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82年，隔絕30多年的兩岸歷史學界有了第一次正式對話的機會，系應美國亞洲協會的邀請赴芝加哥參加年會。章開沅先生在個人文集中回顧了這次歷史性的會晤。

章開沅

1982年4月初，亞洲協會在芝加哥舉行規模盛大的年會，并邀請海峽兩岸學者參加專門討論辛亥革命的分組會。這是兩岸中國學者第一次正式會晤，因此引起國內外廣泛的關注。

雙方都派出較強學者陣容出席會議。我們由胡繩領隊，趙復三、李澤厚、李宗一和我同行，翻譯是陳德仁(女)。基本上由中國社科院人員組成，院外人士是胡繩與我。臺灣方面由曾任國民黨中央副秘書長的秦孝儀任團長，成員為李云漢、張玉法、張忠棟、林明德，翻譯則由其北美關系協調會就地派出。

宴席上的“第一次正式對話”

實際上，我們與臺灣學者在舊金山機場候機時已經相互看見了，因為雖然分別從北京和臺北出發，但都是在舊金山轉機，而且是搭同一班機前往芝加哥。不過由于隔絕已久，且以座位相距甚遠，也沒有交談機會，但主要還是因為雙方都有些矜持，誰也不愿首先伸出友誼之手，或說第一句“你好”。倒是作為東道主的亞洲協會中國委員會非常周到，他們特地于會前在唐人街中國餐館一樓宴請兩岸代表，為我們提供比較輕松的結識與交談的機會。

為表示平等相待，宴設兩席，每席各有主賓，一為胡繩，一為秦孝儀。我不知東道主事先如何考慮，胡繩作為主賓那一桌囊括了幾乎全部兩岸中國學者；而秦孝儀作為主賓這一桌，卻只有我作為大陸學者奉陪，其余全是美國人或其他西方人。我又恰好被安排坐在秦孝儀旁邊，即使出于禮儀也非交談不可。看見胡繩那桌兩岸學者談笑風生，內心羨慕不已，頗想與秦交談幾句。但我有個怪脾氣——小民怕官，不大愿意獨自接觸高層官員，能避開就避開，雖共產黨高干亦不例外。只有與胡繩相處(我們還曾合用過一間臥房)感到非常輕松，因為他毫無官氣，平易近人，虛懷若谷，在對外學術交流方面，對我完全信任。但秦孝儀不然，大約是在所謂“先總統蔣公”身邊工作太久，耳濡目染，熏陶甚深，他的言談舉止使我立即聯想起新中國成立前那些國民黨高官。因此我沒有主動攀談，而是與外國同行寒暄說笑。秦孝儀不會說英語，與同席外國人又素不相識，可能有點感到冷落，便乘我夾菜時詢問籍貫、學歷等等。聽到我說原籍浙江，他故作高興狀，連說貴地出人才，出人才，例如陳氏叔侄、朱家驊、戴季陶等等。我也向他請教，他說是湖南人，我也作為回應恭維湖南是風水寶地，出了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等等。他知道我是有意開玩笑，便把話題岔開了。我問他想不想回長沙重新品嘗火宮殿的臭豆腐，他略有沉吟便笑著說：“現在恐怕時機還不成熟吧!”

這就是隔絕30多年以后，兩岸歷史學者之間的第一次正式對話。散席后，我問二李(澤厚、宗一)那席為何談得如此熱鬧，他們說主要是臺灣學者打聽故鄉和親友情況，所以可談的話題就多了。這樣的交流，自然可以為學術討論增添若干親切感。

章開沅與胡繩、李宗一參加芝加哥辛亥革命學術討論會后，在華盛頓美國國會前留影。

圍繞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交鋒

但雙方對討論的準備卻不夠充分，因為都是在開會當天才看到對方的論文，而且那天活動頻繁，來訪者又較多。說來簡直使人難以相信，直到這天上午，胡繩才通知我擔任大陸方面的答辯人，而且也沒有交代應該注意什么問題。這大概是胡繩特有的大而化之的領導作風，對同事充分信任而又放手。他對你的信任建立于平素的了解，既經信任便決不輕疑，斷定你一定能夠出色完成任務，因而這種信任的本身便構成激勵與鼓舞。所以我沒有再作詢問，便關在房內獨自看臺灣學者提交的論文，雖然時間很緊，但大體上已心中有數。

我們的分組討論會預定在晚間9時開始，地點是棕櫚賓館的大會議廳。但晚上7時便開始有人前往等候，及至雙方代表和外國評論員入場時，可容納五六百人的大會議廳早已坐得滿滿的，后來的人只有坐在階梯過道地毯上。兩岸學者和外國評論員上臺后，按英文姓氏字首順序坐成一長排。我的姓氏字首是Z，所以坐在講臺最左側，與大陸學者完全隔開，無法隨時交換意見，會上只有靠自己即席發揮。

