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斯蒂芬·考特金（Stephen Kotkin）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約翰·伯克龍（John P. Birkelund ’52 ）講席教授，主要研究沙俄史和蘇聯史。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考特金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博士時本來學習的是法國史和哈布斯堡王朝史，并師從當時在伯克利訪學的法國社會學家米歇爾·福柯。福柯在一次與考特金談話時，提到應該有人用他有關權力與知識的理論來研究斯大林時代的蘇聯。

從福柯的話中得到啟發，年輕的考特金在研究生三年級時從頭開始學俄語，并改行研究蘇聯。他的博士論文以馬格尼托格爾斯克－烏拉爾山腳下的一座鋼鐵工業小城在1930年代的建設與發展為案例，剖析蘇聯式統治的建立和權力的產生。

考特金教授著有《蘇聯的鋼鐵之城：戈爾巴喬夫時代的蘇聯社會》（Steeltown, USSR: Soviet Society in the Gorbachev Era）、《磁山：作為文明的斯大林主義》（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被避免的末日之戰：蘇聯的崩潰，1970年－2000年》（Armaggedon Averted: The Soviet Collapse, 1970-2000）、《非公民社會：1989年東歐共產黨政權的內部瓦解》（Uncivil Society: 1989 and the Implosion of the Communist Establishment）。他的最新專著是三卷本《斯大林傳》，卷一已于2014年11月由企鵝出版社出版，中文版將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發行。

本次采訪的主題即圍繞考特金教授的這部《斯大林傳：權力的悖論，1878-1928》展開，因篇幅較長，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分兩次發布，敬希垂注。

        

澎湃新聞：前人已經寫過很多斯大林的傳記，您為何還要再寫一部《斯大林傳》？

斯蒂芬·考特金：歷史上沒有人比斯大林獲取過更多的權力。毫無疑問，斯大林建立了世界歷史上登峰造極的專政，當然我這個說法并不是道德層面上的。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斯大林的統治是冷酷的，但僅從權力角度來看，斯大林獲得且行使的權力是驚人的——斯大林建立的專政是專政制度的最高標準。如果我們想了解權力的產生、運作以及后果，那么斯大林和他的政權就是必須研究的課題。

以前的一些斯大林傳記作品要么傾向于對早年的斯大林進行心理分析，并以此來解釋他以后的政治行為；要么就是把斯大林描述成一個平庸之輩；再要么就是草草帶過斯大林的早期生活和重要的時代背景，從十月革命以后開始敘述。

但是以斯大林早年生活經歷為基礎的心理分析不足以解釋斯大林為什么能夠建立這樣一個空前絕后的集權政權。如果他真是一個庸才，那么即便他可以陰差陽錯地坐在統治者的位置上，我們也難以想象他能在這樣一個位子上穩穩地坐下去而且把蘇聯建設成一個超級大國；而如果僅關注十月革命后的斯大林，我們就難以看到時勢造英雄的大時代背景。

我一直在思考，怎么才能更好地詮釋斯大林呢？我希望能夠主要依賴蘇聯政權內部的一手檔案材料來剖析斯大林和他的政權，其最大的挑戰在于參閱蘇聯的軍事及秘密警察檔案。已經解密開放的蘇聯檔案固然十分重要，但是蘇聯政權是軍警專政，這些文獻長久以來不向研究人員，特別是外國研究者開放。

        

幸運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末，蘇聯軍事檔案館館長德米特里·伏爾科戈諾夫因工作原因收集了大量軍事和秘密警察檔案，并以此為基礎撰寫了《托洛茨基傳》、《列寧傳》、《斯大林傳》及其他蘇聯領袖人物的傳記。在完成這些著作后，伏爾科戈諾夫將他使用過的55卷微縮膠卷檔案材料送給了美國胡佛研究所。

我從九十年代末開始閱讀這些材料，就在將要讀完的時候，俄羅斯軍事和秘密警察檔案館開始出版他們的館藏檔案文獻，大量先前的秘密檔案得以公布于眾。與此同時，一些有權限接觸到軍事和秘密警察檔案的研究者們開始出版大量運用檔案文獻的研究論著。

另外，存于俄羅斯總統檔案館（原蘇共政治局檔案館）的斯大林個人文件和檔案于1999年解密并向公眾開放，這就是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俄羅斯國立社會歷史檔案館檔案號第558號，描述號第11號）。這批文件相當重要，大約有2000件文獻，盡管這并不是全部的斯大林個人文件。

