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復旦大學中文系戴燕教授的《三國志》課堂講義，發表于2015年6月《書城》，原標題為《東臨碣石觀滄海》，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

        一        

        三國時打仗，騎兵已經很重要，曹操講到過他與袁紹曾經兵力懸殊，說：“袁本初鎧萬領，吾大鎧二十領；本初馬鎧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意思是袁紹披有鎧甲的士兵和戰騎，是他的成千上百倍。因此他顧惜馬匹，有過禁止鼓吹騎馬、“為戰士愛馬也”的軍令。官渡之戰中，得到鐘繇送的兩千多匹馬，他下令銜枚縛馬口，神不知鬼不覺直搗烏巢，與袁紹一戰而決勝負。事后寫信給鐘繇，最感謝的也就是他贈馬救急：“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勛也。”

        但草原才是馬的故鄉，戰馬、騎兵，都是與歐亞草原的游牧民族聯系在一起，并不是以農耕為主的中國所產。“神馬當從西北來”，這是漢代人已有的觀念，他們把西北烏孫的馬叫“西極”，把中亞大宛的馬叫“天馬”。烏孫王以千余匹馬，就可以換取漢朝的王室之女為右夫人，漢武帝不惜派遣將軍李廣利遠征，據說也是為了大宛日行千里的“汗血馬”。對曹操來說，要得到戰馬和騎兵，也不外這一途徑。

        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烏丸。烏丸就是北方游牧民族，他們擅長沖突軍陣，在漢代早有“突騎”之名。漢光武帝曾嘆為觀止地表揚他們：“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耶！”東漢晚期最有名的學者蔡邕也曾稱“幽州突騎”和“冀州強弩”，都是“天下精兵，國家贍仗”。在漢末烽火四起的疆場之上，的確到處可見烏丸士兵奔馳的身影：南匈奴反叛，張耽要用幽州烏丸去征討；涼州兵亂不止，張溫也要派三千幽州烏丸突騎去平叛；劉備領平原相，手下千余兵，其中也有幽州烏丸雜胡騎。

        曹操征烏丸大勝，俘獲的是遼西、上谷、右北平（今遼寧西南與河北東北一帶）的“三郡烏丸”。蜀人張松知道后，便斷言他將“兵強無敵于天下”。果不出其所料，翌年九月，曹操從襄陽追擊劉備，“將精騎五千急追”，一日一夜三百余里，趕到當陽長坂坡，就嚇得劉備拋妻棄子，與諸葛亮、張飛等奪命而逃。到了年底赤壁之戰前，孫吳的周瑜分析各方形勢，認為“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之長”，又逢冬季“馬無槀草”，曹操手下的中國士兵水土不服，必生疾病，故可一戰。說明曹操擁有的“鞍馬”今非昔比，遠勝舟船，已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如陳壽《魏書·烏丸傳》所說，三郡烏丸因此也就成了“天下名騎”。        

        二        

        烏丸，又寫作“烏桓”，現存西漢“漢保塞烏桓率眾長”印和“魏烏丸仟長印”，證明這兩個字通用。不過在《三國志》以前，“烏丸”在文獻里面出現得并不算多，《史記》、《漢書》中偶爾提到“烏桓”，更多時稱“東胡”。胡，是周秦以來對西北游牧民族的統稱，《戰國策》里有趙武靈王教民“胡服騎射”的故事，所謂“胡服”，就是便于騎馬的衣褲。而漢代稱“胡人”，常常是指匈奴，“東胡”則是匈奴以東的游牧民族，即烏丸、鮮卑。據說在漢代初年，東胡被匈奴滅國，余下的部眾，一支遷往烏丸山，一支遷往鮮卑山，都在今天的內蒙古，兩支人馬都因地得名。

        在歷史記憶中，過去這一帶最強悍的是匈奴。匈奴大單于冒頓俘虜韓王信、圍困漢高帝于平城、寫信向呂后求婚，曾在漢家多少代人心頭留下難以愈合的創痛。在冒頓死后一百多年，揚雄提及往事，仍心有余悸地稱匈奴為“中國之堅敵”，又強調“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而在《漢書》的作者班固看來，即便有漢武帝時衛青、霍去病的深入北伐，雙方也不過才打了個平手，“兵連禍結三十余年，中國疲耗，匈奴亦創艾”。到三國后期，鄧艾上書的時候，還在念叨“戎狄獸心”，故“周宣有獫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圍”。當江南孫皓的使者到洛陽，在司馬昭主持的宴會上見到有匈奴單于在座，也大吃一驚，繼而嘆服：“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

