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溫州最著名企業正泰集團舉辦主題為“‘創業文化’的溫州實踐與時代價值”的首期“正泰文化大講堂”，邀請復旦大學教授、央視百家講壇主講人錢文忠，以及被全國政協常委、浙江省工商聯主席、正泰集團掌門人南存輝稱為“溫州模式最認真的觀察者、最深刻的研究者、最熱心的呵護者”的知名財經作家、東方早報（澎湃新聞）副社長胡宏偉擔任主講嘉賓。

        今年是溫州模式問世30周年。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報》頭版頭條刊發題為《溫州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的長篇報道，并配發評論員文章《溫州的啟示》。這是“溫州模式”首次見諸媒體，被公認為是“溫州模式”橫空出世的標志。

        此前的5月11日至12日，澎湃新聞（東方早報）以此為契機，推出“溫州模式30年”專題報道。這組由9篇報道構成、近4萬字的專題引起社會各界強烈關注。

        在“正泰文化大講堂”上，錢文忠和胡宏偉圍繞溫州模式以及溫州“創業文化”等話題，從積淀、傳承、發揚、創新等多個維度進行了闡述和解析。以下是兩人發言內容的摘錄。      

 

錢文忠（復旦大學教授、央視百家講壇主講人）

錢文忠：溫州為什么“獨特”？       

        溫州模式為什么會特別有創業精神？

        我的思考是，天底下沒有無源之水，天底下沒有無本之木，天底下也沒有沒有父親的孩子，一定在這一片土地上存在某種特別的基因和血脈。這個基因和血脈，也許在過去沒有得到我們的關注和重視。但是，就好比一顆種子，它的環境、氣溫、濕度、土壤都具備條件了，那么這顆種子就會突然發芽。

        從我們做文化學研究的角度講，一些被認為是“負面的”、曾一度讓溫州備受批評的東西，恰恰包含著溫州模式的某種基因或者養分。

        比如，有一段時間媒體紛紛抨擊溫州人好造墓、廟和祠堂，全部從負面的角度去觀察這一現象。實際上，這是溫州甚至延伸到福建北部一帶的風俗，這是中國文化中不同的生死觀。

        這里面包含著溫州與中國絕大多數城市不太一樣的家族觀念。溫州人的家族觀念可以上溯很多代，甚至可能會超出我們傳統的“五服”概念（澎湃新聞注：古時喪服按跟死者關系的親疏分為五種，指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親、自身五代，后來用出沒出五服表示家族關系的遠近）。

        在這樣大家族的范圍里，溫州存在著一種極特殊的帶有血緣的信念。比如整個村莊往往都是一個宗族，是一個姓。村里有個小伙子，大家都覺得他不錯。如果他要出去創業，在已經富裕起來的溫州，很容易得到民間的金融支持。等于說，整個村莊出錢給這個孩子去創業，這在別的地方是不多見的，也導致了溫州人創業的激情、熱情和創業成功的可能性，第一桶金的獲得要比別的地方相對容易得多。這是溫州的一個特色。

        溫州的另外一個特色，就是一直是個交通受到限制的地方，即便現在，上海到溫州都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我昨天晚上坐高鐵過來，到溫州的時間跟到北京差不多。交通不便利，在過去也被認為是負面的東西。但從文化學的角度看卻未必，為什么？因為交通不便，溫州受到外來的沖擊相對輕一些，傳統文化的保留比別的地方高。

        溫州歷來是個缺少可耕地的地方，這在過去也被認為是溫州的負面因素。后來我們認識到，地不夠有時候會轉變成正面的因素，比如說溫州人必須出去。中國現在經濟發達的地區，其實都是可耕地不夠的地方，都是幾乎沒有資源的地方?？筛囟嗟臇|北，家里都是幾百畝地，有的地方用“頃”，但咱們這里恐怕是用“分”。沒有地的地方，人都往外走，所以溫州人勇于創業、勇于走出去、勇于暫時離開自己的根基往外發展。

        所以從傳統來講，溫州是個非常獨特的城市。溫州模式和溫州模式中的創業精神，有一種特殊的“因緣”在里面。       

永嘉學派是溫州模式的歷史源頭       

        從歷史上看，溫州有著自己非常獨特的文化傳統、學術傳統、理論傳統和精神傳統。

        在南宋時期，溫州地區工商業非常發達，出現了數量眾多的富商富工?！案还ぁ边@個概念很有意思，在別的地方很少見，也就是憑手藝致富。還有經營工商業的地主，這也是溫州很特別的一面。因為靠有限的地，不足以積累龐大的財富，所以必須想辦法謀求更大的利潤。

