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不只是有趣的《自傳》

“至少對我來說，這是多姿多彩的旅程。這個從汕頭來的窮孩子，一頭扎進了對自然奧秘的探求，又有幸在其中有所收獲。這是他的傳記，希望你覺得有趣。”這是《我的幾何人生：丘成桐自傳》（丘成桐、史蒂夫·納迪斯 著，夏木清 譯，譯林出版社2021年版，下文稱“《自傳》”）正文的最后一段。

《我的幾何人生：丘成桐自傳》 丘成桐、史蒂夫·納迪斯 著，夏木清 譯，譯林出版社2021年版

《自傳》絕不只是一本有趣的書。數學家的自傳，說了數學發現中的各種事，對于想成為數學家的人，也有不少啟發。丘成桐先生是有數學諾貝爾獎之稱的菲爾茲獎得主，長期在哈佛大學任教，在數學和物理學領域都有重要貢獻。《自傳》可讀性極強，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學術界的許多趣事。

數學發現后面隱含著規律。數學的重要性不用多說。各類平臺的核心競爭力是算法，算法在很大程度上“掌控”著快遞小哥的命運，高科技也離不開算法。各種算法離不開數學。科技創新要求加快數學強國的建設步伐，就要尊重數學發現的規律。

《自傳》提供了不少企業家和社會人士捐款資助數學研究的案例，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數學的發展離不開政府投入。對于中國來說，就更是如此。我們不能泛泛而談，數學很重要，所以政府要加大投入。數學與其他自然科學研究相比，花錢較少，但這仍然要遵循規律。否則，再多的錢也可能打水漂。政府投入經費支持數學，績效如何？這不僅僅是財政治理問題，而且是專業治理問題。

專業治理的專業性，決定了一般人很難對此說三道四。術業有專攻，而當專業人士有分歧時，又該怎么辦？

科學研究充滿不確定性。誰能保證投入就一定會有產出，產出就一定大于投入？但是，遵循科研規律，成功概率當可大大提高。

研究不一定只賭一個方向，集中走的那條路可能是死路。不在一棵樹上吊死，才可能為后續發展提供機會。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此不要把科學發現的星星之火也滅了。留住星星之火的代價并不見得有多大，倘若如此，火種就更應留下。

《自傳》涉及中國要不要建超大對撞機的事。丘先生支持，楊振寧先生反對。丘先生是數學最高獎獲得者，在數學和物理領域都有貢獻；楊先生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在物理和數學領域也都有貢獻。聽誰的？專業人士意見不一致，對財政投入與否以及投入多少肯定會產生影響。

超大對撞機建不建的財政問題

超大對撞機建設本來只是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王貽芳院士為代表的主建派與以楊振寧先生為代表的的反對派之間的爭論。

2016年，楊先生發表《中國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對撞機》。概而言之，理由主要有二：一是花錢可能是無底洞；二是研究無前途。政府出錢來建，就是財政問題。財政投入無底洞，肯定需要小心謹慎，而且還可能擠占其他經費，可能影響民生發展，這更得小心。沒有前途的研究當然不能資助，財政也沒有理由在此花錢。但問題是有沒有前途應該由誰來判斷？

《楊振寧傳》（最新增訂版），楊建鄴 著，商務印書館2021版。

花錢是不是無底洞，這應該都聽正反雙方的觀點。為此，我從高能所官網上找到王貽芳院士對楊先生的反駁文章。關于財政經費預算，王院士從之前的經費預算執行效率入手，說明預算編制的可靠性，即不會有無底洞。關于研究成果方面的擔心，他也作了反駁。

這些反駁應該說都很有針對性，但反方會接受多少，未可知。無論如何，僅說此事美國行不通，再加上自己的看法，就要完全阻止項目進展，似乎還有可商之處。

《自傳》提及，中國、美國、歐洲和世界各地的學者都熱烈呼吁在中國興建全球最大、力量最強的粒子對撞機，它會是在瑞士日內瓦的大型強子對撞機的后繼者。丘先生推動其事，全因該計劃對中國對物理學都有利，亦有利于提升國際關系，甚至對數學也有好處。

在丘先生看來，基本物理（基礎物理學）的突破往往會給數學家帶來許多新想法，反過來，數學也促進物理學發展，二者相輔相成。這些努力從最細小，也是最基本的水平上去了解宇宙。

丘先生說，他不懷疑楊先生是一番好意，是要真心促進物理學的發展。老一輩學者該不該對年輕學者的研究施加這么沉重的壓力？這值得我們深思。丘先生認可中國人傳統敬老美德，同時也認為老年人不應過多地干預年輕人研究。中國和美國的學術界不同，美國絕大部分年邁學者不再企圖去影響年輕人的學術方向，但在中國，“愈老愈強”似乎是正道。

事實上，科學研究有很多不確定性。一個人見識再深，也不可能窮盡一切。《自傳》寫到希格斯玻色子的發現，標志著粒子物理的重大發現，說明之前楊先生所主張的粒子物理“消亡”的看法并不能成立。

