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粉大王”的華中基地：福五誕生記

提起榮氏兄弟，這幾乎是中國近代民族工業史上家喻戶曉的名字。榮宗敬、榮德生這對來自江蘇無錫的兄弟，于清末光緒年間在家鄉開辦“茂新面粉廠”，開始涉足機制面粉工業，隨后又創辦了振新紗廠，初步形成了日后榮家企業最核心的粉紗聯營模式。

        

民國成立伊始，榮氏兄弟就將業務擴展到了上海，在蘇州河畔創建了福新第一面粉廠。1913年又在上海創辦了福新二廠。一戰爆發后的數年間，歐洲列強忙于互相廝殺，暫時放松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剛剛從封建帝制枷鎖中掙脫出來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因此獲得了難得的發展機遇，創造出了一個短暫繁榮的春天。榮家企業在此時大舉擴張，迅速崛起。

        

一戰頭兩年里，福新一、二廠先后以本廠余利在各自廠區的隔壁增設福新三廠和四廠。榮家又積極租辦和兼并其他面粉廠，分別在無錫、上海成立了茂新二廠、福新六廠。一戰結束時，榮氏兄弟建成中國最大的面粉工業帝國，人稱“面粉大王”。

因為一戰使外國輸華棉紗棉布數量迅速減少，相較于面粉工業的迅速擴張，面粉袋的生產陷入緊缺，榮氏兄弟于是大舉進軍棉紡織業。1915年榮氏兄弟退出振新紗廠后，在上海成立了申新第一紡織廠。隨后，又在上海和無錫分別創辦申新二廠和三廠。到1920年代初期，榮家已經建成地跨無錫、上海兩地的“茂、福、申新”粉紗企業帝國。

        

粉紗產業的蓬勃發展使榮氏兄弟野心勃勃，他們進一步擴大企業規模。1918年，他們把眼光投向了長江中游的漢口，打算在華中地區的最大城市建立榮家面粉帝國的新基地——福新面粉五廠。而福五建設和經營的重任，落在了一個剛剛進入榮家不久的年輕人李國偉身上。

李國偉，1893年出生在無錫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家庭，由于家境貧寒，他不得不從震旦大學退學。隨后，他考上了唐山路礦學堂（唐山交通大學）的免費生，攻讀土木工程專業，畢業后進入隴海鐵路工程局擔任工程師。1917年，經無錫商會會長華藝三的介紹，李國偉與榮德生的嫡長女榮慕蘊結婚。這場婚姻不僅改變了李國偉的人生軌跡，也改變了榮家企業的發展歷程。

        

李國偉的出身，雖無法與家境顯赫的榮家相比。不過，榮德生對這個勤奮好學的年輕人頗為賞識，寄予厚望，他曾如此評價自己的長婿：“知為大器，不論家況也。”1918年福新第五面粉廠開始建設，在榮家人的勸說下，李國偉辭掉了隴海鐵路的工作，在1919年與榮慕蘊搬來漢口，全心投入福新五廠的工作。

漢水邊的“紅牡丹”：走向世界的中國制造

明中葉以來，漢口因九省通衢的便利交通，成為了洞庭湖平原、江漢平原、河南南部等地糧食的中轉集散地。除了稻米之外，小麥也是重要商品糧，每年約有三四百萬擔的小麥在這里集散。然而，清末民初的漢口面粉工業卻并不發達。1918年以前，當地僅有三家小面粉廠，總日產量5400袋。于是，每年集聚于此的大量小麥，只得運往長江下游，供應無錫、上海等地的面粉廠。福新五廠的建成投產，徹底改變了這一局面。

福五選址漢口城區西郊的宗關地區，這里南臨漢水，東面有鐵路直達京漢鐵路，交通十分方便。工程師出身的李國偉，對廠區建設堅持高標準，先后建成兩棟面粉車間，均采用了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整個廠區建筑高大雄偉，裝飾美觀，成為附近的地標建筑群。福五還自建了發電廠，供應全廠電力需求。

        

1931年漢口地圖中的宗關工業區，襄河即漢江

        

漢口福新第五面粉廠

投產當年，福五日產量為6000包，成為當時漢口最大的機制面粉廠。1925年，福五擴建了新廠房，訂購了一套美國粉機，全廠開工，日產面粉11200包，產能也達到了歷史最高點。

福五誕生在中國面粉工業發展的黃金時代，可謂“生逢其時”。它在漢口創辦的“牡丹牌”商標——依面粉品質高低，分為綠牡丹、紅牡丹等不同檔次，因為品質精良，贏得了廣闊的市場銷路。據記載，福新五廠投產后，其所產牡丹牌面粉“不數月而暢銷于此省各埠及湘、贛等省。”不僅如此，產品還遠銷海外，“由洋商購運牡丹牌粉數十萬包，前往英、荷等國接濟，銷路益形暢旺。”（《茂新、福新、申新總公司三十周年紀念冊》，1929年）這朵漢水邊綻放的中國紅牡丹，一時成為了中國優質面粉的代名詞。

