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德魯·福斯特（Drew Faust）現任哈佛大學校長（2007年至今，為第28任校長）。她2008年出版的《這受難的國度》（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頗受“同行的贊賞和大眾讀者的喜愛”，中譯本于2015年問世。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希撰文討論此書。經微信公眾號“雅理讀書”授權，澎湃新聞予以轉載。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美國內戰造成巨大的死亡

        死亡是一種無法描述的人生經歷，因為生者不曾死過，死者不再生還。然而，生命的終結并不意味著死者從幸存者的世界中徹底地消失。更經常的情況是，死者會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進入生者的記憶之中，延續自己的存在，并左右生者的未來。亡靈能夠穿越生死的界限，實在是因為生者的需要。生者為了有意義地活下去，需要構建對死者的記憶，死者因此而得以“復活”，繼續與生者的對話。

        這種“生”與“死”的對話不僅是一種個人或家庭的體驗，也往往會被鑄造成為一個國家的集體體驗，尤其是當公民為了國家的存亡曾做出了大規模的集體犧牲之后。德魯·福斯特教授的著作《這受難的國度：死亡與美國內戰》所講述的正是這樣一種對話的產生及其形成。對話發生在19世紀后半葉的美國，參與者是那些在美國內戰中喪生的和從中幸存下來的美國人。

        美國內戰的近因是19世紀中葉南北區域關于奴隸制是否可以蔓延到西部的爭論，遠因則可追溯到“建國之父們”對奴隸制問題的一系列妥協。在1860年大選中，反對奴隸制蔓延的共和黨人領袖林肯僅憑北部選票便當選為總統，南部蓄奴州對此深感恐懼，宣布脫離聯邦，組成南部邦聯（Confederacy），并于1861年4月12日打響了第一槍。林肯則誓言捍衛憲法，保護聯邦（Union）的統一，發布了鎮壓“叛亂”的命令，南北之間長達四年的血腥沖突就此拉開序幕。

        即便在當時，南北雙方的美國人也清楚地認識到，這是一場決定美利堅民族未來的生存方式的戰爭。林肯則看得更遠，認為內戰將決定民主政體能否在人類文明史上存活下去。為此，聯邦和邦聯進行了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戰爭動員，雙方參戰人數總共300萬人左右，相當于當時美國人口的十分之一。最終在南北雙方總共付出了62萬人的生命代價之后（新近研究認為應該是75萬人），聯邦獲勝，邦聯的分離主義的理論與實踐遭到否定。

        但內戰帶來的更重要的結果卻是對在北美盛行了兩個世紀之久的奴隸制的廢除和對400萬南部奴隸的解放。這個戰前不曾為雙方所想象的結果迫使美國接受一個“自由的新生”——即一個沒有奴隸制的美國，戰后重建圍繞如何界定新的美國自由創造了一個新的憲政秩序，在關鍵意義上為美國在20世紀的全面崛起奠定了制度基礎。內戰因而被稱為是美國的“第二次革命”，重建則被稱為是美國的“第二次制憲”。

        因為如此，自19世紀末以來，內戰與重建（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一直是美國史研究的熱門領域，吸引無數學者在其中皓首窮經，耕耘不止，研究成果只能用“浩如煙海”來形容，要在其中做到創新并非易事。但《這受難的國度》自2008年出版以來卻毫不費力地贏得了同行的贊賞和大眾讀者的喜愛，有人甚至視其為內戰史研究的經典之一。作者的名氣自然對該書的成功功不可沒。1996年出版的《發明之母：美國內戰時期的南部婦女》曾以極富想象力的問題意識、創意迭出的研究構思、爐火純青的史料運用以及飽含人文關懷的細膩筆觸贏得學界認可，奠定了福斯特在內戰史、南部史和婦女史等領域中的前沿學者的地位。毫無疑問，她的治史風格在新著中得到了忠實的再現，但《這受難的國度》真正令人感到眼睛為之一亮、心靈為之一顫的則是福斯特的選題——“內戰死亡”（Civil War Death）——以及對選題的處理，兩者都頗具匠心。

哈佛大學首位女校長德魯·福斯特

        的確，“死亡”是美國內戰的最明顯、最令人難忘的特征。對于經歷了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人來說，62萬人的死亡也許不是一個令人感到震撼的數字，但對于生活在19世紀的美國人來說，這已經是一個最為血腥的“死亡的豐收”了。直到今天，這個數字在美國歷史上仍然具有相當特殊的意義，因為它超過了從獨立戰爭（1776-1783）到朝鮮戰爭（1950-1953）之間的美國參與的所有其他戰爭（包括一戰和二戰）的死亡人數的總和。按當今的比例，內戰死亡的62萬人相當于今天美國人口的600萬人左右。

