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戰歷史的研究中，難民無疑是一個重要問題，但是這并不僅僅限于難民所遭受的迫害以及對難民的救助和接納。其實，戰時或者戰后如何思考和處置難民問題，同樣值得關注。本期選擇編譯的幾篇文章，即從這一角度向讀者解讀二戰難民問題對戰后世界的影響。

“泥菩薩”埃及如何接收二戰難民？

二戰中埃及卷入了戰爭嗎？納粹主力戰將隆美爾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迅速扭轉了北非戰場的初期局勢，“沙漠之狐”的美稱也就由此誕生了。幸有蒙哥馬利率領的英軍成功擊敗了德軍的侵襲，挽救了勢單力薄的埃及。很難想象，二戰時期的埃及，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在自身財力吃緊的情況下，竟然推行了慷慨的難民接收政策。

        

2014年第2期《當代史》雜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發表（斯洛文尼亞）盧布爾雅那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的Kornelija Ajlec的論文《二戰期間的埃及政府與難民安置》（Egyptian Government and the settlement of refugee issues during the world war II），其中詳細分析了二戰時期埃及政府是如何解決難民問題的。

為躲避戰亂，波蘭、希臘、南斯拉夫有成千上萬的難民逃到了埃及，波斯和中東地區。在英國的影響下，1941年埃及政府首次開始接收希臘難民。在接收難民問題上，埃及與盟軍達成了協議，起初主要是依靠當時在埃及的前英國組織和政府機構來推行，后期主要是由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和人道主義機構來推行。因為自身實力有限，埃及政府在接收難民問題上向盟軍提出了要求——由盟軍來承擔戰后遣返難民的責任；在安置集中營難民基本生活的同時，也對難民在當地媒體機構中傳遞信息做出一定的限制。

盡管埃及直到1945年后才正式向德、日宣戰，但是，不管怎么說，埃及政府自打1936年與英國達成難民安置協議后，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了盟軍，緩解了盟軍的燃眉之急，也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法國光復后，為何重塑“庇護”？

現代國際法給庇護（Asylum）下了這樣的定義，國家對于遭受追訴或迫害而來避難的外國人，準其入境和居留，并給予保護的行為。對于因一國的追訴而逃至他國的人來說，如果沒有條約上的規定，該國就沒有義務非要將逃至本國境內的個人驅逐或引渡給追訴他的國家。某種意義上來說，庇護是有人道主義精神的。近代中國以來，維新派保皇派人士康黨和革命黨人孫中山、黃興，為了反抗清廷的專制統治，也正是在列國政治庇護下方能屢敗屢戰。

二戰期間，在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勢力肆虐之際，歐洲各國政權在反抗法西斯侵襲中慘遭“易主”風波，出現了一批為反抗法西斯而實現自由的異國逃亡難民。

1946年，在盟軍協助下，戴高樂領導的反納粹德國侵略抵抗組織，終于光復了法國，重建了共和政體。1946年10月27日，法國憲法序言宣稱，那些為自有事業而招致迫害的人，有權利在共和國的領土上得到庇護。澳大利亞迪肯大學的高級講師Greg Bur gess致力于研究法國自大革命到二戰時期的難民與庇護問題，他認為，法國光復后，共和黨政府專門對庇護政策的設置問題進行了大辯論。

Greg Bur gess在2014年第3期《當代史》雜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發表文章《戰后法國重塑庇護，1944-1952》（Remaking Asylum in Post-War France, 1944–1952），詳細追蹤了光復后庇護和難民權利怎樣被法國當局重塑的過程。

1938年，法國維希政府將庇護政策改成了拘禁難民的政策，對于當時的法國來說，立法禁止、驅逐和拘留難民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為了確定新生政權的合法性，為了解決這些戰時遺留問題，為了重建新的法律，共和黨一再重申，第三第四共和國之間是延續著的，庇護是法國長期以來的歷史遺產，代表著自由、平等和團結的共和黨文化，也是共和黨的一項價值原則，有助于重塑繼維希政府后新生共和政權的法律與法規。

同時，二戰前后聯合國也重視對國際難民的援助，在新的國際法形勢下，庇護也在可適用的舉措下被重塑了，二戰中被迫害被剝奪公民權利的國際難民，獲得了公認的國際地位。

美國力量如何成為摩洛哥猶太人的“希望之光”？

從15世紀開始，摩洛哥就遭遇到歐洲勢力的強勢入侵，先是西班牙、葡萄牙，其后是法、英、美等國。20世紀初，法國強迫摩洛哥蘇丹簽訂對摩洛哥實行保護制度的《非斯條約》，摩洛哥的大部分領土歸入法國保護區。