總之，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以來大量的原秘密檔案如同雪崩般地被解密、公開，這使我們有機會更加準確深入地探尋歷史的究竟。雖然仍存在許多未解密的材料，但現有的材料已經可以向我們提供足夠的政權內部信息。很多研究者在使用這些材料，我只是其中之一，但是我盡量廣泛、全面地閱讀這些檔案，在對它們加以綜合分析的前提下，我認為僅基于可以互相印證為實的信息寫一本蘇聯政權的全面歷史是可行的。

在閱讀和研究過程中我改變了對斯大林的看法，我覺得如果作為一個蘇聯史的研究者我尚且對斯大林和他的政權有新的認識，那么必然有很多東西值得與廣大讀者分享。這是寫這本書的可行性，也就是我這部《斯大林傳》的緣起。整部書計劃由三卷組成，我從2003年開始，卷一和卷二同時寫作，卷一于2014年11月剛剛出版，卷二正在進行掃尾工作，預計于2016年底面世，卷三估計會于2019年出版。

《斯大林傳》卷一的副標題叫做“權力的悖論”，討論斯大林如何獲得并發展他的權力。在這一卷中我試圖避免過往斯大林傳記作品的套路，一方面我采用一個更廣大的歷史視角，沒有以斯大林的童年作為敘述開端，而以斯大林出生時的歷史時代背景引入——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俄羅斯所處的歐亞大陸西邊有鐵血首相俾斯麥統一德國，東邊有明治維新對日本國家進行全面整合改造。日本和德國的興起對橫跨歐亞大陸的俄羅斯在地緣政治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斯大林生于1878年，到十月革命勝利時他已經39歲了，盡管到此為止斯大林本人的生活和經歷沒有什么特別引人注目之處，但他所處的世界卻經歷著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些重要的歷史進程將會從根本上塑造未來的斯大林。

另一方面，我強調斯大林所處政治環境——他建立專政和行使權力的過程是如何創造出了我們后來所知的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的性格如何塑造了他所處的政治環境。更進一步說，這部《斯大林傳》不僅僅講述斯大林本人，也是通過斯大林來理解二十世紀的俄羅斯，并通過俄羅斯的視角來看二十世紀的全球史。

        

澎湃新聞：理解斯大林和他創造的體制是否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現今俄羅斯問題？

斯蒂芬·考特金：斯大林和他的體制是不可復制的。顯然，今天的俄羅斯無法與斯大林時代的蘇聯相提并論，今天的俄羅斯總統普京也不能與斯大林相比。但是今天俄羅斯的很多問題無疑是從斯大林時代繼承下來的，這些問題與俄羅斯的歷史、地理、世界地位息息相關。

這本書講的是斯大林在蘇聯的權力，但也講的是蘇聯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和力量。舉個例子，斯大林曾說波蘭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我們知道，一戰后1918年波蘭重新獲得主權，但其曾經是沙俄和德意志帝國的一部分。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芬蘭都是從沙俄分離出去的。斯大林曾說，在國際體系中，小國實際上并不擁有主權，他們只是大國手里的棋子。波蘭和芬蘭僅僅以為自己是獨立的，但它們只是德國或者英國用來對付沙俄或者蘇聯的工具。所以與其等著這些曾是沙俄領地的新獨立小國被用來對抗蘇聯，斯大林先發制人地采取策略控制這些國家。

普京今天對待烏克蘭問題的態度與斯大林當年的觀點相呼應。普京曾說烏克蘭并不是真正的國家，這是斯大林式的語言，指烏克蘭的主權不是真實的，烏克蘭在國際社會里并非一個獨立的主體，它只是西方國家用來抵制俄羅斯、削弱俄羅斯、甚至瓦解俄羅斯的工具。他還說烏克蘭的軍隊都是北約的外國軍團。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斯大林曾有與普京類似的表述，斯大林曾說烏克蘭不擁有真實的主權，只有世界強國才有主權。所以俄羅斯若想保持主權就必須成為世界體系中的獨立強國，這是普京意識形態的基礎，而這種意識形態深植于斯大林時代。普京不是像斯大林一樣的人物，他沒有斯大林那樣的權力，也沒有斯大林的心態和冷酷。但是兩者根本的行為體系是相似的。

