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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云誕辰座談會5學者官員發言:他倡導對外開放支持辦好特區
新華網6月12日消息,中共中央當天上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座談會,紀念陳云同志誕辰110周年。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俞正聲、王岐山、張高麗出席座談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劉云山主持座談會。
座談會上,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冷溶、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王萬賓、國務院副秘書長肖捷、上海市市長楊雄先后發言。以下為上述5人的發言內容。
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冷溶:
他特別強調加強黨紀和維護中央權威
陳云同志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新中國成立后,他長期領導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為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為我們黨領導經濟工作積累了寶貴經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他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出許多重要思想,深化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他歷來主張搞建設要從中國實際和國情出發,“建設規模一定要與國力相適應,而且要留有余地”。他強調經濟工作應首先考慮民生,“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必須兼顧,必須平衡”。他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價值規律對流通過程和生產過程是有一定影響的,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把經濟搞活。他一貫強調綜合平衡、統籌安排,從國民經濟全局出發考慮問題。他鼓勵改革要大膽探索,認為過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新形勢下很多不再適用,需要努力學習新的東西,不斷探索和解決新的問題。他積極支持和推動對外開放,主張利用外資和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為我國經濟建設服務。他視野開闊,很早就提出要研究資本主義,說不研究資本主義,我們就要吃虧,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場占有我們應占的地位。
陳云同志在延安時期曾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7年,改革開放后擔任中央紀委第一書記9年,對黨的建設有重要建樹,提出很多富有前瞻性、戰略性的思想。他十分注重共產黨員的黨性修養,撰寫過《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等文章,提出并深刻闡述共產黨員的標準。他強調培養選拔干部要堅持德才兼備,“首先要看德,有才無德的人不能用”。他提倡在黨內嚴格實行民主集中制,維護正常的黨內生活。他高度重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強調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他非常重視黨的思想宣傳工作,認為經濟搞不好會翻船,宣傳出問題也會翻船。他特別強調加強黨的紀律和維護黨中央的權威,認為“如果沒有中央的權威,就辦不成大事,社會也無法穩定”。他要求高度警惕執政條件下黨脫離群眾的危險。他始終強調治黨從嚴,指出黨的紀律檢查機關的基本任務就是要維護黨規黨法、整頓黨風。
陳云同志所以能夠在黨的歷史上特別是一些關鍵時刻發揮重要作用、作出卓越貢獻,是與他始終遵循和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分不開的。他的工作方法,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既唯物又辯證,堅持實事求是。陳云同志提出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是對唯物辯證法的一種通俗易懂、言簡意賅的概括,是他幾十年實踐經驗的哲學結晶,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貢獻。
陳云同志上述重要思想和工作方法,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對于我們更好地治國理政、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具有重要意義。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不斷從老一輩革命家們身上汲取智慧和力量,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為實現偉大的中國夢而奮斗。
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
他較早明確表示支持安徽等地的農村改革
陳云同志是在艱難曲折的革命斗爭中成長起來的、久經考驗的黨和國家卓越領導人,他的一生,是光輝偉大的一生,是無私奉獻的一生。
陳云同志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披荊斬棘、出生入死。在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斗爭中,陳云同志始終不畏艱險,勇挑重擔,為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制定的一系列重大戰略決策的實施,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誕生,建立了赫赫功勛。
陳云同志為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夙興夜寐、殫精竭慮。新中國成立后,陳云同志成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他長期主持全國財經工作。新中國成立初期,他領導和部署開展的“銀元之戰”“米棉之戰”等財經戰線的斗爭,沉重打擊了投機資本,有力維護了國民經濟的穩定。之后,在領導經濟恢復中,在對糧食、棉花等主要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的重大決策中,在有步驟地開展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改造中,在制定和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奠定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基礎的開創性工作中,他展現了卓越的才華,為毛澤東同志所贊揚,為全黨同志所欽佩。“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斗爭,并積極參與黨中央粉碎“四人幫”的決策過程和斗爭。
