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沒有資格在中國的面前說，你們從實力地位出發同中國談話?！?/p>

在今年3月19日的中美高層戰略對話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一句堅定的話語在國內引發了極高的關注，人們似乎第一次從外交尤其是中美外交的現場聽到了如此表述。不少人議論這是否代表著中國外交正在發生某種范式變化。

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并逐漸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中國外交的一舉一動都更加受到外界關注。與此同時，中國外交也正面臨著許多以往不曾面臨的新情況，需要更多元、靈活和主動的應對，在必要時發出來自中國的聲音。

中國外交一路走來，是否已發生了范式轉變？中國如何在“世界大國”和“發展中國家”的身份之間尋求平衡？我們又該如何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

在即將于7月3日至4日在清華大學舉行的、多國政要與學者齊聚的世界和平論壇上，中國聲音也備受關注。據外交部發布，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將于7月3日出席第九屆世界和平論壇開幕式并發表主旨演講。

論壇舉辦前夕，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圍繞中國與世界的關聯互動獨家專訪了世界和平論壇秘書長、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閻學通教授。

需要厘清：外交官言論代表個人還是國家政策

澎湃新聞：世界和平論壇已經走過多年，聚焦此次論壇本身，您在籌辦過程中有什么體會感想？

閻學通：舉辦世界和平論壇最大的價值就在于中國提供了一個國際標準的安全論壇，向世界說明中國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讓人們體會到中國做事也同樣符合國際化標準，讓國際社會更全面地認識中國。具體到今年，我們感覺到在邀請嘉賓的過程中間，接受我們邀請的嘉賓顯然有一些出于其國內因素的擔心。通過籌辦論壇，我們能夠敏感地感覺到當前國際環境的變化。

3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安克雷奇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舉行中美高層戰略對話。這是楊潔篪在中美高層戰略對話開場白中闡明中方有關立場。 新華社記者 劉杰 攝

澎湃新聞：楊潔篪主任今年3月在安克雷奇參加中美高層戰略對話時強調，美國沒有資格從實力角度出發同中國談話。近日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表示，中國外交的風格已經發生變化，需要西方適應我們的新風格。在您看來，中國外交發生了怎樣的風格或者說范式轉變？這種變化下一步會給中國帶來什么？

閻學通：現在大家越來越多地把中國目前的外交范式稱為“平視外交”，我們提出了要平視世界。面對美國，我們想要在外交領域跟它平起平坐，這是非常明顯的。所謂“平起平坐”帶來的一個具體表現形式就是：你用什么樣的政策對我，我就用什么樣的政策對你。

而說到中國外交范式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或者說調整，我認為我們可能得根據中國政府的政策來理解當前中國外交官的個人發言。比如說此前外交部發言人回應某個外交官的言論時說道“我們不評論外交官個人的言行”，這意思就是說中國外交官的個人言行并不代表國家政策。

當前中國外交出現的這種范式變化和以前非常不同，以往中國外交官說的每句話都會被國際社會理解為是中國政府政策的表達，而今天國際社會不一定認為中國外交官說的每一句話都代表中國政府的政策，外交官發的微博和寫的文章也不一定代表中國政府的政策。所以中國外交官們口中的哪句話代表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和政策，而哪句話是他個人看法且不代表中國立場和政策，我認為已經到了一個值得大家需要慎重辨別的時期。這種情況可能會使得在一段時期內人們的困惑會越來越多，因為國際社會難以區分兩者。

需要平衡：發展中國家和世界大國兩者身份與責任

澎湃新聞：在中國當前對外關系中，中國如何做到身份與責任的平衡，在一個“大國”與“最大規模發展中國家”之間尋求平衡？如何平衡“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

閻學通：當前中國的雙重身份，一個是世界大國，另一個是發展中國家。作為世界大國，中國要承擔比其他國家更多的國際責任，但同時因為我們不是世界最強大國家，所以要承擔的國際責任應少于美國。

