她們不是達官、顯貴或明星，而是普通的平凡大眾。

        根據張哲強的《人民幣背后的故事》，第一套人民幣最初的設計上有毛澤東的頭像，但在送審時被毛澤東本人否決：“票子是政府發行的，不是黨發行的，現在我是黨的主席，而不是政府的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設計圖于是改為了與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的圖案，并以場景、事物為主。而在那些勞動/生活場景中，模糊點綴的人物形象幾乎全是清一色的男性，透露出當時中國社會以男性為中心的思維模式。

        到了1955年發行的第二套人民幣，女性形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展現，其中10元券（當時的最大面值）上，代表著農民的女性頭裹毛巾、手抱麥穗，與代表著工人的男性并肩而立；于是該圖案不但寓意著工農聯盟，還傳遞出男女平等的觀念。

        到了1962年發行的第三套人民幣，男女形象可謂平分秋色，凸顯了那個革命時代“婦女能頂半邊天”“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的官方宣講與社會風氣。其中有表現男女田間共同勞動的（1角）、大工廠紡織女工的（5角）、男女齊參政的（10元），而最為津津樂道的是1元幣上的“女拖拉機手”，其生活原型是“新中國第一位女拖拉機手”、《人民畫報》1950年第2期的封面人物梁軍。

        時隔二十五年后，中國于1987年發行了第四套人民幣。不同幣值的人物形象總計有11位男性，10位女性，在性別比例基本持平；其中100 元上是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四位領袖頭像，50元上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頭像，而其它票面上則是不同民族的男女頭像，整體展現出民族團結、男女平等、重視知識分子作用、革命領袖率領我們前進的意識形態寓意。

        有研究指出，第四套人民幣中男女性別比例的持平，未必意味著真正的男女平等；在意識形態的深處，依然滲透出點點滴滴的男權意識和性別偏見的歷史慣性。比如，常斌、張鵬在《人民幣圖像數字敘事及女性形象探析》提到，這套人民幣中，低幣值（2角、5角、1元、2元）主要是女性形象券面，高幣值主要是男性形象券面（10元、50元、100元）。

        但無論如何，第四套人民幣紙鈔上那十位美麗的中國姑娘，是截至目前女性在人民幣上的最后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