陳云同志為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陳云同志鄭重提出和堅決支持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領導工作,主張正確認識和評價1976年4月的天安門事件和平反冤假錯案,積極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他重新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并被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成為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他主持制定了《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參與了制定干部“四化”方針等一系列重要工作,為開創新時期黨的建設和干部隊伍建設新局面付出了極大的努力。他提議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增寫新中國成立前28年的內容,為科學評價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發揮了重要作用。他運用自己豐富的經濟工作經驗提出的經濟建設思想和建議,對突破我國過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還較早明確表示支持安徽等地實行的農村改革,為改革開放首先在農村取得突破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他關心經濟特區建設,積極支持上海浦東的開發開放,為促進對外開放事業的健康發展貢獻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黨的十四大以后,陳云同志從領導崗位上完全退下來,但仍然始終不渝地支持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的工作,高度關注黨和人民事業的發展,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陳云同志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所建立的卓越功勛將永載史冊,他的光輝思想和崇高品德將永遠激勵我們不斷開拓前進。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王萬賓:
他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作出了獨特貢獻
陳云同志是黨和國家久經考驗的卓越領導人,曾擔任第四屆、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他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和嚴謹的科學態度,善于傾聽不同意見,嚴格貫徹民主集中制,為堅持、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保障人民當家作主,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作出了不懈努力。
陳云同志為我國憲法的制定和完善作出了積極貢獻。
1949年9月,陳云同志作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出席會議并任執行主席,參與制定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1953年1月,他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參與憲法起草工作。1954年9月,他出席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參加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部國家根本大法。
陳云同志為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陳云同志參與領導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建立。1953年12月8日,他同毛澤東等領導同志帶頭參加北京市西單區中南海選區進行的西單區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1954年9月,陳云同志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此后連續五屆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多次當選大會主席團成員。
1975年1月,陳云同志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當時正值“文革”期間,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受到嚴重破壞,陳云同志受到錯誤批判和不公正待遇,但他始終懷著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認真履行職責。1978年3月至1979年7月,陳云同志擔任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他身體力行,為推動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恢復和發展做了許多重要的工作。
1979年7月1日,他出席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參加審議通過《關于修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若干規定的決議》。該《決議》決定縣和縣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設立常務委員會,將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改為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將縣的人民代表大會改為由選民直接選舉。1980年9月,陳云同志擔任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他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參與憲法修改工作,專門聽取新憲法起草工作的匯報。在陳云同志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的關心下,新憲法于1982年12月4日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并施行至今。
陳云同志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作出了獨特貢獻。
陳云同志向來強調民主法制的重要性,他指出:“要有民主,還要守法。民主是必須的,守法也是必須的,沒有這兩條,我們一事無成。”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陳云同志高度重視并積極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針對一些地方出現的嚴重經濟犯罪活動,陳云同志作出嚴厲批示,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一些條款作出相應的補充和修改,為打擊嚴重經濟犯罪行為提供了法律支持。針對外國投資者的投資比例一般不高于49%的規定不利于吸引外資的問題,陳云同志作出明確批示后,1979年7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刪去了這一限制性規定,為更好地吸引外資、加快國家經濟建設提供了重要助力。
