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新英格蘭大颶風

2015年7月發行的《環境史》雜志（Environmental history）上刊登了一篇書評，評論對象是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1938年風暴：新英格蘭大颶風的社會史和氣象史》。

1938年9月21日，一場20世紀最強的颶風從大西洋呼嘯而來，席卷美國東北部，吞噬了長島東部海岸和新英格蘭南面海灘，緣于其通過長島和新英格蘭的毀滅性路徑，它也被稱為長島快車（The Long Island Express）。據說到達長島東部和新英格蘭地區的颶風非常強烈，把一整座電影院拔離地面，而電影院里的人群和電影放映員也被一起扔到了兩英里以外的大海。大風、潮水和暴雨疊加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風暴潮，風暴潮被巨浪驅使，在著陸時出現了一座浪尖高達30英尺的水墻，將海岸及附近的建筑物瞬間傾覆。

        

這次發育成熟的熱帶氣旋的突然侵襲，切斷了通訊、電力和鐵路線等基本生活設備，給毫無準備的人們和城市帶來了巨大的傷亡和損壞，它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而且改變了此后氣象局的監測方式，甚至改變了大蕭條時期政府的救助方式和地區經濟復蘇的步伐。

風暴是9月10日在佛得角群島附近形成，由于沒有雷達、衛星，無飛機跟蹤監視，颶風從非洲西海區而來的途中并未經過陸地，加上極少船只進入颶風區，所以氣象人員并不能準確把握颶風的性質和強度。

人手不足的氣象局是幾天以后才發現風暴正朝佛羅里達而來，氣象局的預報人員在當天的天氣預報中盡管有所提及，但并未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初級預報員查理·皮爾斯（Charlie Pierce）正確預測了北端的風暴，但是高級氣象學家卻忽略了他的預測。一個小小的失誤，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直到今天還為人們詬病和警醒。

本書在風暴發生75周年的2013年出版，它融合了科學研究、歷史敘述和社會分析的方法，作者著重從氣象學的角度來解讀新英格蘭大颶風形成與運動的軌跡，也嘗試把歷史敘述、科學闡釋和當代解讀結合起來，梳理讓人措手不及的新英格蘭颶風的前因后果，同時也把這一歷史災難再次推到人們的視線中。

2015年6月1日，因龍卷風而造成的“東方之星”客船沉沒事件，導致超過400人的巨大傷亡。盡管77年過去了，對颶風和龍卷風的預測似乎仍然是個難題。

秘魯城市欽博特的地震災后重建

        

2015年5月出版的《城市史雜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刊載了內森·克拉克（Nathan Clarke）的一篇關于秘魯城市欽博特的地震災后重建的文章《悲劇城市的復興：1970年秘魯欽博特的震后重建》（Revolutionizing the Tragic City: Rebuilding Chimbote, Peru, after the 1970 Earthquake）。

內森·克拉克（Nathan Clarke）是美國明尼蘇達州立大學穆爾黑德分校（Minnesota State University Moorhead）歷史系副教授，作者正在著手深入研究欽博特戰后興衰的環境史，書名為《秘魯西部》（The Peruvian Wild West）。

作為秘魯最大的漁港和鋼鐵工業中心城市，欽博特經歷了一段繁榮發展時期，也是在此時期內，隨著港口和鋼鐵業快速而混亂地發展，由此帶來的污染、妓女、貧窮等社會問題也日益凸顯，所以欽博特被時人稱為“悲劇城市”（Tragic City）。

        

秘魯在1970年5月31日的大地震中損失慘重，但是由于欽博特處于山丘，所以其繁榮地區并未完全遭到摧毀。激進的貝拉斯科軍事政府（1968-1975）趁機鞏固其政權，頒布了兩冊長達兩千頁的復興計劃書，稱為“欽博特計劃”（Plan Chimbote）。反寡頭的軍事政府許諾棚戶區居民合法擁有土地所有權，扶持欽博特在北方的經濟權力，來挑戰利馬（Lima）的地位，希望通過以上兩種方式來讓欽博特變成工業天堂和經濟增長極，以此維持自身的統治。

但是無論在政治、社會還是經濟上，軍政府都未取得理想的效果。隨著秘魯經濟的崩潰和隨后的政治動蕩，欽博特計劃也宣告破產。貝拉斯科政權傾覆以后，重建欽博特從而實現“新秘魯”的愿望破滅了，欽博特仍然是此前那個被混亂的城市發展問題纏繞的“悲劇城市”。

