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長期以來，上海社聯聯系著上海市高等院校、黨校、社科院、部隊院校和黨政部門研究機構等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深入研究并回答事關國家和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成為政府決策不可或缺的“思想庫”和“智囊團”。

上海社聯與澎湃新聞智庫報告欄目聯合推出“上海社科專家說”，該系列文章將堅持問題導向，提供應對策略與解決方案，為政府部門提供決策參考。   

近年來，上海出臺了一系列科技創新政策，為了解政策實施效果，特別是有關科技成果轉化“三權下放”的激勵效應，上海社科院課題組對本市若干高校、科研院所進行調研走訪。調研發現，盡管目前上海允許將不低于70%的科技成果轉化收益獎勵給科研團隊（這一比例已高于國外高校和科研院所），但科技成果轉化活躍度依然不高，依然存在“墻內開花墻外香”現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專業服務短板無疑是影響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要因素。為此，我們認為，提升專業服務能力，強化科技成果擁有者、使用者及資本之間的鏈接效應，是打通科技成果轉化“最后一公里”的關鍵一環。 

一、專業服務能力不足是上海科技成果轉化的突出問題

科技中介服務機構、技術轉移平臺等中間核心環節，直接影響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效率水平。目前上海存在的主要問題表現如下：

1、專業服務機構“少、散、弱”，難以有效承擔職能

一是專業服務機構缺少，高校、科研機構大量技術成果無法轉化。據了解，全國公立研發機構、高等院校中，僅有不到10%的單位設立專業技術轉移機構，其余均由科技管理部門負責成果轉化工作，這些部門沒有地位，也缺少人員和經費支撐，發揮作用極為有限。上海的情況和全國基本相同。此外，上海社會化中介服務機構普遍存在總量偏小、人員素質與專業能力參差不齊等問題，很多停留在專利、補貼申請等初級業務層次上。

二是專業人才不足、專業標準參差不齊，難以滿足市場需求。技術轉移中介人才需要既懂技術、又懂市場，熟悉金融、法律、企業管理等專業領域，對綜合能力要求較高。上海高端技術經紀人到了奇貨可居的程度。近年上海共培訓技術經紀人2萬余名，但仍十分匱乏，真正從事科技評估、法律咨詢、審計、仲裁、風險投資等業務人員少之又少。在技術經紀人資質和證書管理領域，專業準入門檻偏低，對專業學歷缺乏必要標準。一般專業培訓時間短、內容簡單，大體屬于走過場的形式，對從業人員專業能力提高沒有實際效用。技術經紀的市場活動缺少規范的收費標準和監管機制。目前技術經紀費用基本處于不透明狀態，社會上的各種技術經紀服務費用收取方式五花八門，且技術經紀人本身缺乏基本薪資標準和職業保障，不利于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建設。

2、國際性技術轉移平臺建設滯后，功能作用發揮不夠 

一是現有平臺數量少、功能單一。上海目前僅有國家技術轉移東部中心、上海產業技術研究院、上海醫藥衛生技術轉移服務平臺等少數幾家技術轉移平臺，且功能僅限于撮合交易，缺少科創融資、教育培訓、專利維護等服務功能板塊。政府科技投入信息、專家庫信息的開放與共享性不足，使得科技成果評價合理性有待提升。此外，由于與科研人員缺乏有效互動，平臺用戶黏度不足，加上沒有透明的、合理的利益分享機制，平臺幾乎實際沒有形成社會和經濟效益。

二是市場化、國際化水平不夠，運行效率低下。目前上海僅有的幾家技術轉移平臺，多為地方性事業單位，面臨如何通過改制實現企業化運作。此外，其國際化水平與上海全球創新中心等定位不相符合，不利于上海匯聚全球創新資源。

3、政策和制度建設滯后，轉移轉化流程運行效率極低

一是地方科技成果轉化及配套機制迭代更新滯后。科技成果轉化具有高風險性，一旦轉化失敗或經營虧損勢必會導致國有資產受損，而目前政策對相關免責條款的解釋仍然較為模糊，使科技成果面臨“不賣是一張廢紙，賣了可能是資產流失”的無奈。完成技術轉移具體流程所需時間依然過長，達不到市場時效性的要求，部分企業反映，很多高校技術作價入股，走完流程需花費半年時間左右，很多好技術因錯過市場窗口期，市場價值大幅度下降。

二是高校現有科技成果轉化政策界定不清晰。現有政策未明確高校與其資產管理公司之間技術轉移方式，以及現有技術轉移法規是否適用于其資產管理公司等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資產管理公司進行科技成果轉化的積極性。此外，中國科研人員絕大部分科技成果為職務性，根據專利法，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屬于科研人員所在單位，而非個人。

三是現有政策覆蓋不夠全面，對技術服務者關注較少。盡管上海2019年出臺了“科改25條”，但整個激勵政策仍主要針對科研人員，導致其“話語權”太大，其它主體的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出來，使得科研管理人員、技術經紀人等對后期技術產業化發揮作用的積極性不大。 

