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烏丸有打起仗來“如摧枯折腐”的騎兵，常使中國頭痛，也常為中國所需。漢代掌宿衛(wèi)禁兵的有長水校尉，據(jù)說他手下就領(lǐng)有烏丸七百余騎。王莽征匈奴，亦曾募集烏丸、丁零士兵，還要將他們的妻子家人扣為人質(zhì)。公孫瓚率幽州烏丸突騎征韓遂，烏丸人不愿從命，以“牢圃逋懸”也就是軍糧不足為由，紛紛叛逃。因此，漢末的中山太守張純就說：“烏桓數(shù)被征發(fā)，死亡略盡，今不堪命，皆愿作亂。”這又從另一個側(cè)面，道出了烏丸人在中國的艱難處境。

        烏丸人雖不曾建立匈奴式的草原帝國，也未像后來的鮮卑建立起北魏王朝，但在它曇花一現(xiàn)般的短暫強盛過程中，也出現(xiàn)過一個匈奴冒頓式的英雄人物，就是蹋頓。

        蹋頓是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的侄子，丘力居死后，他先是代立大人，總攝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三郡烏丸，等丘力居之子樓班長大為單于，他又稱王，以“武略”、“驍武”聞名于世。據(jù)陳壽說，“邊長老皆比之冒頓”。

        建安初，袁紹據(jù)有河北、山西、河南黃河以北及山東膠州半島，已得“天下六分之五”，他向曹操宣誓，表示靠著自己播名海內(nèi)的聲譽，即可“南據(jù)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所謂“兼戎狄之眾”，指的就是他有辦法調(diào)動烏丸、匈奴等游牧民族。

        當(dāng)此時，三郡烏丸在幽州“略有漢民合十余萬戶”，兵強馬壯，勢力也達(dá)至頂峰。袁紹憑借他與南匈奴交往的經(jīng)驗，先假借漢獻帝之名，封烏丸三王蹋頓、蘇仆延、烏延為單于，“皆安車華蓋、羽旄、黃屋、左纛”，又派漢人女性與他們通婚，以取得三郡烏丸的全力支持。在這三郡烏丸中，數(shù)遼西的蹋頓最強，袁紹對蹋頓也就格外重視，并在蹋頓的協(xié)助下，擊敗了公孫瓚。而公孫瓚也與袁紹剛好策略相反，他主張“胡夷難御，當(dāng)因不賓而討之”，粗糙而強硬的態(tài)度，容易引發(fā)烏丸等游牧民族的對立，因而袁紹在討伐他的檄文中，就寫有“眾叛親離，孑然無黨”之句，又諷刺他說：“烏丸、濊貊，皆足下同州，仆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為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qū)而致之也！”而由于同烏丸的良好關(guān)系，官渡之戰(zhàn)后，袁紹吐血而死，袁譚亦被斬，剩下袁尚、袁熙，便帶領(lǐng)幽冀十余萬戶吏民投奔三郡烏丸。

        建安十一年，曹操征討袁紹外甥、并州刺史高幹，高幹逃往匈奴求救，而匈奴不敢接納，可是，蹋頓卻毫不猶豫地收留了袁尚、袁熙，這讓剛剛將袁紹打得一敗涂地的曹操忍無可忍，于是他下定決心征討三郡烏丸。        

        七        

        稍早前，在烏丸準(zhǔn)備出騎兵幫助袁譚的時候，建安九年，曹操就派了牽招去柳城（今遼寧朝陽）見遼東烏丸單于蘇仆延，即峭王。牽招過去在袁紹手下兼領(lǐng)過烏丸突騎，與烏丸相熟。他去見峭王時，恰好有遼東太守公孫康派遣的使者，也帶著授給單于的印綬在座。

        峭王對這種你來我往的情形很是不解，疑惑地問牽招：

        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為單于；今曹公復(fù)言當(dāng)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fù)持印綬來，如此，誰當(dāng)為正？

        牽招一番解釋，當(dāng)然是說明袁紹如何失當(dāng)，曹操如何改正，“遼東下郡”則是根本沒有封單于的資格，最后說服峭王“敬受敕教”。牽招義正詞嚴(yán)，圓滿完成自己的任務(wù)，可是烏丸人對這種顛三倒四的假拜顯然有疑心，進而影響到他們對國內(nèi)政治局勢的懷疑、對各種政治力量之強弱的判斷。郭嘉就分析過，在此情形之下，蹋頓難免也受到“胡人一動，民夷俱應(yīng)”的輿論鼓舞，而對中原產(chǎn)生覬覦之心。這一形勢，也促使曹操下決心征討烏丸。