        我們知道，南宋時，整個中國的思想界被兩大派別——或者說傳統儒家的東西被兩個人的思想——籠罩，一個是朱熹，一個是陸九淵，一個是理學，一個是心學。其實在朱和陸之間，當時已經出現了永嘉學派，它跟溫州這片地域完全相關。

        永嘉學派最大的特點是，重視實用，重視事功，重視具體的事情，并且要想辦法讓這件事情顯出功用和價值?！暗涝谖镏小?，這是永嘉學派的精髓，他們很早就認識到商品經濟對國家社會的作用，主張發展商業，并且強調創新。

        永嘉學派強調功利，強調實踐的重要性，強調義利不能脫離，要有實實在在的利益，要有實實在在的功效，主張農商一體，主張富國強兵。

        永嘉學派非常有意思，清朝中期的時候頹敗了，不像在宋元之際非常有力量。我后來想過，永嘉學派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它不大可能是國家平穩發展和和平時期的學術。國家很平穩、很安全，勻速發展的時候，這個學派的意義看不出來。這個國家面臨挑戰、面臨重大歷史關頭的時候，這個學說的作用會彰顯。

        永嘉學派到最后徹底影響了浙東學派。浙東學派在公司觀念上有特點，強調各得其私，各得其利。

        在經濟上，這個學派強調工商皆本，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們以前認為農是本，別的是末。在富民觀念上，永嘉學派以及受它影響的浙東學派，都強調要保民養民，就是國家有責任要保護民眾、養育民眾，并且富民。這個觀念在以前也是沒有的。

        在義利觀念上，永嘉學派強調義利并舉、義在利中，這跟中國別的地方思想完全不一樣。開拓創新方面，浙東學派和永嘉學派在批評和評論當時文壇界的時候，都以“是不是有獨創精神”作為評判標準，這也是很特別的——過去一般評判是符合不符合孔孟之道，符合不符合先圣之說——把原創視為最高的標準，這在全國是非常少見的。

        永嘉和浙東學派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兼容并蓄。他們反對貶低別人，認為如果這樣的話，社會習氣會每況愈下。他們強調的是春蘭秋菊各為特色。       

日本成功背后的“永嘉學派”影子       

        大家都知道，在東方世界，在亞洲，日本是唯一一個成功完成了經濟、工業、文化、政治的現代化，躋身于世界強國之列，同時又保存了自己的傳統的國家。但是我要說的是，日本的巨大成功背后，有永嘉學派的影子。

        1600年，浙東學派和永嘉學派誕生了一個重要學者朱之瑜，也就是朱舜水。他出生于浙江余姚，是明朝的貢生。他強調“實理實學、學以致用”，認為“學問之道，貴在實行，圣賢之學，俱在踐履”。

        崇禎十一年（編者注：1638年），他曾以“文武全才第一”被推薦給朝廷，但他沒有去。后來明朝末年天下大亂，他參與了很多的“反清復明”，想籌得軍餉去抵抗清朝。之后由于時運不濟跑到了日本。很多年輕朋友玩電子游戲都知道德川家康，他的孫子叫德川光國，禮聘了朱舜水編撰《大日本史》。

        兩百多年以后的19世紀中葉，發生了鴉片戰爭。打完中國后，英法的船是扭頭到日本的，日本很快發現這么下去不行了。同時我們這里接著又爆發了太平天國戰爭，徹底摧毀中國的傳統。日本人里很多是朱舜水思想的“徒子徒孫”，他們馬上反對，“我們不摧毀傳統”。1867年以后，日本開始“明治維新”，一方面保護傳統，一方面融入世界。

        朱舜水影響了日本整整一代學者，他們構成了日本明治維新的精神領袖和主要力量。所以我們觀察日本明治維新以后的國策，一方面堅守傳統，一方面隨時應變，一方面學習對方，另一方面創新，背后都是永嘉學派的影子。朱舜水的弟子說，舜水先生片便之字，皆寶而藏之，當敬之以神明，誰忘掉了朱舜水先生的學問，皆非吾之子孫。

胡宏偉（知名財經作家、東方早報/澎湃新聞副社長）

胡宏偉：浙江“一次改革”的勝利是溫州模式的勝利       

        我想跟大家交流的第一個話題，是怎么樣看溫州。我認為應該從中國改革的坐標上真正認知溫州，而不僅僅是從財富的角度。

        我有一個觀點——溫州在中國的崛起是非常異端的，我用了“奇怪”崛起來形容。

        從地理角度來說，我愿意把浙江分為南浙江和北浙江。所謂的北浙江，那就是杭（州）嘉（興）湖（州）寧（波）紹（興），南浙江的代表毫無疑問就是溫州模式。

        1980年代初期，北浙江和南浙江有兩個異端突起，一個是剛去世不久的步鑫生，一個是溫州模式。這種異端突起，對長期處在計劃經濟僵化格局中的中國，有著巨大的意義，因為改革是破的過程，發展是立的階段。這就是溫州的崛起。