        陳壽當然也記得“秦漢以來，匈奴久為邊害”。他評價漢武帝當年四面開疆拓土，東平兩越、朝鮮，西討貳師、大宛，西南開發邛苲、夜郎，都屬于不急之務，因為這些都地處偏遠，構不成對漢朝的威脅，唯獨匈奴南下，“最逼于諸夏”，才是迫在眉睫的危險。

        當匈奴強盛的時候，中國與烏丸、鮮卑接觸不多，對他們也缺乏了解。要等到大約東漢初期，匈奴內部發生分裂，北匈奴向西移動，南匈奴一部分定居華北，“保塞稱藩”，至漢末建安年間，匈奴南單于留住在鄴，如陳壽所寫，“匈奴折節，過于漢舊”。在這時候，烏丸、鮮卑才趁勢而起，變成中國北方新的強鄰。        

        三        

        古代中國人對以中原為核心區域的華夏以外民族，稱胡、稱夷，在觀念上有漢胡之別、華夷之辨。辨別的標準，照今天來看不免模糊，既不是現代人所謂民族識別的辦法，也不是現代科學采用的DNA檢測基因的辦法，大體上一個是看自我意識，再一個是看文明程度。所以像匈奴人，如果去看霍去病墓前“馬踏匈奴”的雕塑，那張匈奴人的臉，依稀有蒙古人扁平的模樣，可是在《史記·匈奴列傳》里面，按照司馬遷的說法，他們仍然是“夏后氏之苗裔”，是禹的后代，黃帝子孫。當時人都相信，由于夏桀無道，被商湯流放到北方蠻荒之地，桀的后人于是“避居北野，隨畜移徙”，后來就變成了周時的獫狁、秦時的匈奴。這不是種族或民族的差異，是地理空間決定的從文明墮落到野蠻的過程。

        至于匈奴以東的烏丸、鮮卑，漢代人起初也不大能夠辨識。《史記·匈奴列傳》說春秋時，“燕北有東胡，各分散居溪谷”，這里的燕北東胡，根據漢代人的解釋，就是“烏丸之先，后為鮮卑”。而鮮卑的祖先，也有一種傳說，講他們是秦始皇修長城時逃往塞外的徒人，鮮卑人髡頭（剃光頭）、衣赭（深褐色衣服）、手足庫腫（手腳關節較粗壯），就依然是當年逃亡士兵的樣子。在這樣一個朦朧的認知里面，秦人、烏丸人、鮮卑人似乎也是同出一祖。《史記》中又記載燕王盧綰逃到匈奴，匈奴叫他做“東胡盧王”，盧綰的孫子他之后來是以“東胡王”的身份向漢景帝投降。這個東胡，三國時的學者如淳認為就是烏丸。如果是這樣的話，烏丸有可能早已為一個多民族的復合體，不必要到更晚一點，才出現“諸方雜人來附者總謂之烏丸”的情形（馬長壽《烏桓與鮮卑》）。

        十九世紀中葉以后，有歐洲學者首先指出匈奴（Hun）為“突厥”人，東胡（Tungus）是散布在中國東北和西伯利亞的“通古斯”。梁啟超、劉師培那一代的中國學者，很多深信不疑，如梁啟超就說“東籍所稱通古斯，即東胡之譯音”（《中國歷史上的民族之研究》）。但日本的白鳥庫吉卻論定東胡是遼河上游的蒙古人之漢名，烏丸即蒙古語“聰明”（Ukhangan）的音譯（《東胡民族考》），他的這個意見也得到不少人呼應。而以今天的常識來看，生活在這一帶的人過去使用的是阿爾泰語，阿爾泰語系下面有蒙古、突厥、通古斯三個語族，因此，烏丸人往往也被稱作阿爾泰語系。

        歷史上，烏丸的活動范圍主要在今天中國境內，從文獻記載上看，自漢武帝時代起，就有烏丸人逐步“內遷”，與中原民族雜居、融合。由此現代學界也都主張，把烏丸、鮮卑、匈奴等草原游牧民族統統說成黃帝子孫、華夏苗裔，固然是“大漢族主義”的表現（陳序經《匈奴史稿》），這些歷史上的古代民族應該有他們自己的族源，但由于現代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它又是在幾千年的歷史中形成的（費孝通語），像烏丸這種自漢代便為“國內少數部族”的，更早已變成這“自在的民族實體”的一部分。那么，在今天中國歷史的書寫當中，烏丸，是理所應當地要被當作中國北方邊疆的一個少數民族。

