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查道炯是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夏威夷大學政治學博士。多年來關注中外關系中的非傳統安全課題，特別是能源、糧食和跨境水資源。近年，他的研究視野拓展到中資企業跨國投資的政治風險管理，在非洲、澳大利亞、東南亞等地從事過現場調研。已出版《中國境外投資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等6本專著和編著，發表數十篇學術論文。

        本文是查道炯在2015年5月6日于亞特蘭大舉行的世界中國學論壇美國分論壇“中美關系”分會上的發言。英語原稿由喬治亞州立大學學生鄧喬、華僑大學研究生郭劍峰聽寫，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潘瑋琳整理、王正逸翻譯，作者本人校訂。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與美國亞特蘭大卡特中心中國項目（The Carter Center China Program）授權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獨家首發。

       中美之間的“非傳統安全（non traditional security）”這個議題，既要從雙邊的角度談，也要從東亞的視角來看待這一現象。在美國學界研究安全問題的傳統中，這并不是一個標準的歸類。美國同行更習慣于談論“非傳統的（non traditional）”或“非常規的（unconventional）”因素對于民族國家或地區層面的安全威脅。

        不過，對于中美兩國而言，既存在著一些必須依賴軍事力量才能應對的“硬安全”議題，同時也存在一些雖不至于誘發戰爭但卻要時刻應對的“軟安全”議題。在應對“軟安全”議題過程中，軍事力量也發揮著一定的作用。此外，中美兩國軍方也都參與到了應對第三國的一些“軟安全”挑戰的過程當中。我在此簡要地談八個“非傳統安全”子議題及我本人的一些看法。

        第一是跨國人員流動管理。如今，在中美兩國社會當中，毒品走私和偷渡問題正在淡出人們的視野。這是一個值得歡迎的變化。與此同時，中美兩國之間人員流動的管理應當繼續給予適當關注。如果更多的中美兩國的普通民眾得以到對方國家進行體驗，無疑會有助于我們理解對方社會，適切地判斷各自以及共同的威脅情形。2014年底，中美兩國達成的十年期多次旅游簽證協議就是向這個正確的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

        在這一領域內，另一個值得中美雙方重視并努力推進的事情是簽署引渡條約。中美雙方關于引渡條約的談判在2009年停了下來。我們在努力追捕已經逃往美國的中國腐敗官員。這些潛逃官員或要求政治庇護，或非法滯留美國。美國不應當成為中國犯罪分子的天堂，不管誰在中國當政。那不是能讓美國在中國社會中贏得尊重的方式。

        第二是公共健康。我們今天會議所在的亞特蘭大市，正是美國疾病控制中心(CDC)的總部所在地。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在幫助中國建立現代化的公眾健康監控與數據分析系統方面發揮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2003年“非典”爆發之后。中美在公共健康領域的雙邊合作發展平穩，盡管有時候沒有得到應有的好評。事實上，中美兩國能夠而且也應當合作，一起改善第三個國家的公共健康狀況。

        在公共健康領域，還存在著一個不小的挑戰：藥品強制許可，也就是使那些獲得依法批準的中國公司生產并出售美國和其他國際制藥公司的專利藥品。世界貿易組織的有關條款允許此類行為。2012年，中國修改了《知識產權法》以適應世貿的相關規則。但在中美關系中，知識產權卻是一個高度政治性的問題。和一些國家不同，中國以往在推出仿制最新的藥品方面并不積極，包括對這些藥品的臨床應用，從而更為有效地治療諸如癌癥之類的疾病。對此，我們需要從法律和技術兩個層面給予更多關注。

        第三是災難應對。確切地說，軍隊在災難救助方面的作用應當成為一種慣例，還是僅僅作為例外行為？在中美之間，此類問題的敏感程度已經下降。2008年5月中國四川大地震后，美國軍隊投送了救援物資。但在涉及第三國時，中國軍隊的災難救助工作就會被西太平洋國家當成是大國“硬安全”競爭的一部分，而該地區正是美國軍事同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2013年菲律賓遭受“海燕”臺風襲擊后，以及2011年日本福島發生地震和海嘯后的國際救援過程中均發生過類似情況。

        在促進災后應急協調方面，中美兩國軍方進行過有限的雙邊聯合演習。我認為，在多邊領域開展更多的協調，讓東亞各國軍方在災難救助領域一起行動起來是必要的。此外，中美兩國還可以在提高東亞地區防災減災能力方面做得更多，因為東亞地區經常發生臺風、地震等自然災害。

        第四是反恐與反極端主義。在2014年3月1日昆明火車站發生造成無辜旅客喪生的襲擊事件之后，包括美國在內，國際上對中國的處置的反應出現了一些積極的變化。雖然還沒有完全支持中國打擊境內極端主義的努力，但對中國的政策有了更多的同情。不過，在應對恐怖主義威脅和暴力極端主義方面，中美顯然可以開展更多的協作。