        曹操顯然是將烏丸視為強敵的。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他首先聽從董昭建議，開鑿平虜渠和泉州渠，將滹沱河、泒水、溝河、潞河、灤河五條河流，從河北饒陽到樂亭聯(lián)系起來，作為運糧的通道（據(jù)張博泉考證）。但聽說要打烏丸，曹操手下將帥都不贊成，他們認(rèn)為“夷狄貪而無親”，烏丸人實際的本性，必使他們不為“亡虜”袁尚所用，真正要防備的，不如說是可能偷襲許昌的劉表。只有“汝潁奇士”郭嘉的意見不同。郭嘉對袁紹，早有“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機”、“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yè)，難矣”的評價，建安初歸于曹操，一直是最重要的謀臣，他不但支持曹操征烏丸，以防蹋頓坐大，更建議要在“胡恃其遠(yuǎn)，必不設(shè)備”的情況下，“卒然擊之”。事實也正如郭嘉所料，“坐談客”劉表并未抓住阻擊曹操的最后機會，而當(dāng)曹操進軍到易縣時，郭嘉再次提醒他兵貴神速，千里襲人，應(yīng)該要“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三國演義》小說講到這一節(jié)，定其回目為“郭嘉遺計定遼東”，就是強調(diào)郭嘉在這一戰(zhàn)役中起的作用很重要。

        出征前，曹操又招來田疇。田疇是無終（今河北薊縣）人，漢末有名的義士，他曾冒著寇虜縱橫、道路阻絕的危險，穿山越嶺，代劉虞到長安上表獻衷。劉虞死后，他率宗族等五千余家避亂徐無山（今河北玉田縣北），約法制禮興學(xué)校，遠(yuǎn)近聞名。烏丸、鮮卑尊敬他，“并各遣譯使致貢遺”，與之友好往來。袁紹父子意欲籠絡(luò)他，卻為他拒絕。但他的苦惱在于，烏丸不時侵?jǐn)_，殺害知名人士及官員，他都無能為力。因此曹操的使節(jié)一到，他便應(yīng)聲而去。

        建安十二年（207）夏天，暴雨不斷，道路濘滯不通，烏丸又占據(jù)了要道，前進無路。熟悉地形又熟知烏丸的田疇自告奮勇為向?qū)Вx擇一條人跡罕至的道路，從盧龍口（右北平郡治，今河北喜峰口附近），過白檀（今河北承德市西）、平岡（今遼寧凌源附近），直撲烏丸蹋頓所在地柳城（今遼寧朝陽）。待蹋頓、袁尚驚覺，倉皇迎戰(zhàn)，卻為時已晚。蹋頓措手不及，當(dāng)場被殺，袁尚、袁熙逃往遼東后，也被公孫康斬首。

        這一場勝在迅雷不及掩耳的戰(zhàn)役，在《魏書》中有很多記載，見于《武帝紀(jì)》、《田疇傳》、《郭嘉傳》、《烏丸傳》等，而以《武帝紀(jì)》最為詳細(xì)。其中說田疇：

        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余里，經(jīng)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煕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shù)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眾甚盛。公車重在后，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眾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余萬口。遼東單于速仆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煕奔遼東，眾尚有數(shù)千騎。

        《田疇傳》寫曹操見道路難行，問計于田疇，田疇提出“尚有微徑可從”：

        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于水側(cè)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fù)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眾為鄉(xiāng)導(dǎo)，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余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zhàn)，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

        這里增加了一個佯裝撤退、迷惑敵人的細(xì)節(jié)。而戰(zhàn)后論功行賞，曹操亦以“王旅出塞，途由山中九百余里，疇帥兵五百，啟道山谷，遂滅烏丸，蕩平塞表”為理由，封田疇亭侯（裴注引《先賢行狀》）。

        《郭嘉傳》寫郭嘉反復(fù)提醒曹操輕兵以出，掩其不備：

        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zhàn)。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以下。尚及兄煕走遼東。