澎湃新聞：您剛才提到，過去的一些著作常常傾向于用斯大林少年時的經歷和心理分析方法來解釋斯大林后來作為一個集權者的行為，這是為什么呢？

斯蒂芬·考特金：以前很多有關斯大林的文獻都是保密的，現在隨著這些文獻的逐步解密，研究者們掌握了更多的信息，我們對斯大林和他的時代以及他的政治活動、整個政權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而以前的學者看不到這些機密文獻，某種程度上他們只能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和理論來彌補一手文獻的缺乏。

        

澎湃新聞：那么回憶錄呢？汗牛充棟的當事人回憶錄有沒有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斯大林？

斯蒂芬·考特金：當年有很多人逃離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流亡到外國，他們中有不少人認識斯大林，跟他一起長大，曾經在地下革命時期或后來的黨內工作中與他共事。這些人中有的撰寫了回憶錄，他們在斯大林1930年代暴力清洗黨、軍隊和警察之后，開始回憶斯大林年輕時的所言所行，他們在這些回憶中找到了對斯大林后來行為的解釋。如果斯大林年輕時在學校說過一些什么瘋狂極端的話，那么這些回憶錄作者們就找到了依據：“看！他早就想把我們都干掉！”但這種所謂依據只是回顧性的反推，是事后諸葛亮。

舉個例子來說，早年生活在阿塞拜疆和格魯吉亞地區的猶太人作家和記者列夫·奴辛鮑姆，也就是后來的阿薩德·貝，在逃到歐洲后于1930年代寫了一本斯大林的傳記。這本書內容豐富，充滿了小道消息、東方異域情調的傳說和斯大林的各種軼事。看看關于斯大林的傳聞固然有趣，但這類作品不能被認為是紀實性的，盡管如此，它們卻給我們留下了一種特定的斯大林形象。

在早期的這類作品中，最具影響力的是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的描述。在政敵托洛茨基筆下，斯大林是個內心充滿憤恨，思想十分平庸的人，相比之下，托洛茨基自己卻是在各方面都優于斯大林的天才。然而通過對斯大林仔細地審視，我發現斯大林的智慧和能力并不平庸，當然這也是我希望能通過本書證明的。斯大林能夠建立和駕馭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機器，顯示出他超凡的政治敏感性、組織管理能力以及無可比擬的信念和毅力。

斯大林本人很冷酷，因此當宣傳機器把他標榜成偉人和天才時，認識并了解他的那些人便從與蘇聯宣傳相反的角度去描寫他，當然這里還包括一些個人偏見，比如托洛茨基，所以這些作品的出發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它們不應作為我們今天認識斯大林的基礎。我們今天有更多更準確的信息，不再需要與蘇聯的宣傳機器抗衡，我可以用另外的視角看待斯大林，這種視角比反斯大林的托洛茨基派更客觀，比心理分析這種比較表面化的概括更深入，比阿薩德·貝式的東方異域感更清醒。我們得把這些偏見清除，就像清除掉水中那些寄生在船底的貝類，才能看到船體本來的模樣。

        

在我的書中，我只參考歷史事件發生時對斯大林的描述。比如，斯大林的同僚們在1918、1922或1923年是怎樣評論斯大林的，我把這些內容加以分析整理寫入書中去——這些是當事人當時的觀點和想法，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明白在歷史發生的此時此刻他身邊的人是怎樣看待他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盡量還原一個真實的斯大林。

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有個名叫諾索維奇的前沙俄軍官，俄國內戰時他在察里津（后來的斯大林格勒）與斯大林共事，并留下了最早的關于斯大林的描述，這是1918－1919年。諾索維奇的文字給我們提供了難得的關于斯大林政治行為和性格的材料。1922－1923年，負責斯大林書記處運行的亞美尼亞人阿瑪雅克·納澤瑞提揚（斯大林最主要的助手）在與他的好友、高加索地區負責人奧爾瓊尼奇澤通信時描述了為斯大林工作的感受。

再比如，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1923年底的通信中曾談及斯大林。這些人都是與斯大林親密共事的人。加米涅夫此時認識斯大林20年了，他們于1903年初次見面，后來1904年加米涅夫還送給斯大林一本馬基雅維利《君王論》的俄文譯本作為禮物，他相當熟悉斯大林。那么，他在1923年夏如何談論斯大林？這些是我認為更加重要的材料。當然，這不是說流亡回憶錄中描述的斯大林都是錯誤的，那些對斯大林年輕時的回憶有一定真實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我們了解斯大林其人，但我只是不使用這些材料罷了。

