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吳冠軍接受澎湃新聞專訪。他認為，當下不少學者屬于“自嗨”，大學也成為“高級職業(yè)培訓所”：大學生雖然在學專業(yè)知識，但并不了解自己為什么要學、學了有什么用。

6月23日，吳冠軍接受澎湃新聞專訪。

真學問“從生活中來，到生活中去”

        澎湃新聞：什么是“介入日常生活的學術”？是說學者從日常生活中發(fā)現問題？還是說學術成果要能“接地氣”，解決現實問題？

        吳冠軍：其實這兩層含義都有。我做學術有二十年，自己的經驗告訴我治學有兩條路徑：一個我稱之為“知識性地治學”，另一個我稱之為“存在性地治學”，它們分別對應著治學的現代進路和古典進路。前者出來的是外在性的、作為了解對象的“知識”，研究者可能看了很多典籍、了解了許多術語；而后者我們中國人有一個很好的詞，“學問”。學問和知識并不是一回事，我們經常用“通透”、“浸潤”等來形容學問，它是知識真正進入生命后的形態(tài)。

        我舉例哲學。哲學最初不是一個學科，它是生活的方式，是inquiry about everything in life。不管是蘇格拉底還是孔子，他們沒有大部頭論文，也沒有術語、“黑話”（jargons）。比如樊遲問仁、子游問孝，又比如蘇格拉底隨便就在廣場上拉一個人問什么是正義、什么是虔誠，這樣的對話都源于他們在生活中體驗到困惑，這樣出來的才是學問。學問永遠是涵泳在日常生命之中。

        澎湃新聞：那你怎么看待一些偏冷門、小眾、離生活比較遠的人文學科？

        吳冠軍：“學科”是現代框架下的看問題方式，以前沒有這樣的學科壁壘。我們不會說社會學學問，只會說社會學知識，學問先天就是反學科性的，所以我們用“通透”來形容學問：所謂“通透”，就是沒有壁壘，盡情地奔流，用孟子的話說“上下與天地同流”。今天評“XX學者”，還要先選是從哪個“學科口子”去申報，所以怎么能出來真正學問家？真學問恰恰是無學科式的思想實踐。

        澎湃新聞：在書中，你舉了齊澤克的例子說明他是一位“讓學術介入生活”的榜樣。比如他的分析對象會從好萊塢電影、暢銷小說、到社會時事、八卦緋聞、再到網絡虛擬生活、電腦游戲、飯桌上的政治笑話乃至黃色笑話，甚至是日常生活中最私密的性與愛。那學者們究竟怎么做，才算不僅是研究知識，而是達到“無學科式思想世界”的境界？

        吳冠軍：之前在季風講座，我問有多少人讀過五本以上哲學類書籍，不少人都舉手了。我接著又問有多少人覺得這些書真正影響了自己生命，舉手的一下子少了許多。讀過書的人可以拋書袋（炫耀看過多少書），但未必能回答“我為什么要讀這些書”、“這些書對我有什么影響”。換言之，學問的高低不在于能張口噴出多少術語，而在于有沒有使這些術語同自己的日常生活發(fā)生存在性的關聯（existential connection）。

        對我而言，學問的起點，就是生命中有癥結、有焦灼、有苦痛，有沖突，學問起于學者對自己當下生活狀態(tài)的反復追問，否則不可能產生屬于自己的學問，通貫浸潤自己生命的“知”。如果書本上讀來的知識沒有同自己生命發(fā)生存在性的關聯，那它就永遠是外在的，成為不了你的學問。

        比如有的學生告訴我，他讀不下去某本書，我說你那你不妨先放下。不是說這本書不重要，而是目前這本書同你當下生命沒有形成關聯，沒有存在性“入路”而只能知識性地“硬啃”，“事倍功半”不說，即便讀了也不知其中真味。

        澎湃新聞：你借用馬克思的第十一條論綱說明“學術改變世界比解釋世界更重要”，你認為學者可能如何改變世界？

        吳冠軍：如果用剛才我說的做學問的方式來重新解釋世界，那就是改變世界。就怕是學者沒有內在的洞見，而純粹做一些外在性、機械性的復述，有的甚至連這個工作也做不好。沒有新的視角進行解釋，那么一點意義也沒有。

