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生活水平下降的原因之一是出書難。關于“改革”、“新思維”、“空白點”等一度成為熱門話題的圖書已是明日黃花，讀者不關心，書市上很難找到。出版社找能贏利的書稿出版。學術著作，特別是社會科學著作很難找到出版社。原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已改名為俄羅斯社會和民族問題獨立研究所，其研究人員整理了很有價值的檔案資料，已在出版社壓了一年多。問題不完全在出版社身上，它們資金缺乏，財政困難，開不出稿費，怎敢做賠本生意。新聞出版社想出一個高招，把來稿的書目先送到德國去征訂，如德國人感興趣，先譯成德文出版，作者有了用馬克支付的稿酬，就可以用以補貼在俄國出版的費用。但此類書畢竟有限，并不能使俄國的出版界走出困境。

        莫斯科人依舊愛讀書，在公共汽車上、地鐵車廂里，都可以看到手捧書卷閱讀的人，甚至在地鐵的上下行電梯上也可以看到有人打開書本讀書——莫斯科的地鐵由于深入地下的電梯很長，盡管速度較快，也還有時間看上幾行。

        書店的外表一如既往。特維爾大街（原高爾基大街）上的書店的櫥窗玻璃上仍然寫著各類圖書的廣告，包括馬恩列著作，書店內馬列像依舊掛著，但馬恩列的著作已經少見了。談改革的著作一度是熱門書，現在書店里也難看到了，改革已經漸行漸遠，離開了人們的視線，這類書只在街頭、地鐵的書攤上能夠看到，都不太貴，大概因為人們已經不關心這個話題了，貴了更沒有買主了。

        令人驚異的是，在一個書攤上竟然看到斯大林的一本著作《論列寧主義基礎》，是地球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書的封面上印著“Памятник Эпохи”（“時代的紀念碑”或“時代的墓碑”），頗有創意。歷史上的各種書籍，不管你同意還是不同意其中的觀點，只要在歷史上起過作用的，應當讓它保存下來，供人們閱讀和研究，禁書不是辦法。這樣的版本確實值得收藏，無奈此書家中已經有多種版本，擔心書架“爆滿”，其他圖書無藏身之地，只好割愛。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以失敗告終，補天而無力回天，這是他的悲劇。書攤上評論戈氏改革的書不時可以看到，此類書往往都是戈氏的戰友、同事撰寫的，帶有檢討、批評的性質，如原蘇聯政府總理雷日科夫的《改革：背叛的歷史》，新聞出版社1992年出版，從書名就可以看出作者的態度了。還可以看到雅柯夫列夫、索布恰克等人的著作。這兩天《獨立報》連載盧基楊科夫的《鐵窗內的訪談》?？傮w上看，都是在反思過去。

        西方克里姆林宮學專家B.索羅維耶夫和E.科列尼科夫合著的《鮑里斯·葉利欽》，也是1992年的新書。這是克里姆林宮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其他兩部是《尤里·安德羅波夫：走向克里姆林宮的秘密歷程》和《在克里姆林宮：從安德羅波夫到戈爾巴喬夫》。作者自稱，這三部曲都是反克里姆林宮的。

        一些過去難以見到，更難以買到的歷史性著作現在紛紛重印，如《路標》、施略普尼柯夫的《1917年前夕 1917年》。

        蘇聯解體前后，出現過布哈林熱，后來又出現托洛茨基熱。因為最早挺身而出反對斯大林的是托洛茨基，并且一反到底，始終不渝，被俄國史家認定是蘇聯最早爭取黨內民主的斗士。

        近年來論述托洛茨基的論文相當多，但專著不多見，畢竟寫一部書需要更多的時間。直到蘇聯解體后的第一年才見到兩部俄國人撰寫的托洛茨基傳。一部是軍史專家沃爾科戈諾夫著的兩卷本的《托洛茨基——政治肖像》，這是作者撰寫的三部曲之一，此前已經出版了《勝利與悲劇——斯大林政治肖像》（其實此書名譯作《凱歌與悲劇》更為貼切），稍后又出了《列寧——政治肖像》。書攤上還有歷史學博士Н.А.瓦謝茨基撰寫的《托洛茨基政治傳記習作》。這兩部書都是在1992年1月簽署付印的。與此配套的還有瓦謝茨基編的托洛茨基的《論俄國革命史》，其中收進俄國讀者以往根本看不到的上世紀二十年代曾引發黨內爭論的《新方針》《十月的教訓》《論列寧》等文章。這是二十年代以后首次在俄國重新出版的托洛茨基的著作。蘇聯歷史學家撰寫了大量批判托洛茨基的著作，可悲的是，絕大多數作者都沒有見過托洛茨基著作本身，只是根據黨的決議、斯大林的著作中所引用的片言只語來加以演繹。我接觸到的一些歷史學家都對瓦謝茨基的著作表示“不感冒”，原因是他在馬列研究院工作時，寫過不少激烈批判托洛茨基的論著，現在不免有趕浪潮之嫌。其實，由于在馬列研究院工作，他是最早能夠接觸到有關托洛茨基檔案的少數學者之一。我沒有讀過此書，不敢妄評。不過不管怎么說，托洛茨基問題總算在俄國解禁了，可以公開議論了，說好說壞再也不受限制了，這是好事。

        （本文原載2015年6月21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原標題為《俄國書市上的政治讀物》，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