有些流亡作者留下了對斯大林的心理分析描述，比如格魯吉亞孟什維克索索·伊萊瑪什維利，他在格魯吉亞的小城哥里從小跟斯大林一起長大，在同一個教區學校上學，后來又進入當地同一所神學院。1921年布爾什維克占領格魯吉亞后，伊萊瑪什維利流亡到德國，并于1932年用德文出版了他的回憶錄，描述他跟斯大林一起長大的日子。伊萊瑪什維利受到1930年代流行的心理分析理論影響，他回憶斯大林的父親常常暴打幼時的斯大林，斯大林也正是由于這種虐待而產生種種陰郁怨恨的心理情結，這就為他后來在占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倒行逆施墊下了伏筆。由此我想是不是還能從什么地方找到有關斯大林不幸童年的記錄呢？后來我找到了由貝利亞收集的一些材料。

貝利亞是斯大林后期的秘密警察頭子，他覺得通過重新加工歷史可以奉承斯大林，于是他把斯大林老家早年認識斯大林的人召集到了第比利斯坐在一起討論、回憶斯大林年輕時的情況。比如，替貝利亞負責筆錄的爪牙會說：“這樣不行，咱們得想想領袖當年是如何領導地下革命的！”旁邊這些人則七嘴八舌地說：“噢！對，對，是這么回事！”“還有他當年是怎樣在監獄里帶領獄友進行抗爭的！”“對呀！我剛才怎么沒想起來呢？！”貝利亞以為斯大林會覺得這些子虛烏有的情節很受用，但等到這些記錄送給斯大林過目時，斯大林卻不以為然，不讓這些內容進入正史。結果貝利亞雖然失算，但這些資料卻被送入檔案封存起來，直到1990年代才解密。

人們也許會認為，既然這些記錄以前都是機密，那么它必然是真的，就像那些原本是垃圾卻因為克格勃的銷毀而成為所謂持不同政見者的“藝術創作”的東西一樣。表面上看，貝利亞失算的拍馬成了所謂“真實”的歷史，但我們可以說很多這種軼事性的東西是經不起考證的。

        

澎湃新聞：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斯大林年輕時大概是什么狀況呢？

斯蒂芬·考特金：根據我掌握的證據，斯大林有一個正常、平凡、比較快樂的童年，他沒有經歷什么值得注意的暴力。換句話說，我認為斯大林的童年不能解釋他后來的行為。另外，雖說家境平庸，但少年斯大林卻是個十分努力的好孩子，他希望出人頭地，并且他的努力也在回報他。

他進入老家小城哥里的教會學校學習，在唱詩班里唱歌，他的老師幫助他進入當地的神學院，他還拿了獎學金。我們得明白，由于沙皇政府的禁令，沙俄的高加索地區是沒有大學的，當地最高等的教育機構就是高中和神學院，那里的畢業生有機會到帝國的其它地方接受大學教育。

在神學院的最初幾年里，斯大林仍是個好學生，成績出色，是老師的寵兒，甚至是老師監督其他學生的眼線。毫無疑問，此時的他正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但就在這時，他放棄了眼前的一切。為什么？為了社會正義。斯大林是這樣一個人——為了堅持理想經歷近20年的窮困，赤貧到一無所有，向身邊所有人懇求施舍，數次被放逐到西伯利亞。

        

如果你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你會知道西伯利亞的流放生活并不像后來布爾什維克們的革命浪漫主義標榜的那樣，那絕對不是一種令人向往的生活狀態，但是斯大林堅持了下來，這是因為他參加地下革命運動是出于對社會正義的信念。而這個信念的核心是沙皇政權如此邪惡，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地推翻它。

斯大林信念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個思想體系，這個思想體系告訴他為什么沙皇政權是邪惡的，它應該如何被推翻，并且如何在此之后建立一個理想的世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斯大林在神學院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他加入進步的學習小組，偷偷閱讀被禁的革命書籍。就這樣，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核心支柱，目睹著沙皇的暴政，斯大林在自己最初的革命導師——英年早逝的格魯吉亞革命者拉多·克茨霍維利的鼓舞下走上了地下革命道路。