水火涅槃：申四福五的艱難前行路

在福五面粉暢銷的大好形勢下，工廠一度出現了面粉袋供應不足的情況。當時，全國棉紡織工業發展方興未艾，棉紗市場十分活躍，因此榮家決定在漢口增建紡紗廠。1921年，在福新五廠北側的空地上，申新第四紡織廠開工建設，次年建成投產后又屢有擴充，1937年申新四廠有紗錠50000枚，布機875臺，還設有印染部，達到抗戰前夕的歷史最大規模。

        

盡管福五獲得了巨大盈利，但申四的創辦和發展歷程卻充滿了坎坷。申四投產時，一戰已結束數年，帝國主義卷土重來，中國棉紡織工業重新受到擠壓。加上受到洪澇災害、資金匱乏、工潮起伏等因素的影響，申四投產后連年虧損，必須依靠福五的盈利來維持。榮家和李國偉隨后對申四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加強技術力量，革新企業管理制度，使申四經營狀況有了改善。

1931年，長江流域遭遇空前大水災，武漢三鎮堤防全部失守，繁華市區變成一片澤國。不過，由于廠方積極應對，處置有方，緊鄰漢江邊的申四福五廠區成為水中孤島，得以幸免。從7月開始，廠方出資加高鞏固周邊堤防，并修筑了保護廠區的新堤。8月中旬，水災最嚴重時，紗廠一度停工并轉移原料，地面的機器則用木樁架高后，懸掛在木梁上。當時，廠內陰溝一度翻水，情況危急，廠區懸賞獎勵碼頭工人緊急筑堤圍堵，平息了險情。最終，申四福五躲過了這場特大洪水，成為1931年夏武漢極少數沒有被洪水淹沒的工廠。

        

1933年黃花崗烈士紀念日，全廠放假檢修，發電廠亦停工斷電。在申四車間檢修的工人使用火燭照明，不慎引燃繩索。由于廠內幾乎無人，而車間內堆滿了易燃的棉花、紗線，整個紗廠車間也都為磚木結構，屋頂的油氈亦為易燃物，致使火勢迅速蔓延，不可控制。短短一個多小時內，除鋼筋混凝土結構的清花車間外，申新四廠的全部廠房建筑都在這場大火中焚毀無余，機器也幾乎損失殆盡。申新四廠自創建以來，遭遇到了一次空前的滅頂之災。

火災后的申四何去何從？不少上海股東認為，該廠原本就虧損嚴重，應該放棄，但以李國偉為首的高級職員，堅決主張復廠，并提出了“死中求生，出奇制勝”的復興計劃。這個主張得到了榮宗敬的支持。

申四早前在中國銀行旗下的中國保險公司投保了140萬元火險。中國保險公司是一家1931年才開業的新公司，注冊資本不過250萬元，一次性賠付如此高額的理賠款，無疑也是一個巨大的考驗。但該公司堅守信用，火災發生后，經過調查和公證，如數賠償了140萬元理賠款，此事轟動一時，成了中國保險業發展史上一樁佳話。

        

事后申新四廠在《申報》等大報紙上刊登了“申新紡織公司漢口第四廠鳴謝中國保險公司賠款迅速”的廣告，對中國保險公司如約理賠表示感謝和稱贊，為該公司做了很好的宣傳。此后，中國保險公司也聲名鵲起，客戶紛至沓來，業務量大增，并接到了許多保險大單，如1935年梅蘭芳、胡蝶率團赴蘇聯訪問的團體保險，1936年柏林奧運會中國體育代表團保險等。

        

浴火重生的申新四廠，面貌煥然一新。新建廠房全部采用鋼筋混凝土結構，不僅防火，也改善了采光和通風，還購置了采用獨立馬達工作的新機器。申四雇用大量年輕女工，開辦養成工訓練班，在國內紡織企業中率先大規模培訓技術工人。除了改進生產技術，申四還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現代企業制度，對工廠實施科學文明的管理，興辦各種福利設施，如員工消費合作社、儲蓄所、職工醫院、子弟學校等等，工人對工廠的認同感和凝聚力不斷增強。

經過數年努力，申四走出火災的陰影，生產力完全恢復。此時全面抗戰爆發，在短短數月內，華北、華東陷入戰火，特別是東部棉紡織工業重鎮遭到日軍毀滅性破壞，榮家在上海、無錫等地的工廠也遭到空前浩劫。而地處內陸的申四福五成為榮家唯一沒有遭到日軍直接破壞的工廠。由于華東陷于戰事，武漢地區的棉紡織工業空前繁榮，申四在1937年獲得了巨大利潤，不僅一舉還清了之前的欠債，還創造了豐厚的盈余。然而，面對步步緊逼的戰火，事業蒸蒸日上的漢口申四福五，又走到了歷史的關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