        烏丸史，是東北古代民族史。        

        四        

        在傳統“正史”里面，陳壽是第一個為烏丸、鮮卑作傳的，但他說“烏丸、鮮卑即古所謂東胡，其習俗、前事，撰漢記者已錄而載之”，他只負責記載他們在漢魏這一階段的動向。幸運的是，在陳壽同時代人王沉撰寫的《魏書》里面，有對烏丸“習俗、前事”的記述，這些記述又為《三國志》裴松之注所引用，以此結合后來范曄所作《后漢書·烏桓鮮卑傳》，即可補充我們對烏丸歷史、文化的認識。

        有意思的是，王沉為太原晉陽（今太原市西南）人，這里很早就有烏丸人內遷，他祖父曾任匈奴中郎將，兒子也做過都督幽州諸軍事，并與鮮卑人通婚，與烏丸人也有接觸，就是說他生長在一個胡漢雜居之地，又是在一個與匈奴、烏丸、鮮卑等游牧民族均有往來的家庭，因此，他對于烏丸、鮮卑的記述，相信多出于他自己的見聞（內田吟風《烏丸、鮮卑的習俗》）。古代人了解有關邊疆、異域信息的渠道，并不是那么隨時暢通，大概只有少數游歷、駐守過邊疆或是出使、遠征過域外的人，才能掌握到實際的情況。譬如漢代的臧旻曾任匈奴中郎將，他卸任后回到京都，有人來詢問“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他便就“西域本三十六國，后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余國，其國大小，道里遠近，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等，一一作答，口說手繪，提供的資訊，就比《漢書·西域列傳》還要翔實。那么在這一點上，王沉也有他的優勢。

        根據王沉的記載：

        第一，烏丸“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為宅”，平常弋獵禽獸，食肉飲酪、穿戴毛皮，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也有簡單的農耕，種植如黍子的青穄和用來釀酒的東墻。又有弓矢鞍勒、金屬兵器等手工業制造，婦女能制革、編毛毯。可是，“米常仰中國”。

        第二，烏丸社會的基本組織為“邑落”，邑落有小帥，非世襲，數百千落為一“部”，推勇敢健壯而又善于協調者為部大人。無文字，大人有令，“刻木為信”，傳于邑落。

        第三，烏丸人敬鬼神，祭拜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之神，死后歸于赤山。

        現代學者從這些記載中，判斷出烏丸在當時尚處于奴隸制階段，又有母系社會的遺存。而據王沉說，鮮卑的“語言習俗”，跟烏丸差不多。此外，烏丸人不筑城郭、貴少賤老、“惡種姓之失”而有收繼婚、男子既能以打獵為生又能引弓打仗，類似的習慣，與《史記》、《漢書》當中描寫的匈奴也非常接近。

        考古發掘亦證明，烏丸與匈奴在文化上是有相似的地方的。在遼寧西岔溝出土的西漢烏丸文物里面，有一些青銅飾牌上有雙牛、雙羊、雙駝和犬馬、犬鹿的圖案，據說這都是受了匈奴的影響（林幹《東胡史》）。這說明烏丸一方面“漢化”很早，他們還有對中國在貿易、糧食等方面的實際需要，可是另一方面，卻保留著很深的北方游牧民族習性，他們的社會組織、宗教信仰、禮俗文化，仍與以農耕為主的中國迥然不同。        

        五        

        夾在北匈奴與南中國之間，又有鮮卑在側，烏丸的處境自然相當微妙。

        從中國的視角，恰如陳壽所寫：“《書》載‘蠻夷猾夏’，《詩》稱‘獫狁孔熾’，久矣其為中國患也。”這是《魏書·烏丸鮮卑傳》的開頭，開宗明義的這幾句話，很可能是模仿班固。因班固在《漢書·匈奴列傳贊》里早就說過同樣的話：“《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他在《漢書·敘傳》中也有過類似的表達：“于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這里引《詩經》、《尚書》，主要是強調“四夷”之為害中國以及中國對他們的戒備，由來已久，早已刊入經典。如果再往前回溯，那么在司馬遷筆下，已有他關于《史記·匈奴列傳》之寫作的說明：“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強弱之時，設備征討。”（《史記自序》）從這里面就可以看到，陳壽交代他為了“備四夷之變”而寫下烏丸、鮮卑等傳，既是延續了司馬遷、班固以來的修史傳統，同樣的，也是遺傳了他們甚或是更早的“外攘夷狄”的心理。

        在漢晉史家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之中，還可以看到當時的中國人對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實在有一種相當固執的內外、彼此之分，有一種“他群”、“我群”（李濟語）或說是“他者”、“我者”（許倬云語）的對立觀念。