二十世紀初，當大眾政治已經在西歐十分普遍，俄國的沙皇政權卻固執地禁止一切政治活動，哪怕是傾向或支持現政權的群眾政治活動，民眾沒有合法渠道表達任何政治主張。二十世紀初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卻有著十七世紀的帝王政治心態，反對沙皇的左翼政治向極端化發展恰恰是因為沙皇政權極端反動。

可以這么說，列寧和他的布爾什維克地下革命正是沙皇反動政權創造出來的極端對應體。在反對沙皇的革命浪潮中，斯大林作為職業革命者的信念變得越來越堅定。要知道，在俄國革命勝利之前，斯大林僅有過一個不到兩年的合法工作——第比利斯氣象觀測臺的氣象員，工作內容僅是采錄天氣溫度和狀況。這就是他唯一的合法工作，此后便是艱苦的地下革命生活。在他那個時代很多人都會參加革命，但其中大多數人會中途退縮、改變想法或放棄極端革命思想，但斯大林沒有，他越來越義無反顧地投身革命，他絕對是一個有思想、有信念的人。當然我們是否贊同他的思想和信念是另一回事。

        

澎湃新聞：那來自邊疆的小人物斯大林怎么可能獨掌大權呢，有什么時代背景？

斯蒂芬·考特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首先與俄羅斯的國力在世界中的地位相關。咱們先設想一下，如果你要成為一個超級強國，你選擇北邊是加拿大、南邊是墨西哥、東邊是大西洋、西邊是太平洋作為自己的地理位置，那么你會占盡地緣優勢；但如果你的左鄰右舍碰巧是迅速崛起的德國和日本、南北又是穆斯林中東和冰天雪地的北極，那么地理制約是很大的，直接影響到你內政外交的目標和策略。

還有一個問題是，俄國方方面面的制度性遺產，以及試圖去有效處理這個農業國家的農民問題。這個世界體系是沒有同情心的，不會有哪個國家說趁你們國家弱占你的便宜是不公平的。例如，我有海軍，你沒有，所以我不能用堅船利炮強行打開你的國門，告訴你應該如何按我的意愿行事——沒有任何國家會這樣做，我們所處的世界體系是殘酷的，沙俄必須與其他強國競爭以避免不被強權殖民，沙俄時代的政治家們一直試圖努力駕馭和壯大世界體系中的沙俄國力。

斯大林將在這個方面面臨著同樣的挑戰——如何在冷酷的國際環境中生存、壯大。這里還有一個重要情況，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沙皇俄國的參戰，這場戰爭顛覆了現有的國際秩序。沒有這次戰爭，像斯大林這樣一個來自帝國邊疆的小人物是沒有一點可能接近國家權力的。正是這場戰爭使現有制度失去了合法性，從根本上撼動了沙皇俄國的國家基礎，國家開始瓦解。這是大時代的背景。

澎湃新聞：斯大林是什么時候成為蘇聯的一號人物？

斯蒂芬·考特金：這個問題看似復雜，但其實并不難解釋。1922年4月的時候列寧仍是無可爭議的革命領袖，同時，列寧任命斯大林為黨的書記。事實上，黨的書記一職是列寧為斯大林設立的。這一點可以從列寧的工作筆記中得到確認，其它一些文獻也證明了列寧有意創設了這么一個職位。但這不是最高的領導職位，而是一個二把手職位。創設這一職位的目的不是指定繼承人，而是為列寧設置一個助手來處理政府的日常事務（編者按：列寧于1917年11月建立了蘇維埃人民委員會——相當于政府內閣，并任主席至逝世。斯大林在早期蘇俄制度的建設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針對一戰后的政治形勢，他最先提出聯邦制作為蘇俄國家的組織形式，但同時強調聯邦制的國家要服從非聯邦制的、統一的共產黨領導這一原則。斯大林的意見在1919年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得到確定）。

列寧選擇斯大林是因為看中了他的能力。其實早在正式確立這個職位之前，斯大林已經開始從事相關管理工作。注意這是1922年4月，1922年5月發生的事則是在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在斯大林成為黨的書記之后，列寧于5月突發中風，并在一定時期內失去了工作能力。現在的狀況是，最高領袖失去工作能力，而其二把手職位在一個月之前才設置出來，也就是說，斯大林繼承了成為集權者的潛力，但問題是他必須建立他的個人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