        “內戰死亡”的慘烈與殘酷還在于它是一場“民主”大家庭內部的自相殘殺的結果。為捍衛以奴隸制為基礎的南部生活方式，南部邦聯在其500萬白人人口中動員了90萬人入伍，占適齡入伍（15-50歲）白人男性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南部士兵的死亡率也因此大大高于北部，每5個邦聯士兵中平均有一人在內戰中喪生。聯邦各州動員了大約210萬人參戰，其中包括將近20萬前奴隸和自由黑人，傷亡總數超過南部，但戰死士兵的比例是南部的三分之一。

        突如其來的大規模殺戮給生活在19世紀中葉的美國人帶來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生理和心理震撼，普遍的死亡更給南北無數的家庭留下了無盡的悲痛，哀傷彌漫全國，成為一種不可逃避的日常生活體驗。福斯特借用19世紀改革人物奧穆斯塔特（Frederick Law Olmstead）的名言 “這受難的國度”（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作為書名，可以說是非常準確地捕捉到了“內戰死亡”擁有的那種具有穿透性的影響力。

如何處理“內戰死亡”

        如何處理“內戰死亡”這樣眾所周知的主題，如何在研究和寫作上突破傳統的內戰史學模式，這是福斯特面臨的挑戰。在福斯特眼中，62萬人的死亡絕非只是一個數字概念，而是一個信息量豐富的歷史存在，“內戰死亡”則是一個幫助我們理解內戰之于美國歷史的轉換功能的切入視角。

        從《這受難的國度》的結構來看，福斯特力圖追求的是一種立體的敘事方法，將戰爭史、文化史、社會史和政治史所關注的內容和使用的材料同時融入敘事之中，遵循“死亡的藝術”（art of death）和“亡靈的業績”（the work of death）兩條時而相交的主線，依序討論了死亡的發生、死亡的認知、死亡的處理、死亡的利用等四大主題，從而展示“內戰死亡”對于個人、家庭、社區乃至國家所產生的具有深刻轉換意義的影響。顯然，這樣的處理是想說明，“內戰死亡”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戰爭死亡，而是一種具有深刻政治含義的死亡，但政治意義并非是一開始就具備的，而是通過戰時和戰后對內戰死者的認知、處理和利用而逐漸演進和展示出來的。“內戰死亡”對當時美國的宗教習俗、政治文化、政府責任以及公民與國家的關系都構成了嚴峻的挑戰，但民間和聯邦政府通過對“內戰死者”的處理最終幫助塑造了一種新型的國家記憶，并將其變成了新的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亡靈以悄然無聲的穿越維系了美利堅民族的新生。

        福斯特對“內戰死亡”的發生的討論借用了傳統軍事史的研究成果，指出造成“內戰死亡”慘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戰爭進程中武器的改進、有限的訓練、戰爭秩序的混亂以及戰爭后期消耗戰戰術的大量使用等。與此同時，她將士兵對殺戮的態度列為重點討論的內容。福斯特注意到，絕大多數的內戰士兵都沒有作戰的經驗，許多人最初不敢面對、也不愿意參與殺戮，但為了生存，他們必須說服自己無視和平時代的道德規范，必須學會將對手想象成為仇恨的對象。在經歷了這樣的思想轉變之后，士兵往往變成了殺戮的積極行動者。南部白人在面對黑人士兵時，往往受到種族主義情緒的驅使，對后者抱有非常明顯的仇視，而黑人士兵在面臨邦聯士兵時，也往往沒有北部白人士兵的種種顧慮，把與南部邦聯的斗爭看成是爭取自身解放的必然過程。在克服了最初的恐懼和猶豫之后，士兵們對殺戮開始變得麻木，將其視為是一種軍人的職責。但福斯特也指出，這種在戰場上對人類感情的否定和回避也使存活下來的士兵付出巨大的感情代價，致使他們在戰后許多年內無法走出參與殺戮的心理陰影。