        如果放在中國改革的背景下評判溫州的地位，我認為中國只有一座城市能夠跟溫州比，那就是深圳。深圳其實也是異端崛起的，所以我把溫州和深圳稱為中國改革的雙子星座。深圳更多代表了開放，而溫州代表了改革，我始終認為溫州的改革比深圳的改革要艱難得多。深圳的改革是得到了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央改革派大力支持，而且資金、技術、人才來自于港澳臺地區，包括內地優秀的力量。

        但是溫州的改革，用不太恰當的比喻，溫州人喜歡造墳，溫州改革就是“掘祖墳”的過程，與傳統型計劃經濟相比，其突破的是涉及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以及產權清晰的民營經濟等根本性領域，異常的艱難，但更能夠突顯價值和意義。溫州改革要得到異口同聲的贊賞是很難的。在中國改革坐標系上怎么樣評判溫州模式？首先崛起的姿態是異端的，改革就是突破的過程。

        既然放在中國改革的坐標系上，我給大家拉一下中國改革的四個時間窗，其中有幾個時間段是非常明確的，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是艱難的破局。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提出了“發展是硬道理”。第三個階段有一定爭議，有人認為是2003年，也有人認為是2001年，我取2001年，中國簽署了加入世貿組織的協定，從此我們把中國交給世界。2001年前的中國改革，雖然講開放，但還是內部的改革。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中國整體融入世界。第四個階段很明確，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重啟第二次改革。

        在這樣的時間窗下，如何看溫州？我認為，溫州是中國改革冷暖的第一“體溫表”。溫州的發展歷程和中國改革的冷暖起落關系非常密切。

        1978~1984年，溫州的顏色毫無疑問是“黑色”，溫州就等于瘟疫的溫州，看資本主義就到溫州。

        第二個階段是溫州模式首次見諸媒體的1985年至1988年，國人看待溫州的眼光是“灰色”，關鍵詞又分兩個方面，有人說溫州糟得很，也有人說溫州好得很。這個階段是溫州模式正式浮出水面的階段，也是溫州模式對中國制度化改革貢獻最大的階段。

        第三個階段是1992~2002年，外界看待溫州的顏色是“紅色”，溫州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啟蒙老師，中國很多地方引進溫州人就是引進“改革開放”。

        第四個階段是2003~2010年。有人把2003年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拐點，2003年以后外界評價溫州人的顏色再度呈現為“灰色”，關鍵詞是炒房、炒煤、炒棉。

        第五個階段是2011年，這是溫州灰頭土臉的年份，這時候溫州的顏色變成了“灰黑色”，關鍵詞是炒錢，“最高境界”是老板跑路。

        剛才我用顏色做關鍵詞，把溫州、溫州模式、溫州模式在國人眼中的角色進行了梳理。但我始終認為，溫州人從未改變過，改變的是其他的觀察者、國人對溫州和市場經濟的眼光、判斷。這種眼光和判斷背后，和中國改革的起落有關系。我始終認為，溫州和溫州人其實是觀察中國改革的第一樣本。

        在中國改革的背景下，溫州究竟有什么意義？我給大家提供一個我的視角，我個人認為中國雖然很大，但其實可以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度不同進行區分。如果從社會經濟發展的樣本意義上說，廣東、江蘇、浙江是最能代表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三個地方，構成了“第一中國”的概念。

        中國一次改革的三種體制突破都在這三個省份：蘇南模式、珠三角模式、浙江溫州模式。中國改革是以市場經濟為基本取向，在這個過程中我概括出了“中國式市場經濟”的三個樣本：廣東是自上而下植入式市場經濟；江蘇是從腰部發力的半市場經濟；浙江是自下而上草根型的、也是最為徹底的市場經濟。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再來看看浙江與溫州的關系。我認為，浙江在“一次改革”時期的勝利，其根本是溫州模式的勝利?！罢憬孥E”是放大、提升了的溫州模式，它的本質是溫州模式。

“溫州模式”過時了嗎？       

        現在對溫州模式的爭議有很多，很多人認為溫州模式過時了，但是我認為它沒有過時。為什么這么說？首先要回答一點，什么是溫州模式的本質內涵。所謂溫州模式的內涵不外乎三個東西，第一點是民本經濟。什么叫民本經濟？它就回答兩個問題，中國改革究竟為了什么，我們發展依靠什么。第二個是市場經濟。民本經濟是基本的依靠力量，它的取向是市場經濟。第三點，是在堅持民本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基礎之上的“政府治理”：有限有為有效。

        既然如此，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了。

        第一，自改革開放始，所謂“溫州模式”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主要依靠民間的力量，率先并充分培育了豐厚的市場經濟的土壤。沒有市場經濟就沒有溫州，這是我的第一個結論。