二戰期間，德國侵占巴黎后，納粹德國控制下的法國傀儡政府維希政權于1940年7月成立，1942年11月，美軍登陸，占領了法屬摩洛哥。在這樣的時局之下，法國的崩潰、維希政權的種族政策、盟軍的登陸，如何影響猶太人的生存境況？

（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學文學部歷史系Mohammed Kenbib在2014年第4期的《北非研究》（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中發表了《摩洛哥猶太人與維希政權，1940-1942》（Moroccan Jews and the Vichy regime, 1940–1942）一文，討論的正是這個問題。

        

20世紀30年代后期的摩洛哥，無論是猶太人還是穆斯林，其生存條件不斷惡化。歐洲人的強勢進入打破了其原有的生產和貿易環境，許多商販和小手工業者的生計受到影響，重稅更令他們愈加貧困，很多農民失去土地，農村經濟被邊緣化；另一方面，雖然摩洛哥的猶太人沒有受到直接的攻擊，沒有遭受大范圍的屠殺，但是摩洛哥猶太社區的數量以及猶太人的數量都大幅減少。

Mohammed Kenbib利用法國外交檔案——特別是維希政權與摩洛哥之間的檔案文件，重點關注從法國崩潰到美軍登陸這段時期（1940-1942）的三個問題： 20世紀30年代摩洛哥猶太人和穆斯林的基本情況，普通大眾與傳統精英之間的區別；其次，1940年法國崩潰對摩洛哥猶太人的直接影響，以及維希政權針對猶太人的政策；最后，即討論1942年11月美軍登陸后的影響。其中特別強調了美國官員與摩洛哥猶太人之間的關系。

        

戰爭狀態下，各種力量之間的關系極具變化性，美軍的到來，無疑打破了原本的秩序，親維希政權的殖民地官員面對這一境況，方寸大亂，而摩洛哥的猶太人對此則感到歡欣鼓舞，二者之間的隔閡加深。對猶太人來說，他們意識到了美國政府對他們的密切關注，羅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代表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北非的舉動已經很明白地表達了其態度，就像他所堅持的，美國進口商品會公平地分給猶太人和穆斯林人。這時期美國力量的加入以及維希政府權威的式微為摩洛哥的猶太人和穆斯林帶來了希望——他們相信，他們的境遇將會在戰后得以改善，并迎接政治自由的新形式。

難民問題如何促使瑞典成為現代福利國家？

眾所周知，瑞典是著名的北歐搖籃國家之一，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瑞典發展成為一個移民與現代福利并行的國家呢？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歷史學系的Mikael Bystro¨m教授認為，二戰前后瑞典政府處理難民和移民的政策，大大推進了戰后瑞典走向現代福利國家道路。

        

瑞典是二戰中少有的中立國之一，它的戰時難民政策在當時看來也被視為限制性的。然而，奇怪的是，二戰結束時,瑞典卻有大約185000名難民。這些難民大多數在1945年“回國”了,但還有一些人卻在戰后早期留在了瑞典；同時，戰后因缺乏勞動力的原因，外國工人又“進口”到了瑞典。

2014年第3期的《當代史》雜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發表Mikael Bystro¨m教授的When the State Stepped into the Arena: The Swedish Welfare State, Refugees and Immigrants 1930s–50s，文章主要考察了二戰中瑞典福利國家和移民政策之間是如何邂逅的。戰時的瑞典當局雖然沒有過于慷慨，卻保證了所有境內的難民都能獲得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更令人出乎意料的是，這些難民竟然得到了與瑞典公民一樣的經濟和社會援助，而且這些外籍人士，在很大程度上也享受著與尋求援助的瑞典公民同樣的權利和責任，他們更被正式納入進相同的新型福利國家的社會公民行列里。

        

正如作者所言，在研究瑞典難民和移民的歷史問題上，二戰帶給瑞典的不是厄運，而是發展新型福利國家的一個契機和起點。戰時瑞典當局在難民政策上由嚴格限制轉向了自由、慷慨接納的政策：為了使難民家庭能夠保持完整，而對難民開放勞動力市場，并向那些無法養活自己的難民提供經濟援助，更讓那些在法律上毫無政治權利的難民享受同等的社會權利……正是這些改革舉措，給戰后的瑞典當局帶來了原生態福利國家的發展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