國務院副秘書長肖捷:
他倡導對外開放、支持辦好經濟特區
陳云同志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新中國成立后,陳云同志長期主持經濟工作,為建國初期統一全國財政經濟、穩定物價金融、迅速恢復國民經濟,為實行糧食棉花等主要農產品的統購統銷,為開展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為克服和解決上世紀60年代初國民經濟遇到的困難、推動國民經濟調整恢復,為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他在實踐中形成的創造性思想理論和所展現的崇高精神風范,值得我們永遠銘記和繼承發揚。
陳云同志一貫重視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同時強調處理好建設與民生的關系。他認為搞經濟建設的最后目的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他多次指出,關系全國人民經濟生活的事是第一位的大事;“不解決實際問題談為人民服務,則是空話一句”;滿足老百姓的需求,“根本辦法是積極增加生產”;“人民生活水平只能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提高”。這些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與人民生活的辯證關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陳云同志積極支持和推動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強調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就提出突破蘇聯單一計劃經濟模式、發揮市場補充作用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新構想。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他又率先探索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如何發揮好市場調節的作用,對于突破高度集中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產生過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他倡導對外開放,支持辦好經濟特區。他認為改革將會大大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使我國的生產力獲得一次新的大解放。陳云同志的改革精神,激勵著我們更加自覺地承擔起時代重任,勇于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用新視角把脈經濟,以新思路拓展新局,不斷把改革開放推向深入。
陳云同志重視國民經濟按比例協調發展,強調經濟建設必須注意綜合平衡,處理好一些重大的比例關系。他指出:“如果不認真研究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必然造成不平衡和混亂狀態。”他高度重視做好宏觀調控,提出既要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又要進行必要的國家干預,“搞好宏觀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觀,做到活而不亂”。這些真知灼見,體現了他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的深刻把握。
陳云同志長期在國務院領導崗位上工作,一貫謙虛謹慎、嚴于律己、求真務實、夙夜在公,是國務院機關優良傳統和作風的培育者、踐行者。他注重調查研究,歷來反對粗枝大葉、大而化之,總是要求把賬先仔細地算清楚再下決心。他堅持學習,即使身處逆境仍孜孜不倦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還要求領導干部帶頭學習,提出“要把學習作為指導工作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為我們的一項重要任務”。他操持著國計民生,卻從不謀一己私利,提出“我們的標準,不但是不能貪污,而且是不能浪費,就是說,國家的財力物力一定要用得恰當”。陳云同志的諄諄教誨和身體力行,深深影響了幾代國務院機關工作人員。
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楊雄:
他大力支持開發開放浦東,非常重視上海干部隊伍建設
陳云同志是從上海走出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上海是陳云同志的故鄉,也是他早期開展革命活動的地方。在上海,他領導工人運動,組織農民暴動,上海的許多大街小巷、郊縣鄉村,都深深地印刻著他的革命足跡;在上海,他領導中央特科,在險惡環境下開展地下工作,英勇機智地進行對敵斗爭,保證了黨中央的安全。在走出家鄉以后的漫長征程中,他在更廣闊的天地中不斷奮斗,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他是中國人民的驕傲,更是上海人民的驕傲!
陳云同志關心、支持上海經濟恢復、發展。新中國成立初期,面對全國尤其是上海物價飛漲、經濟混亂的態勢,陳云同志以上海等中心城市為重點,沉著應戰,見招拆招,屢出妙棋,抓住“兩白一黑”,打擊金融投機,有效遏制了遍及全國的物價暴漲,穩定了市場。他還對開始于1956年的上海工業大改組給予了指導和支持,使上海工業得到合理發展。
陳云同志重視調查研究,一個重要方法就是到家鄉了解情況。1955年至1961年,陳云同志先后4次回家鄉青浦開展農村調查,體察農民生活。他認為,回家鄉調查更便于聽到真話,了解實情。最長的一次,他開展了15天的蹲點調查,與農民群眾同吃同住,寫下了《青浦農村調查》。他所提出的關于農村糧食問題、生產發展等方面的看法和意見,為中央制定、調整農村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決策依據。
陳云同志有力地推動上海的改革開放。他大力支持寶鋼建設。1979年寶鋼建設剛剛起步時,就遇到了是“上馬”還是“下馬”的爭論。陳云同志親赴上海進行實地考察,召開專家座談會,經過一個半月的深入調查研究,他在國務院財經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提出了搞好寶鋼建設的8點意見,明確要“干到底”,“做出榜樣來”,為中央最終作出科學決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陳云同志大力支持開發開放浦東。上世紀90年代初,中央作出了開發開放浦東的戰略決策。陳云同志表示了極大的支持,并指出“上海有很好的基礎,尤其有人才優勢,上海今后的發展一定會很快”,“我非常贊成”。當上海的改革取得了“三年大變樣”的成績時,陳云同志非常欣慰,勉勵上海,“上海的工作是做得好的,不是一般的好,而是很好”。
陳云同志非常重視上海干部隊伍建設。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陳云同志就對上海提出,上海要大膽選拔中青年干部,不僅要有第二梯隊,還要有第三梯隊。1983年陳云同志在杭州休養期間,得知上海市委從基層選拔了十幾位年紀輕、有專業知識、政治思想好的干部進入市一級領導班子,非常高興,返京途中特意取道上海,親切接見了中青年干部代表。
陳云同志熱愛家鄉,家鄉人民也對陳云同志懷有深切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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