再說，如今的主流在未來不見得還是主流，主流也是在不斷演變的。沃爾夫獎得主、數學大師陳省身先生在談好的數學問題時就涉及這一點。選什么問題進行研究，更應該關注未來的主流（張奠宙、王善平：《陳省身傳》（修訂版），南開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楊先生的科研成本意識其來有自。楊先生1972年7月4日下午在北京飯店第二次就“高能物理的發展與展望”座談時，就與中國物理學家的意見發生分歧。當時中國物理學家對于中國高能物理處于閉塞停滯狀態非常擔憂，希望迅速建造大的加速器，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并以此培養高能物理學人才。楊先生對建議用巨額經費建造大型加速器持堅決反對態度。他說：“拿幾千萬美元的投資來發展高能加速器，從中國工業發展來看，我很難投票贊成。”當時有一位物理學家生氣地說：那我們就這樣一直與國外保持很大差距？楊先生的原因從財政學的視角上容易理解，中國當時的經濟狀況和財力，奢談大型加速器實在不現實。而且，楊先生更加擔憂當時中國高等教育幾乎完全停滯，各門學科后繼人才都嚴重缺乏。楊先生還提出在中國科研經費匱乏的情況下，應發展不要花大錢的科目，如拓撲學的研究等。（《楊振寧傳》（最新增訂版），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第501-503頁）毫無疑問，這樣的成本意識有助于提高財政資金的績效。但是，具體怎么做還得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一個科研項目的目標在未來能否全部實現？如果能實現，這是再理想也不過的事。如果實現不了，那么這是不是意味著竹籃打水一場空？不見得。《自傳》中關于弦理論發展的闡述，可以提供一個佐證。在丘先生看來，弦理論對物理學和數學已有許多意想不到的貢獻，就算弦理論最終成不了大自然的終極理論，至少它是邁向目標的一步，而且，這套理論已有許多有趣結果，讓人們贊嘆不已。總之，就算到了最后，弦理論不能達到人們對它的期望，也不能視之為失敗，畢竟弦理論所引發出來的數學發展可以說是劃時代的。我想，超大對撞機項目即使不能實現最初設定的目標，也未嘗不可能有這樣的結果。這些成果與投入進行對比，當有較為明確的可行性方案。

遵循科研規律，財政資金才可能有真正的績效

科研除了資金投入之外，還得遵循科研規律，否則，錢花了，就可能一點正面的收獲都沒有。丘先生是如何辦數學中心的呢？找人是非常關鍵的一步。在清華建立數學研究中心，丘先生的找人思路和楊先生也不一樣。楊先生傾向以重金聘請名家短期訪問，丘先生以為此法從來成效不彰，且不利于中國數學的健康發展。

丘先生在與清華校方再接觸之后，獲準自主找人。在他看來，大學聘請數學人才，應用一致的標準。由于數學是他的本行，這領域招人的事務，應該由他統籌，不久就找到一批不錯的人作為班底。花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重金投入不見得有持久效益。重要的是激發科學家的創造力，相信科學家，讓科學家在其中發揮更大作用。想想看，專業領域內部都可能有分歧，那么僅僅只有其他某一方面專長的人士，豈能保證財政資金投入的高效益？

丘先生說，在他所辦的數學中心，做法與其他中心不同，采取一種任人唯賢方法。如果資源得到保證，便可以持續地干下去，所以要努力不懈地向私人募集經費。這些中心以年輕數學人才為主，年輕得還不會打當院士的主意。他要他們以出色的研究成果為回報，和名利或其他動機無關。相比之下，國內一些機構，只是以找“帽子”為導向，按“帽子”發薪水，本來就是與教學科研背道而馳的。關鍵是找到有潛力的人才，并創造條件激勵他們做事。

《自傳》也有功敗垂成的案例，關于在UCSD（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建立一個很強的數學系。丘先生曾為此用心，力圖打造一個高水平的應用數學中心，但最終其他因素干擾，未能如愿。他用了一個那老掉牙的笑話來自嘲：“換電燈泡需要幾個人？”“一個就夠了，但是要電燈泡想被更換才行”。

《自傳》附錄部分，丘先生寫道，“我少時受到父親的鼓勵，對求取知識有濃烈的興趣，對自然的現象和規律都很好奇，想去了解，也希望能夠做一些有價值的工作。”科學探索是為了發現，如果方向偏了，只是為發表而發表，那么真正的好數學好成果是不會出現的。丘先生的父親丘鎮英老先生，1935年畢業于廈門大學經濟系，后留學日本，也曾在廈大短暫任教，最后轉至香港。

《自傳》獻給母親和父親，目錄前插頁有“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 幾何人生，人生幾何。”兩行字，讀來令人百感交集。《自傳》是人生之書，傳主的主要研究領域為幾何，構成了幾何人生；人生，又是無人能夠預知的，人生際遇，是貴比汾陽，還是其他，也許只能等到蓋棺之后才能說出一二。

《自傳》談到丘先生所經歷的數學界的種種有人的地方就有的事。學術界不見得就全是圣殿，理解學術界，學術界才可能有更好的生態，而這是科技進步所不可或缺的。

“我尚未有高掛直尺和圓規的打算。……我也不想賴著不走，到老來發表一些不及格的證明，令同事和朋友尷尬。當再無法做研究時，我會專注教學。”這是丘先生對自己未來的期許，對于我們處理好科研和教學的關系，對于相關的財政投入問題，當有重要的啟示。

（作者楊志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財貿經濟》《財經智庫》副主編，著有《新中國財政政策70年》《大國輕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