        但自柳城歸來，三十八歲的郭嘉便一病不起。曹操上表請追贈加封，里面說到他“逾越險塞，蕩定烏丸”，可與霍去病相比。

        《烏丸傳》寫的則是：

        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頓于柳城，潛軍詭道，未至百余里，虜乃覺。尚與蹋頓將眾逆戰(zhàn)于凡城，兵馬甚盛。太祖登高望虜陣，抑軍未進，觀其小動，乃擊破其眾，臨陣斬蹋頓首，死者被野。

        上述描寫，詳加對照，在時間、地點等細(xì)節(jié)上并不一致，過去有人已經(jīng)解釋可能是由于它們各有不同的史料來源。這里不憚繁瑣，一一引錄，要說明的是不管怎么來寫，它們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都寫出了如郭嘉所說“兵貴神速”的節(jié)奏，同時在烏丸“虜眾大崩”、“惶怖合戰(zhàn)”的映襯下，曹操“登高望虜陣”，從容指揮戰(zhàn)役的形象，也被烘托得愈加高大。在以“實錄”見長的《三國志》里，不能不說這表現(xiàn)出陳壽亦有一支傳神的妙筆。與此恰成對照的，是后來范曄在《后漢書·烏桓傳》中所寫：

        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于柳城，斬之，首虜二十余萬人。

        這樣一筆帶過，未免太過平淡。        

        八        

        有“（建安）七子之冠冕”稱號的王粲避亂荊州時，曾勸劉琮歸曹操，他說當(dāng)此“家家欲為帝王，人人欲為公侯”的時代，只有曹操“雄略冠時，智謀出世”，其“摧袁氏于官渡，驅(qū)孫權(quán)于江外，逐劉備于隴右，破烏丸于白登”的戰(zhàn)績，足以證明他的杰出，非常人可比。“破烏丸”、消滅袁紹殘部，在曹操立足中原的道路上，顯然有一種里程碑式的意義。

        這一仗，從五月打到十月，當(dāng)時就傳說萬般艱苦，凱旋途中天寒且旱，殺馬數(shù)千為糧、掘地三十余丈取水。現(xiàn)存曹操所寫《步出夏門行》四首樂歌，包括《觀滄海》、《冬十月》、《河朔寒》和《神龜雖壽》，據(jù)說就是寫在北征烏丸的時候，從北征軍駐扎到碣石（今河北昌黎），諸將領(lǐng)意見猶有分歧，“不知當(dāng)復(fù)何從”開始，到“驥老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道出自己的壯志為止。其中寫到“孟冬十月，北風(fēng)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的秋冬天氣，在北方，“鄉(xiāng)土不同，河朔隆寒”，因為河水為冰所封凍，“舟船行難”，又因為地上凍得錐子都扎不進去，根本找不到食物，戰(zhàn)士們只得在厚厚的冰面上艱難跋涉。不過在這四首樂歌里，還是充滿了“盈縮之期，不但在天”亦即不為大自然屈服的豪氣，尤其“東臨碣石，以觀滄海”這一首，更以其“企首奇壯”（鐘惺評語），歷來被人稱道，如清代學(xué)者陳廷敬就曾以此而對曹操有很高的敬意，他有詩寫道：

        東臨碣石觀滄海，終古曹公一世雄。汝在遼西懷往跡，振衣飄渺對天風(fēng)。（《過永平懷故觀察守荔裳》二首之一）

        “東臨碣石觀滄海，終古曹公一世雄”，征烏丸這一年，曹操五十三歲。

        平定柳城，戰(zhàn)果累累，且不說收繳財物無數(shù)，據(jù)說曹操把它們都分贈與人，如“特以素屏風(fēng)、素馮幾賜（毛）玠”，更重要的是，有“胡漢降者二十余萬”，其中就包括后來隨他轉(zhuǎn)戰(zhàn)南北、享有“天下名騎”之美譽的三郡烏丸。而回到易縣以后，又有代郡、上郡的烏丸單于前來祝賀，幽州、并州的烏丸一萬余落也隨即移居內(nèi)地，使中國軍隊實力大增。

        翌年春，曹操返回鄴都，六月升為丞相，七月南征劉表，九月在當(dāng)陽長坂坡追擊劉備，一鼓作氣，勢不可擋。十一月在赤壁，方為周瑜所阻。

        三國繆襲曾奉命創(chuàng)作一套鼓吹曲，以曹魏建國的歷史為素材，其中有一首《屠柳城曲》（其七），就是專門歌頌曹操北征烏丸。歌中唱道：

        屠柳城，功誠難。越度隴塞，路漫漫。北逾岡平，但聞悲風(fēng)正酸。蹋頓授首，遂登白狼山。神武慹海外，永無北顧患。        

        九        

        南宋的李彌遜有過議論說：

        魏武行三郡如歸市，致（袁）熙、（袁）尚如拉枯，可謂英武矣。然天下未定，勒兵遠(yuǎn)掠，深入它人之境，乘危攻堅，僥幸一勝，亦兵家之所忌，有德者所不為也。（《魏武征三郡烏丸》）