        無論是中亞地區（尤其阿富汗），還是中東地區的穩定都面臨著嚴峻挑戰。事實上，中國、美國和歐洲國家，以及其他有意愿參與其中的國家，都應合力追蹤那些與“伊斯蘭國”有關的個人的跨境流動，互享信息。其中一些與“伊斯蘭國”有關的成員來自中國，他們大多宣稱需要其他國家來保護其個人權利。但是，濫殺無辜就是錯誤的。

        第五是氣候變化。在2014年11月中美關于氣候變化的聯合聲明發布之后，兩國都不再是國際社會尋求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全球性協議的局外人。我認為，真正的問題未必是達成一項協議。無論2015年在巴黎召開的聯合國氣候問題談判出現什么結果，中美兩國都應繼續努力提高能效，包括通過自身努力和共同協作的方式實現目標。

        第六是南海議題。我想在此提及共同應對威脅商船航行安全的海盜挑戰，這與當前熱議的中國與鄰國關系有關。不管是在美國，還是在中國，很少有人知道中美兩國海岸警衛隊或類似機構正在參與聯手協作，共同在馬六甲海峽和南海海域追蹤應對接報的海盜襲擊事件。兩國在一個名為“打擊海盜和武裝搶劫船只亞洲區域合作協定”的地區合作機制下開展行動。這一多邊協議起源于日本的提議，其運營總部設在新加坡。由于參加這一機制的國家地區眾多，中國、澳大利亞、印度、韓國、日本、荷蘭和丹麥都參與其中，這是一個真正的多邊機制。

        此外，中國臺灣地區和香港特區的海上執法部門也獲準參與其中。因此，2014年9月美國加入后，它已經成為一個有20個國家或地區海岸警衛隊參與的多邊機制。在這個機制下，傳統的或者說“硬安全”的敏感性被放在了一邊。因此，我們在應對東南亞海盜的挑戰方面已經更有定力。這一機制讓遠洋運輸公司受益不淺，它們不需要繼續支付高昂的保險費用。更廣泛地說，它也讓整個地區從中受益，我們因此確信此類打擊海盜的共同努力不必要以本地區海軍力量的競爭為前提。

        從“非傳統安全”或“軟安全”的視角看，通過同步實時追蹤所有進出南海上空的商業航班，能夠促進這一地區的商業飛行安全。實時追蹤應該是地區公共品。截至目前，飛機追蹤服務仍屬商業性行為，其總部設在倫敦，而倫敦和南中國海屬于不同的時區。中國擁有自己的北斗衛星系統，美國則擁有GPS衛星系統。因此，在增強民用航行安全方面，兩國應當共同努力，發揮帶頭作用。

        第七是網絡安全。任何國家在管理網絡空間時都會遇到幾個問題：一是互聯網的根服務器的物理位置；二是有關國家如何傳輸數據，通過海底光纜還是衛星傳輸？三是如何分配域名以進行跨國通訊。它們當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是一個控制點。

        連接全球互聯網的13個根服務器當中，有10個在美國境內。所以，當我坐在我自己的大學辦公室里給隔壁的同事發送郵件時，我的郵件很可能會先經過美國境內的根服務器。因此，我不相信美國的互聯網在線用戶比我們在中國更脆弱。在治理民用網絡空間方面，有一個國際公認的規則，那就是在國際電信聯盟（ITU）框架下于1988年達成的規則。在2012年迪拜會議上，國際電信聯盟試圖更新這些規則，但是有關各方并未就此達成協議。在今天這個小組的討論中，有人提到了中美合作打擊網絡犯罪的需求，這是非常必要的。不管怎樣，中美雙方都應首先停止指責對方。

        最后，也就是第八點，是發展問題，尤其是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即將設立的背景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之所以有機會，部分是因為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在基礎設施貸款方面不那么積極。盡管如此，我們也要知道，這并非因為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缺少基礎設施貸款的資金，而是以往這些貸款往往回報甚少。現在則因為出現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在貸款方面就會出現競爭。但是，這樣的競爭應當避免使接受貸款的國家陷入債務陷阱。在這方面有很多以往的教訓值得汲取。

        在促進亞洲發展方面，中美兩國在第三國的合作也取得一些成績。2014年，中美兩國政府和東帝汶達成了三邊農業合作協議。這個項目規模不大，但是卻傳遞出了一個積極的信號。如果有更多的此類三邊協議，無疑會減少該地區各國對于中美競爭可能導致的負面后果的擔憂。

        “中美策”專欄，旨在集納中美兩國學者的聲音，希望為推動兩國關系在新時期的健康發展提供積極的思維角度和建設性觀點。本專欄特邀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與美國亞特蘭大卡特中心中國項目（The Carter Center China Program）作為學術合作單位，約請中美兩國資深學者、政論家與外交家各抒高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