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娜塔莉?波特曼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的演講在朋友圈里瘋傳，獲贊無數。作為一流學府，哈佛每年的畢業典禮演講總能引起大量關注，但能稱得上是“改變歷史”的卻少之又少。1947年6月5日，哈佛大學第286屆畢業典禮上的演講算得上一次——那天，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作為演講嘉賓介紹了“歐洲復興計劃”，也就是著名的“馬歇爾計劃”。

        二戰之后，西歐經濟由短暫復蘇滑向停滯邊緣。1945-1947年，歐洲戰后重建，拉動了經濟的復蘇，但這一勢頭1947年走到了盡頭——西歐本身的公共部門、私人部門融資來源幾近枯竭，各國的重建物資大量依賴外部進口，但外匯儲備卻所剩無幾。外部融資也受到限制，美國的銀行家們吸取了一戰后的教訓，不愿意借錢給歐洲。在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下，西歐經濟如同大量失血的士兵正在慢慢死去。

        馬歇爾計劃在這一背景下應運而生。1948-1951年，該計劃為西歐提供了超過132億美元（相當于現在的數千億美元）的援助，如同新鮮的血液源源不斷地輸入西歐，成功消除了戰后復蘇的增長瓶頸。大部分西歐國家在馬歇爾計劃期間實現了中高速增長。以英國、法國和西德為例，其人均GDP在1951年就已經超出了二戰前水平的10%。

        這樣看來，是馬歇爾計劃的金錢拯救了西歐。然而，事實是否真是如此？布拉德福德?德龍和巴里?艾肯格林這兩位經濟學家給出了不一樣的回答。

        他們的研究認為，馬歇爾計劃的輸血作用不大，對解決西歐經濟增長的投融資瓶頸作用相當有限。援助計劃資金規模大約為這些受援國國民收入的3%，不到他們總體投資的1/5；而從資金使用方向來看，直接與固定資本形成相關的也不到資金總規模的1/5。綜合計算，占國民收入3%的援助計劃帶來1%的投資增加，1%的投資增加又會進一步促進0.5%的經濟增長。1948-1951年間，投資渠道帶來的總體經濟增長幅度僅為兩個百分點，這與西歐戰后經濟復蘇的奇跡差距太大。

        馬歇爾計劃另一廣受關注的作用渠道是幫助西歐重建基礎設施，并為之提供融資。然而，實際情況是，二戰后西歐在基礎設施領域的恢復非常快，1946年末鐵路運力就恢復到戰前水平。戰爭對基礎設施的破壞，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有持續性，對基礎設施的融資需求也就沒有想象中的那般迫切。

        那么，問題來了——馬歇爾計劃究竟是怎樣幫助西歐復蘇的呢？魔鬼在細節中，要理解馬歇爾計劃的成功，需要仔細研究它的機制設計——

        馬歇爾計劃的援助不是無條件的，美國要求受援國家做出一系列承諾，以確保證市場機制的充分運轉。這些承諾包括：放松價格管制、平衡政府預算、保持金融穩定、保持匯率在合理水平、降低和消除配額和其他貿易管制。西歐長期的戰時經濟管制對戰后影響深遠，各種管制在戰后艱難復蘇的過程中并未消減，反而有滑落至各利益集團進行無止境的“消耗戰”的風險。“馬歇爾計劃”要求受援國作出更加市場化的承諾，從外部約束的角度幫助西歐國家降低了這一風險，為西歐經濟起飛創造了良好基礎。

        盡管馬歇爾計劃的援助資金不到受援國國民收入的3%，且不到GDP的2.5%，但這一資金規模在恢復西歐國家市場化機制的過程中卻非常有用，換句話說，錢都用在了刀刃上。如果沒有馬歇爾計劃的援助，西歐國家想要實現收支平衡和價格平穩，就極有可能付出政治上的代價。各個利益集團都將遭受損失——消費者要忍受價格的上漲，生產者要降低需求以提升利潤，納稅人面臨額外稅負，社會保障水平下降等等；其結果往往是各利益集團難以妥協，政府最終選擇貨幣化債務，制造隱性或顯性通脹，甚至引發政治上的不穩定。

        當然，馬歇爾計劃無法消除各利益集團所遭受的損失。但它能夠有效減少這些損失。如果說市場化在西歐造成了總需求與總供給之間約占GDP 5%-7.5%的缺口，那么馬歇爾計劃以其占GDP2.5%的規模，可以幫助消除其中1/3到1/2的缺口，這是一個相當可觀的規模。

        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并不僅限于此，美國還要求受援國每接受1美元的援助，就要在對應的賬戶中存入相應規模的本幣，而這個賬戶的資金，用途是由美國政府說了算。這意味著，美國政府每1美元的援助，都有可供支配的2美元真實資源。這種干預真實存在。如1948年美國拒絕法國動用這一對應賬戶，直到法國新任政府承諾預算平衡措施。又如西德政府發現賬戶資金被延期使用，直至他們降低了國有鐵路支出以匹配利潤。如此，這一措施不僅放大了馬歇爾計劃的資金杠桿，更保證了推行市場機制的持續有效。

        由此可見，在拯救戰后西歐經濟的過程中，馬歇爾計劃的成功更多的不是砸錢給西歐輸血，而是幫助西歐恢復造血功能，其核心是通過一系列舉措使歐洲從戰時管制再度走向市場主導的經濟，為之后西歐經濟的騰飛奠定了強有力的基礎。

        馬歇爾計劃的成功成就了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的演講。而在當時，并沒有多少人意識到這將成為一次偉大的演講，因為它似乎不振聾發聵，也未震撼人心。也難怪時至今日仍沒多少人看穿，馬歇爾計劃的成功恰恰說明：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但錢卻遠遠不是萬能的。

        注：本文主要參考J. Bradford De Long and Barry Eichengreen (1991), The Marshall Plan: History’s Most Successful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 NBER Working Paper No. 3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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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學術民工”專欄由徐奇淵、李曉琴、楊盼盼倒班為您特供。專欄主要生產全球價值鏈的科普文章，也順帶打磨世界經濟熱點。希望用談風月的心情談談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