        根據文獻記載，烏丸在漢代曾有兩次大規模的內遷。一次是在漢武帝時，霍去病打敗匈奴后，將烏丸人遷至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等五郡邊境；還有一次是在東漢光武帝時，烏丸人被遷到遼東、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代郡、雁門、太原、朔方等邊境十郡。隨著烏丸人兩次內遷的，是在今天的北京與河北萬全縣分別設置了護烏丸校尉，專門管理烏丸人，并負有偵察、監督匈奴和鮮卑的責任。這個專門職務的設立，有人說是由于班固父親班彪的提倡，因為班彪說過“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不能放松管制，也不可叫人兼差，必須有相當一級的專任，方能保證邊境無事、國家安全。在他意識當中，烏丸人不但是與漢民不同，輕躁而狡猾，好作亂、好犯事，這種好作奸犯科的性格，又是與生俱來的。

        班彪的看法其實有相當的普遍性，而這就意味著，不管作為草原游牧民族的烏丸是歸順還是對抗，他們身上先天地有一種異于漢地人民的特殊習性。班固之兄班超出使過西域，攻打過北匈奴，他也認為像匈奴這樣的，與中國禮儀習俗不同、飲食言語不通，根本就是“被發左衽，人面獸心”。而這一成見根深蒂固，在陳壽的時代也并未消除，在江統的《徙戎論》里有一句名言，就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

        但如果站在烏丸的立場，就可以體會到，一方面，他們對中國確有很多依賴，這使他們愿意接受中國的“朝貢體制”，以奴婢、牛馬、弓弩、毛皮等物資貢獻，換取中國的保護；可是另一方面，在強大的匈奴面前，他們也不得不表示臣服，隨時奉獻牛、馬、羊等，以免受“過時不具，輒虜其妻子”的懲罰。這就是以小事大。

        在這種以小事大的復雜關系中，當然，烏丸也有它的自立之道，有它的搖擺和掙扎。盡管我們很難看到以烏丸人的視角留下的這方面記錄，不過在有限的漢文資料中，還是依稀可見他們于夾縫中求生存的狀態及心情。這里舉兩個例子。

        一例是在漢昭帝時代，漸漸壯大起來的烏丸，為報漢初冒頓殺東胡王之仇，去挖匈奴單于的冢墓，自然引起匈奴反擊。漢大將軍霍光趁匈奴遭打擊，派范明友攻打匈奴，順勢將烏丸三王斬首，獲一石二鳥之利。烏丸挨了打，掉過頭來，又屢屢攻擊范明友軍。

        還有一例是在王莽時代，當時對外強硬，與匈奴有過不得接受烏丸投降者的約定，同時也告誡烏丸不要再向匈奴納稅，就是說中國作為第三方，強迫烏丸和匈奴解除了隸屬關系。誰知匈奴表面應承，實際還是到烏丸收稅，當烏丸以“奉天子詔條”為抗稅的理由時，他們將烏丸首領捆綁倒懸，而當烏丸怒殺其使者后，他們更派兵鎮壓，并掠走上千婦女兒童，叱令“持馬畜皮布來贖”，等到烏丸人帶了財物去贖，他們又連人帶物全部扣下。最后，在中國的再三敦促下，匈奴才勉強同意將人口、財物歸還烏丸，可是他們又以護送烏丸人為借口，以上萬騎兵，勒馬塞下，意在抗議和威脅。而此后不久，匈奴便與烏丸聯手，“共為寇入塞，譬如中國有盜賊耳”，這一情形，一直持續到匈奴內部發生分裂，“烏桓乘弱擊破之”。漢光武帝亦不失時機采取離間手段，“以幣帛賂烏丸”，使烏丸人又向中國詣闕朝貢，“保塞無事”。

        在三方如此長期的拉鋸式的且戰且和中，烏丸的搖擺、掙扎和自立，在中國人眼里，往往就顯示為“困則卑順，強則驕逆”（侯應語）、“弱則畏服，強則侵叛”（江統語）的游牧民族“難羈”的性格。

        在內蒙古和林格爾縣有一座一九七一年發現的漢代古墓，墓主人是一名大約漢桓帝時期的使持節護烏丸校尉。墓中的彩色壁畫，繪出了這位護烏丸校尉從繁昌出居庸關，到達寧城任所，在任上起居出行、歌舞游獵的場面。壁畫上的墓主人端莊凝重、威風八面，他的身旁除了僚屬，還有彎腰行禮的烏丸人、鮮卑人，都剃了光頭，穿深褐色衣服，體態恭順，表情溫和，完全是一副被馴服的樣子，大概可以代表當時人對于在護烏丸校尉管轄的世界里，各民族是如何和諧相處的想象。（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