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章開沅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他在辛亥革命研究、張謇研究、中國商會史和教會大學史研究、南京大屠殺歷史文獻研究等領域都有開創性的學術貢獻，學高識闊，著作頗豐。由他主編的《辛亥革命史》曾享譽海內外學術界，得到學者的充分肯定和尊崇。

       2015年，恰值章開沅先生九十壽辰，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于7月出版《章開沅先生九秩紀念文集》，文集收錄章門弟子以及學界友人撰寫的紀念文章。經出版社授權，澎湃新聞選取四篇發表。

        我個人對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始于1969年。當時，中國正經歷著“文化大革命”，有關中國歷史的嚴謹研究因此停滯，而美國學者則根本無法來中國大陸學習。如同其他西方學者，我的研究只能在香港和臺灣進行。通過閱讀20世紀50年代中國出版的資料及索引，我發現很多資料只有在中國大陸才能找到。同時，也發現了由一批滿懷熱情的中國學者開展的中國近代史的扎實學術研究。因此，1979年中美兩國邦交正常化的大幕一拉開，第一撥中外學者的交流就上演了。我成為了第一批來華進行歷史研究的美國學者之一。這也是我和章開沅教授在1980年見面的緣起。

        那年抵達武漢之時，正值春節假期，自然是一個不方便安排接待的時候。然而，章先生無論是與我見面，還是討論中國辛亥革命研究，以及“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國大學如何恢復正常的工作，都十分親切，毫不見外。當時，章先生和林增平教授合編的《辛亥革命史》即將完工，他本人對辛亥革命這個主題的駕馭程度遠超我的想象，不禁讓我覺得自己像是剛入門的學生。

        在漢期間，我還了解到，他曾經在北京圖書館看過我的拙著《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的原版（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并慷慨地推薦到中華書局，使其得以翻譯出版。后來，他又為該書的中文版慷慨提筆作序。可見，我個人對于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能夠為中國讀者所知，實際上得益于章先生的大力引薦。我對此永懷感激之情。

        我對于章開沅先生個人事業的另一次重要理解和認識是在1987年中山縣舉辦的關于孫中山先生的國際會議上。相比1979至1980年我首次來華訪問，當時的中國學術氛圍生機勃勃，與會學者可以更加公開地討論和辯論他們所關心的問題。有一次晚宴上，章先生建議我見見他的兩位研究生。當天晚上，兩位年輕人就來到我入住的酒店房間，他們就是馬敏和桑兵。說實話，我現在已經不記得我們那天晚上討論的細節了，不過我清楚記得，那天晚上我們聊了很久，并就如何開展中國近代史研究進行了廣泛討論，包括研究哪些課題，如何提出問題，哪些是重要問題，使用什么研究方法等等。

        那次討論讓我感受最深的一點，就是章開沅先生在華中師范大學歷史系（當時未成立歷史文化學院）營造的嚴肅和認真的學術氛圍。兩位年青學者的研究結論都是通過對史料的嚴密考查和對史料內容及意義的透徹詮釋而得出來的。顯然，他在鼓勵他的學生了解歐美和日本學者關于中國研究的研究內容，使他們在透析盡可能寬廣的領域和方法之后，做出自己正確的選擇。正是通過那次長談，以及后來多次和章先生的其他高足接觸，使我明白了并更加清晰認識到：通過章先生的指導及個人示范，他培育和培養了一批學者。這些學者開拓了我們的眼界，讓我們對于中國近代史有了全新的理解。

        在我學術生涯的頭二十年，我沒有機會帶博士生。在俄勒岡大學，學校既沒有足夠的研究生經費，也沒有相應的圖書館資源來開展中國史研究生項目。直到1990年，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給我提供了一個職位，我才得以和我的同事畢克偉（Paul Pickowicz）一起開設了中國近代史專業博士學位項目。經過一年多的規劃和籌備，我們在1991年和1992年間迎來了第一批博士生。但是，說實話，我們當時真不知道怎么帶博士生。特別是如何開設《中國近代史史料學》這門課，我們無從下手。雖然我1965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上過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開設的中國近代史史料學，但是那個大綱已經完全過時了。萬幸的是，正在那年，章開沅先生來美國訪學。在他結束了耶魯大學的研究工作后，我們有幸邀請他到圣地亞哥分校協助我們建立新開設的研究生專業。

        我第一次給博士生開設了《中國近代史史料學》課程，當然，那次是我和章先生聯合授課的。他給我了很多寶貴的指導，指出新近出版了哪些史料、哪些書目和索引可供使用，以及可以參考哪些工具書。我們的學生有機會請教章開沅先生，他也就學生們的研究課題提供了專業、中肯和細致入微的建議，并指導他們如何開展研究。我可以毫無保留地說，如果沒有章開沅先生的慷慨支持，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中國近代史專業研究生項目就不可能取得它所獲得的成功。

        就我個人而言，更重要的一點是，在圣地亞哥分校的那一年，章開沅先生除了是我的學術長者，他和他的夫人還成了我們一家的摯友。當時，我事務纏身，對于這位高級訪問學者招待不周自是不言而喻。不過，我們利用午餐和晚餐的等機會多次見面。每次交流，我都被他的睿智所打動。章先生言語不多，但每次談話都是思想縝密，句句真言，很有分量。即便他不贊同你的觀點，也不會直接反駁，而是很禮貌地建議你從問題的其它角度再去思考。

        鑒于他在中國漫長的學術生涯，我們不難想象他經歷過的挫折和困難。可是在他身上，你絲毫看不到半分的埋怨和不滿。最重要的是，他總是面向未來。無論道路如何崎嶇坎坷，他總是堅信未來可期，充滿光亮。

        最近幾年，我有幾次機會回到華中師范大學訪問，現在還受聘成為中國近代史所兼職教授。在華師，我又看到章開沅先生身上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和能量。現在，他經常來辦公室會見訪客，撰寫文章；還一口答應為我的新書《葉：百年動蕩中的一個中國家庭》作序。序言洋洋灑灑，言辭周密而親切。他對于華中師大，近代史所以及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摯愛與執著絲毫沒有因為歲月消減分毫。無論是作為學者、教授和個人，章先生都永遠是我學習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