另一方面，中國作為最大規模的發展中國家要維護發展中國家的總體利益，而不是某個發展中國家的特有利益，因為發展中國家是一個群體，我們需要維護群體的利益，而不能是個體利益。

第二，因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所以中國對外援助不能夠超過發達國家標準。聯合國制定的對外援助標準是發達國家對外援助應占本國GDP的0.7%，其實絕大多數國家都沒做到，而中國對外援助在任何條件下都不應該超過GDP的0.7%。所以說我們要維持身份的平衡，實際上是要在具體問題上非常明確地展現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澎湃新聞：美國拜登政府幾次公開稱不會逼迫其他國家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如果這種趨勢繼續下去，非此即彼的“二元格局”是否已經難以避免？在這種情況下，多邊主義又應該如何踐行？

閻學通：在我看來，現在世界上并沒有形成“兩個圈子”。因為美國采取的政策不是只團結發達國家或者說西方國家，這次七國集團峰會的參會國家中，南非、印度都是發展中國家。所以對于美國來講，美國不以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作為他爭取國際支持的界限。對于中國來講，我們也應該采取同樣的策略，在爭取國際支持時，不區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就是說對美國的盟友也要努力去爭取他們的支持，而不能因為他們是美國的盟友就放棄了爭取支持，甚至把他們推向美國。

現在中國提出了“真正的多邊主義”的說法，強調要開放包容，但是具體政策如何尚待觀察，我們現在需要解決的不是一個宣傳口徑上怎么說的問題，我們需要解決的是具體政策如何執行的問題，提出“開放包容”這個概念是容易的，讓我們的政策行為和我們的政策宣示一致則需要更多努力。

6月11日至13日舉行的G7峰會，是拜登作為美國總統的首次海外出訪行程。

需要應對：美“俱樂部戰略”下應允許更多外國人來華工作

澎湃新聞：在這樣的中美關系背景下，在西方媒體事實上還掌握著主要國際話語權之時，我們要如何“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

閻學通：全世界每一個國家的形象塑造主要靠的是該國的政府，民眾對塑造國家形象也有作用，但是相對而言是第二位的，影響最大的還是政府。我所指的不是政府的宣傳，也不是政府提出的目標，而是政府的具體政策和外交行為。全世界每個國家的國際形象主體都是靠本國政府的政策和行為塑造的，你有什么樣的形象，倒推回去就知道這來源于哪些行為。

澎湃新聞：您最近在國際關系期刊《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刊文，那一期中國特刊的封面主題是中國是否會繼續上升或者說崛起，內文涉及了幾個方面，比如臺灣問題、中美經濟和科技脫鉤等等，您認為什么因素會成為下一階段影響中國上升趨勢的最大變量？

閻學通：如果單說外部因素，我認為最大的影響因素就是美國當前采取的“俱樂部戰略”，因為其“俱樂部戰略”是把世界上實力強的國家組織到一起，搞俱樂部式的產業鏈和供應鏈，給我們在國際社會中的科技合作和高科技產品生產帶來嚴重困難。這意味著我們跟美國在數字時代的核心競爭——數字技術創新競爭上，我們實際可利用的外部資源就會被逐漸消除，所以這對我們發展的影響很大。換句話說，假設美國可以利用世界上除中國之外的所有科技資源，而中國無法利用中國之外的國際科技資源進行競爭，我們將處于一種不平等的競爭條件之下。

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我認為之所以美國的做法現在能夠產生效果，其實和我們對外政策中減少了“引進來”也有關系。我們講改革開放中的“開放”，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主要重在“引進來”，進入新世紀之后的前十年，我們是“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從2014年開始，我們開始以“走出去”為主。現在我們要應對美國的科學技術創新“俱樂部戰略”，我們需要更加大“引進來”。具體而言，核心的“引進來”是引進人，如果人和人之間沒有聯系、接觸，那么合作也就沒有了。我們跟國際社會的合作是人和人之間的合作，也就是說得讓外國人進入中國。所以我想，要應對美國的戰略，我們得重新打開大門，允許外國人進來中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