根據東道主的事先安排，外國評論員逐一評述兩岸學者提交的論文后，便由雙方答辯人作出回應。我首先答辯，由于英文口語早已丟生，趙復三見義勇為，主動為我翻譯，他那一口地道牛津英語，為我的發言大增光彩。我的發言限定只有五分鐘，還得包括翻譯時間，所以必須非常簡練。共談三點：(1)感謝評論員的中肯評述。(2)發現兩岸學者論文有許多相通之處，如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孫中山在革命中的地位與作用等；如果臺灣學者同意，我主編的《辛亥革命史叢刊》可以全文發表(全場熱烈鼓掌)。(3)張玉法主張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并批評大陸學者的“資產階級說”，我不能同意，并指出分歧產生原因有二：一是方法論不同；二是資料運用有差異。

我的發言事先沒有寫成文稿，又未與趙復三交換過意見，但他即席翻譯，譯意確切，措辭典雅，所以有的海外報紙稱贊為“珠聯璧合，相得益彰”，多次博得熱烈掌聲。

接著臺灣方面由張玉法代表答辯。他當然要為“全民革命說”辯護，但可能也是由于英文口語業已生疏，只能重復其論文已經表述的五個要點。隨后是自由發言，臺下聽眾提出問題頗多，張玉法與我都多次回答，臺灣學者張忠棟等亦曾起來答復質疑。我很希望其他大陸學者也能起立回應，為我稍解勞累，但他們始終平靜地坐著，讓我唱獨角戲。

最后由胡繩、秦孝儀分別做總結發言。胡繩豁達大度，從總體上肯定了此次會議所取得的成果。秦孝儀的發言卻顯得意識形態性頗強，說什么研究辛亥革命必須以“國父學說”為遵循云云。末了由主席略致數語，肯定成績并感謝大家之后即行散會，時間已是晚上11點鐘。

平心而論，這次討論不算深入，爭辯也并非激烈，雙方都彬彬有禮，保持相當的克制。其實東道主的指導思想本來即系如此，心平氣和地討論學術問題，這本身就是一大突破。他們唯恐激烈爭論將會引起感情上的傷害，所以限定兩岸學者答辯發言五分鐘，自由發言只有兩分鐘，很難有所展開。但會場情緒倒是始終熱烈高昂，很多聽眾都是從外地趕來參加此次盛會的。

散會以后，我們原本還想與臺灣學者個別交談，不料立即被臺下聽眾擁上包圍，臺灣學者則在秦孝儀率領下匆匆離去。唐德剛等華裔學者似乎興猶未盡。龍卷風似的把我拉到樓上一間較大的客房，二三十人聚在一起飲酒暢敘，共慶會議圓滿結束。時間已過子夜，我正擬回臥房就寢，年逾古稀的華裔資深學者鄧嗣禹又把我拉到他的房間，用濃重的湖南鄉音說：“今晚我一定要與你同飲。”隨即拿出從東南亞帶來的小食，與我邊吃邊談。談話的內容我已毫無記憶，但那濃郁的鄉情與誠摯的祖國關懷使我心醉更甚于酒醉。回到自己的臥房，已是凌晨2點多鐘了。

會后余波

事情本來到此已經了結，但海外眾多中文媒體的報道卻有各自的傾向性。也許是由于新聞界對大陸學者的表現好評太多，秦孝儀感到非常不快，于是對好幾家臺灣報紙發表談話，蓄意對大陸史學有所貶抑。同時，臺灣有些記者也未能持公平態度，對我們的學術見解(主要是“資產階級革命說”)作許多曲解與攻擊。海外有些友人對于這種做法極為不滿，把有代表性的報道和文章復印寄給我參考，免得我挨了罵還蒙在鼓里。我感到有正面回應的必要，以免以訛傳訛，混淆視聽，便寫了《關于辛亥革命性質問題——兼答臺北學者》一文，在《近代史研究》公開發表。此文主要是用大量史料從不同層面論證辛亥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同時指出臺灣某些學者由于資料與方法論的局限，以致進入認知的誤區。同時，我也用稍許筆墨諷刺了若干報道執筆者的無知與幼稚。這可以看成是會后的余波。

但芝加哥會議的影響畢竟是深遠的。甚至在事隔十多年后的今天，不少海外同行見面時還說：“我們是在芝加哥會議時才認識你的。”斗轉星移，時過境遷。即令是先后擔任過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主委的秦孝儀、李云漢，也漸漸淡化了昔日的芥蒂。1993年冬在臺北重逢時，他們稱我為“芝加哥的老戰友”，把酒憶舊，笑談盡歡。同胞情誼畢竟超越了歷史恩怨。

        （本文節選自《章開沅文集（第八卷）》，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6月。原標題為《芝加哥會議：兩岸中國學者第一次正式會晤》。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刊發，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