二、專業服務能力對科技成果轉化作用的國際借鑒

歐美高校、科研院所在機構設置、渠道搭建和部門協同管理等方面形成很多科技成果轉化經驗，值得上海學習借鑒。

1、由高校和科研機構主導，以技術轉移辦公室（OTL）或技術轉移公司為主的技術轉移模式

一是OTL模式已成為歐美大學技術轉移的標準模式，超過93％的大學設立具有高度獨立性的技術轉移辦公室。一般學校董事會把決策、財務、人事自主權，以及校內協調、處置權等全部下放至技術轉移辦公室。80%的英國高校設立獨立的技術轉移公司，通過公司化運作模式來提升自主性，如劍橋大學的劍橋企業有限公司，具體投資事宜由公司設立的投資委員會全權負責等。

二是歐美國家科研院所普遍建立技術轉移部門來推動成果轉化。如美國伯克利國家實驗室通過建立技術轉移與知識產權管理部門，來直接管理實驗室7大科研部門技術從實驗室到市場化過程。德國科學學會、州立科學院等通過設立技術轉移中心或機構來推廣其發明創新研究的新型技術等。

2、建立與企業的多渠道聯系，放手讓科研人員面向市場需求開展研究、同步提高企業技術承接能力

一是歐美高校會創造各種條件，強化科研人員與企業的聯系。如和企業共用研究設施、聯合研究，聘請企業家當兼職教師或當論文評審委員會成員等等，還會搭建各種與企業的交流平臺，如創業大賽、創新俱樂部、風險投資俱樂部等。

二是科研院所采取合同研發機制，作為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主要途徑。美國科研院所一般采取的合作研發協議機制，授權國家實驗室將科研成果轉讓或許可給私營企業進行商業開發，并優先考慮美國境內的小企業。而歐洲主要是合同科研制度，企業直接將具體的技術改進、產品開發或者生產管理需要等委托給研究所開展針對性研究。

三是技術專業辦公室或科研院所直接組建聯盟強化相互之間聯系，致力于合作研究、資源共享、培訓指導、傳播推廣等。

3、積極構建科技成果轉化的行政管理格局，將責任分解到位、提升部門間的協同性 

一是在科研院所技術轉移機構的上層設立首席技術專家辦公室、監察長辦公室和咨詢團隊等職能辦公室，下層設立技術轉移辦公室，管理其附屬國家實驗室的技術轉移事務。同時，還設立技術轉移機構間工作組，便于各部門進行橫向信息溝通，其中商務部充當技術轉移事務的總協調人角色，負責協調、匯總各部門技術轉移事務信息，并定期向國會與總統提交國家實驗室技術轉移專題報告。

二是能源部、聯邦小企業局、國家航空航天局分別設立國家技術轉移中心（NTTC），主要負責為全社會各行各業提供技術成果轉讓服務，包括技術轉讓“入門服務”、“商業黃金”網絡信息服務、專題培訓服務、發行技術轉讓出版物服務等。 

三、上海提升專業服務水平、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建議

上海需要以市場化、國際化為導向，聚焦科技成果轉化的中間服務環節，增強上海科技轉化的專業服務水平，強化上海作為科技創新策源地、鏈接協同創新開放平臺等功能。

第一，在機制設計上：一是提升技術轉移機構的地位和作用。目前上海技術轉移辦公室發揮的作用極為有限，建議結合大學科技園建設，推動高校技術轉移辦公室與大學科技園管理機構融合聯動，從領導體制、機構設置、人員配備、經費保障、工作流程等方面提出明確要求，探索上海高校的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新路；二是強化技術轉化經紀人的科技成果轉化率的考核機制，就高校和其資產管理公司之間的政策“模糊地帶”界定清晰，明確其具體轉移方式等；三是支持科研院所建立技術轉移機構，組建技術轉移聯盟，主要承擔對外宣傳聯絡、技術項目管理等，同時組織咨詢培訓、共享技術資源等，聯合推動科研成果向企業轉移；四是設計容錯糾錯機制，解決領導班子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的后顧之憂，如允許“院所長”持股，讓法人單位能夠放心大膽推進科技成果轉化工作。此外，科研成果轉讓不能簡單“出價高者”得，要優先考慮中小企業和本土企業。

第二，在渠道構建上：一是強化高校與企業之間的聯系，兩者可以在設立扶持資金、探索學術休假制度等方面加強合作，使項目研究更滿足市場需要；二是推進政府與企業在項目研究上的合作，改變目前政府主導課題發包制度，探索研究項目以企業為核心、政府引導和支持的新型課題發包制度；三是加快國際性技術交易數字平臺建設，通過簡明公開的規則，吸引技術擁有者、技術需求者和社會資本等各方積極介入技術轉移市場。同時，還需提升多元化平臺服務功能，為技術轉移轉化提供全方位支持，切實解決好技術支持、標準完善、培訓引導、市場監管等問題。

第三，在部門協調上：一是加強部市合作、院地合作，通過多方協調，將上海制定的一系列針對性強、改革力度大的成果轉化政策舉措，如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收益獎勵比例、遞延納稅等推廣到眾多中央在滬科研院所，可自主選擇享受上海地方政策；二是建立成果轉化跨部門協同機制，以科技主管部門為核心，協同教育、國資、財政、稅收、審計等部門建立成果轉化跨部門協同機制，實現政策協同與管理協同；三是建立有效的市區聯動機制，鼓勵各區針對自身科研教育和產業特色構建適合自身成果轉化的創新環境。

 （作者楊亞琴系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鵬飛系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本文為上海市軟科學課題研究∶“上海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三權下放’的實施效果評價及案例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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