濱海城市與環境的相互作用？

《環境與歷史》（Environment and History）雜志2014年第20期刊載的環境史文章，題名為《濱海城市與環境變遷》（Coastal Citie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作者是來自英國利茲都市大學的斯蒂芬·莫斯利（Stephen Mosley）。

文章揭示了海濱城市與海洋、海岸線的聯系。海洋為沿海城市提供了漁業、商業貿易、運輸、游覽景觀和休閑場所等便利條件，同時又給其帶來了強颶風、海嘯、洪水等自然災害侵襲的危險。

        

很多世界上的大城市都坐落在海邊。如今全球范圍內，大部分的城市居民都集中在近海岸地帶。隨著魚類資源減少、水生生態系統退化、海洋酸化等問題的出現，濱海城市和海洋環境的交融越來越深，逐漸引起環境史家的擔憂。

作者用不同類型的海濱城市為例，探討了城市化發展和貿易、工業、旅游業的繁榮如何影響海岸線的變遷和海洋生態，以及人們如何適應海洋環境的變化和海濱城市生活的挑戰。在談到海濱城市和自然災害的相互關系時，作者介紹了喬治·克蘭西（Gregory Clancey）關于濱海島國日本為適應多發地震、保護居民人生安全，而在建筑工程方面做的歷史性變革。

1891年濃尾大地震發生前，時值明治維新，建筑方面的表現就是雇傭外國建筑師和工程師把“脆弱的”木建筑改造成更結實的泥磚建筑。但是大地震后，西式建筑都被震毀了，而17世紀德川時期建造的名古屋等地的建筑還留存著，于是日本建筑在震后逐漸發展成混合建筑風格，更加適應日本地震多發的地理特征。如今的日本早已經以其成熟的應災措施而聞名世界。

        

莫里斯強調了新陳代謝（metabolism）的概念：水、環境衛生、能源以及運輸方面基礎設施的設計與建設，讓資源涌入城市，與沿海生態系統一起揭示建筑與自然的內在聯系，如同新陳代謝，使得海濱城市與海洋生態緊密相連。

最后，作者還為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建議。為了更好地理解城市和沿海生態系統的長時段聯系，要把兩者視為一體。另外為何沿海環境的惡化未能得到有效治理？立法和政治上是如何反應的？從社會和文化角度分析，環境變化帶來的港口景觀沿革又是哪家歡喜哪家愁？

朝鮮半島上的老虎境況：作為文化意義上的符號

        

《環境史》雜志（Environmental history）2015年刊載了一篇朝鮮半島歷史上對老虎的態度和看法的文章《真實和想象的老虎——朝鮮半島上的物質文化景觀》（Tigers—Real and Imagined—in Korea’s Physic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由約瑟夫·西雷（Joseph Seeley）和艾倫·斯凱倫德（Aaron Skabelund）聯合完成。

Joseph Seeley是哈佛大學研究現代東亞歷史的博士生，Aaron Skabelund是楊百翰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他還著有《狗帝國：犬牙、日本以及現代帝國主義世界的形成》（Empire of Dogs: Canines, Jap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mperial Worl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文章梳理了朝鮮半島歷史上對于老虎的看法。早期朝鮮半島的人們賦予老虎神圣使者、預言家等各種文化意義，但此后的朝鮮王朝，尤其是李氏王朝（1392-1910）時期，視野生老虎為威脅和主要皮毛來源，對其大肆獵殺。

19世紀末，人口快速增長和農業用地的拓展，逐漸侵占了野生老虎的棲息地，威脅到老虎的生存環境。到了日據時期（1910-1945），朝鮮民族主義者重塑了老虎的文化意義，視其為抵抗帝國主義的象征。

雖然傳統意義上對老虎的認識變化并不大，但是20世紀中期，由于持續狩獵和棲息地的破壞，朝鮮半島上的老虎逐漸消失。即使如此，其文化意義神秘感仍然存在。由于老虎的消失，人們又開始對其親近起來，乃至出現懷念老虎的聲音，但是它更多的是文化意向上的老虎。

        

縱觀整個朝鮮半島的歷史，人們大多數都在用打獵或者小圍欄等方式控制老虎的數量，通過各種方式遠離老虎或者為其劃定固定的地方供其活動。雖然民族主義者呼吁人們關注老虎的困境，但是由于朝鮮半島上的人民仍然把老虎視為文化上的象征意義，而不是實物，所以保護老虎的呼吁收效甚微。

以朝鮮半島的歷史來看，作為文化象征上的老虎并不需要大量存在，除非人們改變了人類中心論，讓老虎肆意漫游在朝鮮半島的山林間，不然它仍然只能作為文化象征意義，享受“百獸之王”的尊喻。