        第二，“溫州模式”之于當下的價值，不在于培育了多少老板或創造了多少GDP。很多人說溫州的經濟數字、GDP增速在下降，這當然很重要，但絕不意味著溫州的全部意義。

        溫州的意義在于率先摸索了中國改革發展的路徑、方法乃至方向。只要中國改革依然秉持市場化取向，只要中國市場經濟的偉大長征依然在路上，“溫州模式”就有其生命力。只有從中國改革、市場經濟的背景和價值體系上，才可以看清楚什么是溫州的根本價值。

        很多人認為溫州模式已經過時，有幾個基本的觀點，認為溫州當下的產業是低小散，說溫州產業空心化，說溫州資金出現熱錢化——這是目前溫州最被外界所詬病的三個方面。我認為，從這三個角度去看待溫州，從而認為溫州過時了、溫州模式不行了，恰恰是背離了溫州模式的本質。如果溫州存在所謂的產業低小散、實業空心化和資金的熱錢化，只能說明我們背離了溫州模式。溫州模式的本質絕不在于這些方面。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覺得經歷了中國改革發展的三十多年，溫州人必須重燃改革夢想。做到這一點，溫州人必須堅持溫州人的自信，堅持溫州模式的自信。       

沒有創業精神，一切將歸零       

        今天大講堂的主題是“創業”，這其實是溫州模式的關鍵詞。所有溫州模式的活力都來自于“創業”二字。在二次改革的背景下，李克強總理提出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新一輪“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是個什么概念？我認為是傳承的概念，但絕不是簡單的重復。溫州再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新優勢，需要解決幾個問題。

        第一點，溫州經濟的本質是“四千精神”（澎湃新聞注：即“走遍千山萬水、講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歷盡千辛萬苦”），這面紅旗還能扛多久？

        我認識很多企業家，當年是鄉村的普通人，現在是億萬富翁，他們身上的“四千精神”是否還有當年的激情，我認為要打問號。浙江省有一年的數據讓我很震驚，溫州考公務員崗位數和考試人數的比例，居然在11個地市中是最高的。我向溫州的企業家請教，為什么讓孩子放棄產業去考公務員？他就講了一句話，我這些年太辛苦了，不希望讓我的孩子這么辛苦。從父親的角度來說無可厚非，但是從中國改革發展來說是巨大的隱憂。

        第二點，我們為什么要繼續創業？當年溫州人創業理由是很充分的：我要讓我的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我要讓我的太太瞧得起我這個男人。在這樣的動力下創業激情是沖天的。現在有了5000萬的資產，有人問我，胡老師你告訴我，我已經有5000萬的資產，為什么還要創業？我很難說服他，要解決這個認知問題和價值觀有關，和你的世界觀有關。

        如果你超越不了財富，如果你把人生目標局限在解決溫飽問題，實現基本的個人脫貧致富的話，那么你的創業就已經到了終點。所以從價值觀的角度來說，從精神世界的角度來說，如果中國想再次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首先要解決認知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溫州當下是很現實的。沒有了創業精神，一切歸零。

        第三點，我們還要解決一個問題，如何去創業，如何去創新？我認為創業和創新有差別，創新是創業的更高境界。但是如果沒有創業精神，創新也就無從談起。創新分兩個層面，第一個是制度創新，剛才我講到溫州在上世紀80年代，制度創新的方面開拓了整個中國改革的新天地。但溫州在技術創新方面嚴重不足，整個浙江民營經濟發展最大的瓶頸是轉型升級。溫州為什么最近這些年出現了發展的困難，和技術創新的不足有關。

        浙商起點是不高的——我始終有這么個判斷，浙江民營企業家創業者80%來自于鄉村，80%的文化起點并不高——但為什么能走到今天能引領中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比別人肯吃苦，有更強大的創業精神。這一句話說出來很容易，但是堅持做30年甚至做60年，非常非常的艱難。

        最后一點：我始終認為溫州經濟所面臨的產業升級、區域經濟升級困境，其實背后的關鍵是人的升級。在搶抓機遇方面，溫州商人意識非常強大，意味著他可以獲得改革的先發優勢。同時會帶來另一面，很容易陷入潛規則，對持久堅韌的創新會缺乏足夠的耐心。

        只有發揮發揚溫州人精神里面創新性的那一面，溫州才有未來。溫州人必須實現從生意人向企業家的跨越。生意人和企業家的定位是不一樣的，生意人強調的是利用信息的不對稱迅速賺取利潤，但是作為企業家來說，底氣是創業精神，目標就是永遠創新。在這方面，擺在溫州人面前的是挑戰，而不是更多可以沾沾自喜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