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章開沅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他在辛亥革命研究、張謇研究、中國商會史和教會大學史研究、南京大屠殺歷史文獻研究等領域都有開創性的學術貢獻，學高識闊，著作頗豐。由他主編的《辛亥革命史》曾享譽海內外學術界，得到學者的充分肯定和尊崇。

       2015年，恰值章開沅先生九十壽辰，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于7月出版《章開沅先生九秩紀念文集》，文集收錄章門弟子以及學界友人撰寫的紀念文章。經出版社授權，澎湃新聞選取四篇發表。

我與章開沅先生，不是師生的師生

        得朱英兄示，《章開沅文集》即將出版，聞之欣喜不已。

        開沅先生其實是我的業師，雖然為時不長。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念書時，適先生在鄰近的普林斯頓神學院訪問研究（1990-1991學年），林蔚（Arthur Waldron）師遂請先生客座，給歷史系研究生開設辛亥革命的討論課，我便在那里師從先生。剛開始彼此不熟悉，記得先生某次還笑瞇瞇地說，這個繁體字我們羅先生恐怕認不得吧（蓋那時在美國念書者不少是學英語出身）。我印象很深的是，先生一開始就講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像我這樣有點叛逆傾向的，在國內便對此不以為然；而先生在美國特別講此，并不“入鄉隨俗”，倒讓我很佩服。

        后來過從漸多，課外也時常請益，真是獲益良多。那時曾寫關于“二十一條”的論文，便曾得到先生具體的指教。受教之余，遂產生了回國后追隨先生到華中師大任職的想法，并曾向先生提及。先生大概以為我是說客氣話（那時擬畢業后回國的確實不多），僅漫應之。后來我將畢業，先生確知我要回國，乃托曾在普大進修的陳時偉兄帶信，歡迎我去華中師大。但人生緣分，有時就慳一間。陳時偉兄那時已就讀華盛頓大學，恰遇他導師轉校，隨往哈佛，自己也在奔波之中，信帶到時，已是半年以后，其時我已確定回母校四川大學任教了。

        長時間追隨的機會雖然失去，短期的師生之緣卻一直是我珍貴的記憶。因國內多以在某師名下念過學位視作列入門墻的標準，我亦恐有辱師教，故未敢公開表出這一段師生之誼，謹在私下通訊時以師相稱而已。

        2005年先生八十華誕，華中師大曾開學術研討會慶祝，我才首次在拙文末尾略及這一淵源。開沅師此后仍誨我不倦，一直關注扶掖我的學術“成長”。前輩風范，感人至深！同時，先生的學問言說，更直接影響著我的治學。每讀先生文字，或有機會面聆雅教，便有所得。

“走出中國近代史”：在大語境中真正“見其大”

        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全局發展，是先生的持續關懷之一，而先生總是能預見到發展走向的問題和可能性。他在2001年便明確提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出路，在于“走出中國近代史”（見章先生2001年10月3日在華中師大近代史研究所座談會上的發言）。這是一個宏觀的指導性意見，針對的大概是一些學者以為中國近代史的重大問題已經研究得差不多了，同時也隱約指向那些除了自己特定專業便“目不斜視”的學者。

        近代史的重大問題和一般問題，都還大有研究的余地。而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一定要放在“古今中外”的大語境中思考和推演，才真正能見其大。不熟悉宋以來的歷史，很多清代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就很難認識得清楚；而清儒素重漢學，讀書識字的功夫超越昔人。在此風氣的熏陶下，即使像梁啟超這樣有意面對一般人立說者，也隨時都在引經據典。若不熟悉其并不注明的引文，幾乎無法了解其言說的實際所指。而近代中國受西方以及日本的影響之大，更已達到“眾所周知”的程度。盡管如此，相當一些學者并不熟知近代西方和日本的發展，大大束縛了其對中國事務的判斷。可以說，“走出中國近代史”實在是最有針對性也最具啟發的提醒。

就事而論，應該有更深遠寬廣的關懷

        先生是立德、立功、立言兼具的學人，年輕時便有報國救亡的經歷，聽說后來也幾次有“大用”的機緣，卻因常出“真言”，都擦肩而過。惟人生之閱歷，總蘊涵于學問之中。先生的史學，便向以識見和裁斷著稱；即使討論具體史事，也都逾越所謂“就事論事”的層次，具有更深遠寬廣的關懷。

        例如，清季同盟會等革命黨人雖已有三民主義的觀念，但多如戴季陶所說，往往側重于其中排滿的民族主義一端，可說是“一民主義”。川人雷鐵厓于1907年便曾說：“中國之亡非亡，定于漢人之為主與否。歷朝易姓而漢人不易，故中國不亡。若中國之君而為異族，則中國決定為亡國。”以今日的后見之明看，這段話是有些“種族主義”成分的。但先生在引用后指出，那時的革命者認為“只有‘亡清’才能建立新中國”，故其“倡言‘亡國’是為了革命‘亡清’”（《辛亥革命時期的社會動員——以“排滿”宣傳為實例》，《社會科學研究》1996年5期）。這就透過言說本身看到了立言者的言外真意，從而點出了當時相當一批人言說的實際指向。

        這還只是先生“了解之同情”取向的一個小例子，在同一文中先生更指出，在二十世紀初年，中國已初步形成了一個“以上海為中心的具有相當規模的信息傳播網絡”。以留日學生為主體的革命黨人非常注意利用這既存的信息網絡，而上海也正是以東京為中心的留學生輿論在中國大陸的轉口集散地。結果形成一個傳播革命輿論的“東京—上海軸心”（同上文）。竊以為這個“軸心”或不止于傳播革命輿論，當時與革命黨人競爭的言說群體，大體也存在類似的“軸心”。若依先生的提示，把更多的注意力由“東京留學生的宣傳活動”轉向“上海和江浙地區進步知識分子的輿論工作”，無疑會促成晚清史研究較大的新突破。

        先生并注意到：1903年時的上海新人物，正因“他們面向未來，因而敢于否定過去”（《論1903年江浙知識界的新覺醒》，《辛亥前后史事論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181頁）。這更是一個了不得的睿見，不僅適用于辛亥革命前的趨新人物，大體也適用于進入民國后相當一段時間里各式各樣的趨新人物。中國讀書人從清季開始的反傳統傾向，基本都可由此視角去認識和理解。

        上面只是擷取先生并非“代表作”的兩篇小文中的見解，已如此振聾發聵。類似的睿見，在《章開沅文集》必隨處可見。則文集的出版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意義，也就不言而喻了。

        先生有一句眾皆熟悉的名言：“歷史是已經劃上句號的過去，史學是永無止境的遠航。”《章開沅文集》的出版，是先生史學遠航中的又一步。對先生個人而言，或類似水手的“航海日志”；對后輩學人來說，則不啻船長的“行駛海圖”。愿與《文集》的讀者分享先生這句言簡意賅的話，彼此共同努力，在史學的瀛海中續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