        內戰雖然是一種集體行為，但每個士兵必須單獨地面對和承受死亡。在討論死亡的認知時，福斯特花大量筆墨來描述士兵們的個體經歷，討論他們如何在心理上處理基督教的“善終”文化與死亡現實之間所造成的緊張關系。在這方面，她非常有效地將社會史（對基層人物和行為的關注）與文化史（注重對宗教、習俗和內心世界的研究）與戰爭史結合起來，通過閱讀和解讀陣亡士兵留下來的信件等原始材料，剖析和呈現他們對死亡的態度及其轉變。內戰發生之前，美國剛剛經歷了“第二次大覺醒”的宗教復興運動，南北的宗教氣息非常濃厚，基督教的“善終”觀——死亡是上帝的意志，如何接受死亡則是人的工作——為人們普遍接受。但福斯特注意到，在面對內戰死亡時，無論是士兵還是他們的親人，并不只是停留在扮演一個“被動的犧牲者”的角色，而是積極參與對“死亡”的解釋和應對，對傳統的“善終”概念和儀式做出調整，尋求新的“善終”解釋，找到新的“善終”方式。這些力圖在恐怖與想象中尋求心理平衡的行為都是對戰前“死亡的藝術”的修正。

        然而，新“善終”方式的創造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拯救活著的人。大規模死亡的突然發生使得死者的親人陷入束手無策之中，如何減輕失去親人的痛苦則需要重新解讀死亡的意義。死者的遺書和遺言往往充滿了士兵為自己的犧牲所想象出來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由家庭和社區領袖寫作的悼詞也刻意渲染死者的臨終遺言，將死者的一生和死亡的意義進行升華。這種渲染對親人及聽眾都產生了強大的教化影響，悼念死者也因此成為美國的一種政治文化。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講》（1863年）正是這種文化的經典作品。

        林肯在他的第二次總統就職演說（1865年）中對內戰的起因和歷史意義進行了反思，但在發表演說40天之后遇刺身亡，這篇演說在某種意義上也成為為包括他在內的“內戰死者”所寫的悼詞。這兩篇演說在美國歷史上可以與《獨立宣言》齊名，因為它們將美國從內戰中得以幸存的事實與美國人所想象的上帝意志鎖定在一起，把美利堅民族對“天定命運”的信仰推向了極致。 

國家的介入：從“內戰死者”到“我們的死者”

        “內戰死亡”對生者的沖擊則更為深刻和長久，引發了19世紀中葉的美國人對死亡的本質和死亡的意義的思考——死亡是什么，人為何死亡，應該如何懂得和接受死亡等。面對巨大的死亡，人們不再將死亡視為生命的終結或消失，而將其視為是一種生命的“穿越”（crossing）或轉型。換言之，死者是不存在的，死亡不再可怕；相反，死亡可以是有意義的，也可以是有目的的。

        新的死亡認知很快被聯邦和邦聯政府所利用，將士兵之死與政治的需要結合起來，士兵的犧牲被解釋為國家幸存的必然條件，人民的受難與民族的新生被鑄為一體。通過這樣的死亡觀的轉換，基督教的“善終”與世俗的“愛國主義”交融在一起，構成了一種以追求正義和效忠國家為基礎的政治信仰，并通過19世紀后半葉的文學創作和歷史寫作，變成了一種新型國家主義的敘事，“亡靈的業績”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宗教與政治通過內戰死者而連接起來，相互依存，相互印證，福斯特在這一點上的剖析極為精致，深刻揭示了“內戰死亡”對美國政治和宗教文化轉型的影響。

        對死亡的處理則更為艱巨。戰爭初期，對陣亡士兵的尸體的處理并不被看作是政府的責任，也未納入到聯邦或邦聯政府的軍事和財政計劃之中。因為“善終”文化的影響，死者的家人發起尋找親人尸體的活動，希望將死者運送回家鄉進行安葬，給死者一個傳統的“善終”安排。商業利益乘機而入，從棺木的買賣，到尸體的運送和安葬等，形成了一條龍的商業服務。尸體的防腐和整容甚至一度成為了一樁利潤豐厚的商業活動。

        最初的死者找尋、識別和登記工作，也不是由聯邦或邦聯政府發起的，而是由兩家非官方的民間慈善機構發起和組織的。這些機構的工作者多數并不領取任何薪金，他們深入各地的戰區醫院，對陣亡者和受傷者進行登記，收集陣亡士兵的信息，并予以發布。到1865年，僅合眾國救濟會（United States Sanitary Commission）就已經登記了100萬士兵的信息，并回答了來自各地的70%的尋人征詢。福斯特認為，推動這項極為艱苦的事業的力量來自19世紀中葉的包括廢奴運動和“第二次大覺醒”在內的啟蒙運動，這些運動幫助營造了新的充滿人文主義精神的美國文化。民間組織的行動最終推動了聯邦政府對死亡處理的介入。