        他以為北征烏丸，是曹操倉促行事，僥幸獲勝。巴菲爾德也曾以此論定，曹操是比游牧民族首領(lǐng)更大的冒險者（《危險的邊疆》）。這些“事后諸葛”對曹操攻打烏丸，都不是那么肯定。過去史學(xué)界因為郭沫若在《替曹操翻案》一文中，將征烏丸說成是“反侵略性的戰(zhàn)爭，得到人民的支持”，引發(fā)對于這場戰(zhàn)爭性質(zhì)的討論，有學(xué)者反對郭沫若的看法，認(rèn)為這“純粹是一個國內(nèi)爭奪政權(quán)的問題”（馬長壽《烏桓與鮮卑》）。這些爭論，重點在于講曹操征烏丸是不是合理、正義的問題，大多忽略了令曹操作出這一決策的，既有現(xiàn)實因素，也有歷史原因。一方面，由于烏丸卷入了漢末中國的群雄爭霸，當(dāng)“（袁）尚欲憑其兵力，以安北邊”時，曹操便無法不將他們與袁尚視為一體，征烏丸，也就成為他最終奪得中原的必有之戰(zhàn)。而另一方面，他看待烏丸，與中國人歷來看待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立場一致，視之為“夷狄”，為勁敵，沒有什么改變，戰(zhàn)爭也是早已規(guī)定好的一個選項。

        班固曾總結(jié)漢代對付匈奴的辦法：“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尊卑交替、文武兼擅，相當(dāng)靈活，也相當(dāng)細(xì)膩，略等于今天的“武力打擊”與“和平外交”兩種對外政策的彈性運用。而據(jù)說這是周朝起就有的外交原則，在漢魏之際，中國對烏丸的態(tài)度，亦不妨以此來概括。

        柳城之戰(zhàn)后，烏丸元氣大傷，散落在中國北方邊境，再也無機會恢復(fù)其完整勢力，不過曹操卻絲毫沒有放松警惕。據(jù)王沉《魏書》記載，建安二十年（215），他布置騎督太原烏桓王魯昔駐守池陽（今陜西涇陽縣西北），以防盧水胡南下，但魯昔的妻子，卻被放在晉陽。兩年后，魯昔因思念愛妻，擅自率五百騎兵回到并州，單騎入晉陽“盜取其妻”，因為他善于騎射，無人敢攔阻，后來還是靠鮮卑人快馬追擊，才將他射死。而曹操聽到魯昔叛變，起初怕他為亂一方，也是提心吊膽，聽到他死訊后，才長出一口氣。

        也是在建安二十年前后，代郡烏丸中有單于自立，讓曹操頗不放心，派裴潛率精兵去鎮(zhèn)壓。裴潛不愿激化矛盾，單車到郡，以懷柔之術(shù)，使代郡保持了三年的平靜，不過在他離任幾十天后，烏丸又開始造反。曹操再派他有志于像衛(wèi)青、霍去病那樣“將十萬騎馳沙漠，驅(qū)戎狄、立功建號”的兒子曹彰北征。曹彰在這一戰(zhàn)中，奮力搏殺，“鎧中數(shù)箭，意氣益厲”，大破敵陣，“斬首獲生以千數(shù)”，不僅給烏丸以致命的打擊，也給虎視眈眈的鮮卑以教訓(xùn)，據(jù)《魏書·任城王曹彰傳》說，當(dāng)時鮮卑首領(lǐng)軻比能率數(shù)萬騎觀戰(zhàn)，“見彰力戰(zhàn)，所向皆破，乃請服”。這讓曹操格外欣喜，表揚載譽而歸的曹彰：“黃須兒竟大奇也！”

        在曹操，這便是“修文和親”失效后的“用武克伐”以及“有威服而臣畜之”，對烏丸，他也有兩手。

        本文發(fā)表于2015年6月《書城》，原標(biāo)題為《東臨碣石觀滄海》，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quán)轉(zhuǎn)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