        學者其實很少有機會大刀闊斧地直接改變“世界”，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比如學者怎么改變銀行的監(jiān)管系統(tǒng)？但是學者恰能通過批判性分析，重新解釋當下的銀行系統(tǒng)，讓人們了解原來天經地義的監(jiān)管方式還有很多問題，了解金融危機是怎么出來的。

        換言之，重新闡釋一件事情，改變人們對世界的看法，那就是在改變世界。馬克思不過是新提了“無產階級”、“剩余價值”這些詞，人們再去看世界的眼光就已經不一樣了。

“自嗨”學者與“迷茫”學生

        澎湃新聞：那么按你對學者的要求，現在的學者有哪些不足？

        吳冠軍：我的朋友張念告訴我，此前同濟大學開了一個現象學會議，來旁聽的學生只有三個。有一個學生在微信里吐槽說聽了一天什么也聽不懂，很浪費生命。其實我要說許多發(fā)言學者彼此之間也聽不懂，黑話術語再經過不同譯者的翻譯，就是同一個圈彼此對話都頭暈。當現象學學者納悶為什么沒有人來聽的時候，不正是應先反問下自己，別人為什么要來聽？你所搗鼓的現象學，和當下年輕學子的現實生活有任何相關嗎？能為他們生活中的存在性痛苦，包括失戀、生活壓力、人生方向等構成任何關聯嗎？

        在這個意義上，我完全可以說現在學術是一個小圈子的人自我陶醉的話語游戲。盡管滿嘴操持著很多術語，好像學問很高深，關起門來個個都是大師，也有一些學生圍著而感到很滿足。學術界就變成一個黑話公社。如果說連95%的人根本聽不懂你，對你所說的學問也沒興趣，那學術根本就不可能影響世界，下降為一種小圈子玩的東西，英語叫cult，比如有玩古玉的群體、集郵的群體，玩魔獸世界的群體，甚至海天盛筵的群體，只要不違法，憑什么比你搞現象學的群體低檔，大家各玩各的，彼此“自嗨”。

        我可以說，今天人文社科界的大部分學者，包括一些極大牌學者，他們做得好的也只在“知識性治學”層面上。他們有很多知識，是專家，但不是學問家。之所以今天教授被稱為“叫獸”，學界也丑聞不斷，因為他們并沒有真正把學術和他們的生活聯系到一起。

        韋伯說“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沒有靈魂就是因為這樣的知識并沒有對其生命之質發(fā)生作用。現在學術圈，很流行“搶地盤”，先看某個領域有沒有人研究、再看研究對象有沒有前景，最后硬啃下來，成為某個學科領域的專家，是故今天有各種海德格爾專家、施特勞斯專家、齊澤克專家……這樣的治學最多只是一個長年累月謀生的工具。當學者所讀之書不對其生命發(fā)生影響時，那他比魔獸世界之流、海天盛筵之客又高到哪里去呢？教授中有許多叫獸，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澎湃新聞：你說學生難以把知識和生活關聯起來。事實上，很多大一新生入學就從概論學起，有說不喜歡專業(yè)的，也有畢業(yè)說專業(yè)無用的，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的教育方式也有問題？

        吳冠軍：是的。很多國外一流大學，本科的前兩至三年是不分專業(yè)的，社會、歷史、政治等各通識課對所有人開放。學生經過充分的通識浸養(yǎng)，才知道什么是自己最想學的，什么是自己這輩子想做的，然后才能進行選擇。但我們現在的大學實際上就是“高級職業(yè)培訓所”。高三學子畢業(yè)前就開始填專業(yè)，但他們怎么知道要報考什么專業(yè)？往往就按照社會上高“錢途”的填。

        而到了課堂，上課一小時，五六十乃至上百人在一個教室聽老師一個個“知識點”，但是為什么要了解這些“知識點”，跟他們生活存在什么關系？大學課堂里完全不涉及，學生和老師沒有真正在生活中進行對話。孔子對每一個學生的提問，都能根據其生命狀態(tài)做出不同的針對性回答。但現在國內的大班教學，老師往往除了每次都坐第一排的少數幾個，一學期下來完全不知道自己教過哪些學生。

        古典和現代的差別就在于：古典學問的起點在于日常生活，而現代知識的起點直接就是書本；大學提供的是一個從書本到文憑的短路，完全和日常生命無關。大學里多的是“自嗨”學者與“迷茫”學生，唯獨缺少的是生命性的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