        1863年葛底斯堡戰場對陣亡士兵的安葬對聯邦政府的介入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這之前，對陣亡士兵的掩埋都是由地方民眾自愿承擔的責任。1864年，聯邦國會建立起國家公墓制度，開始有計劃地在主要戰場對陣亡士兵的身份進行核實，并將他們予以安葬。這個項目開啟了延續至今的國家公墓制度和美國軍隊的傳統。

        聯邦政府的介入，不光是對為了死者表示尊重，而是為了對死者為之捐軀的原則致以敬意。當聯邦國家接手履行原由死者家庭承擔的“善終”職責的時候，一個新的原則——“亡者的身體屬于國家”——便得以建立。依據這個原則，死者及其親屬（乃至整個人民）與國家的關系便發生了質的變化：如果士兵是為國家而死的，死亡就不再是個人或家庭的傷痛，而變成了一種國家的傷痛，需要所有的公民來共同承擔，而國家必須對士兵的犧牲予以承認和尊重，國家公墓的建立正是為了給予這種承認和尊重以最高形式的表現。在這個意義上，對內戰死者的處理開辟了一種新的人民與國家的關系，造就了一個具有現代性的美利堅民族國家。

阿靈頓國家公墓

        但對死者的處理并沒有隨戰爭而結束。內戰結束之后，聯邦政府開創了內戰老兵撫恤金制度，向內戰陣亡老兵的遺屬提供生活支持，同時在國會立法和撥款的支持下，開啟了聯邦士兵戰后再安葬（reburial）項目。聯邦政府極力尋找、核實、登記和安葬每一位在內戰中犧牲的聯邦士兵，將他們安葬在新建立的國家公墓之中。到1871年時，聯邦政府建立了74處國家公墓，重新安葬了30萬聯邦士兵，其中包括3萬黑人士兵（他們被安葬在與白人士兵相隔離的公墓中。這是戰后美國最大的聯邦工程，總共花費400萬美元。南部也對原邦聯士兵進行了再安葬，推動者主要是由婦女組成的私人團體。

        國家公墓制度和再安葬項目將無數陣亡士兵變成了國家的財產，將他們從無名之輩變成了英雄人物。但福斯特指出，這種意義上的“國家建設”并非是事先設定的，內戰士兵也并不是沖著這些后來想象的所產生的“亡靈的業績”來獻身的。對內戰死者的態度和處理方式的轉變是隨著死亡規模的擴大而出現的，是陣亡士兵、陣亡士兵親屬、民間組織與政府互動的結果。

        再安葬項目使陣亡士兵獲得了政治上的永生，“內戰死者”因此而成為一個集體概念，由此產生出一種不同于個人或家庭記憶的、受國家政治左右的集體記憶。在某種意義上，“內戰死者”成為一個特殊的公民群體，他們靜靜地長眠于內戰戰場底下，沒有聲音，沒有議程，也不卷入生者的政治，他們似乎在戰后美國政治生活中處于“缺席”的狀態。然而，國家公墓構成了他們的“在場”，用福斯特的話說，“內戰死者”成為一種“強大和不朽的”力量，在戰后的一個世紀里左右著美國的公共生活。        

模糊的結尾

        在《這受難的國度》的結尾，福斯特講述了1913年在葛底斯堡戰役50周年紀念日上發生的故事。聯邦和邦聯的白人士兵在當年的戰場重逢，一笑泯恩仇，象征著南北之間終于化解敵意，取得“諒解”，“內戰死者”（Civil War Dead）從此變成了“我們的死者”（Our Dead）。這個轉換發生的時候，正是南部各州明目張膽地大肆剝奪黑人公民的選舉權和公民權的時候，也正是美國開始向世界范圍擴張美國國家利益的時候，因此顯得格外具有諷刺意義。相對于“內戰死者”而言，“我們的死者”抹殺了內戰原本所表現的“要自由”還是“要奴役制”的嚴肅的意識形態的對立，混淆了為自由而戰與為奴隸制而戰的區別，構建起一種以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基礎的國家忠誠，制造了黑人和白人擁有的兩種不同的美國國家認同。

        福斯特的故事是精彩的，但到結束的時候卻給人一種模糊、倉促和進退兩難的感覺。也許這是一種刻意的模糊，意在顯示“內戰死亡”本身在構建真實而長久的國家認同方面所具有的內在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